編譯■段譽豪　審校■蔡麗伶

20日晚上一個鑽油平台發生爆炸，燃燒了36個小時後，於22日上午在墨西哥灣沉沒，相關公司將承擔嚴重漏油後果的善後問題。

這個名為「深海平面」（Deepwater Horizon）的鑽油平台，是由瑞士泛洋有限公司（Transocean Ltd.）所有，與英國石油（BP Exploration and Production, Inc.）簽有合約，有一個探勘井已鑽探到其極限深度1.8萬呎。鑽井位於路易斯安那外海41英里、紐澳良東南方130英里處，當地時間晚上10點意外發生時，鑽井已被關閉。

海岸防衛隊官員說，井口仍未封閉，每天可能會洩漏出8千桶原油。此外，據報當平台沉沒時，上面還有上百萬加侖的2號燃油或是船用柴油。

越洋發表聲明說：「聯合處理小組無法在平台沉沒前阻止碳氫化合物的流動，我們正與英國石油（BP）與海岸防衛隊密切合作，討論平台沉沒帶來的衝擊以及後續計畫。」

於此同時，失蹤的11名工作人員至今下落不明，存活的機會渺茫。海岸防衛隊的官員於22日說，已經執行了17次海空中的搜索行動，大約搜索了1,940平方英里的範圍。

海岸防衛隊22日擴大了搜救範圍，將包含平台附近3千平方英里的範圍。不過搜救行動預計將於週五結束。

泛洋副總裁羅斯（Adrian Rose）22日說，週二爆炸後生還的工作人員表示，失蹤者可能位於爆炸點附近，而無法逃脫。

國家反應小組已經啟動，區域聯合指揮中心也在紐澳良附近設立，以協調搜救並處理漏油事件。內政部副部長海斯（David Hayes）於21日抵達，以協助協調並回應各項問題。

英國石油執行長海沃德（Tony Hayward）表示，該公司計畫將視需要鑽探一個減壓井。附近的一個鑽井平台可以立即用於鑽探所需的減壓井。

英國石油表示，他們已經準備好超過10萬加侖的化油劑與4架可在漏油處噴灑藥劑的飛機，也已取得美國海岸防衛隊使用這些設備的許可。

英國石油已經做出48小時的油污路徑預測，預期這段時間內漏油的範圍將停留在鑽井附近，另外也對保護環境敏感區域所需的資源做了前期計畫。

起火與爆炸的原因至今未知。未來幾天至幾週內，相關單位將會啟動調查事故原因的計畫，並且評估所造成的損害。

美國總統歐巴馬在白宮對墨西哥灣事故的受難者與其家屬所遭遇到悲劇表示哀悼與祈禱，並指示聯邦政府全力提供協助與所需資源，也要將減輕環境衝擊的處理工作列為第一要務。

歐巴馬要求有關部門盡力處理此一事件，並探究事故原因。他也感謝那些過去幾天為拯救生命與保護環境而馬不停蹄的英勇救難者與政府官員。

（ENS）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提供

■洪申翰

這個月17日APGN（亞太綠人大會）主辦了一場以「我們的共同敵人，紅綠合作的未來！」為主題的會前公民論壇，希望為紅綠勢力──為勞動權益努力的朋友，與關心環境生態的行動者──在現階段的對話和合作提供一些養份。現場來的朋友不算太多，應著本屆綠人大會新引進的會議模式，與會的朋友用分派子題的方式針對紅綠合作的為何與如何、全球化、私有化等問題進行了一些深入的討論。在這場沒有主講人的論壇中，自由的對話形式確認了一些亦新亦舊的共識，但一些核心的矛盾，大都只能被描述性的提出，沒能有太多解決。

時間再往前拉幾天，以工殤協會為號召的幾個工運組織與工會幹部，同樣召開了今年428國際工殤日行動的會前會，針對當天行動訴求及操作模式，做了不少集思廣益的激盪。特別的是，在這個過去以工運、工會團體為主軸的行動議題上，這次也對環境組織發出了邀約。

這樣的招手當然有其原因，除了同為「運動陣線」的友好互動外，今年國際工殤日將選擇以拖延20年的RCA案作為訴求核心,大概是另一個主要因由。

在這個跨國資本以買賣流動和複雜的法律、科學詮釋作為掩蔽的惡劣案例上，RCA員工因為公司節縮環安成本、粗暴地污染環境土地而間接受害，侵害的途徑含括環境與勞工健康，因此多年來一直被認為是勞工與環境團體共同行動的「經典案例」。從去年下半年RCA的重新審理開始，不少過去十多年來的協同團體，再次將行動的氣力聚集在這個跨國資本的暴虐上，具體而微的構成今年工殤日對紅綠聯手發聲的期待。

事實上，當然不只上述幾個被提及的場景，近來高科技產業的設廠和生產過程所引爆的諸多關注──沒有節制的圈地、勞工剝削及有毒廢水排放問題──都讓勞工團體和環境組織重新思考擴大彼此連結的可能性。

資本肆虐 紅綠串聯

資本粗暴的生產擴張，或是國家權力對它的縱容，不是什麼新鮮事，就如同過去的預言一般，它以多重或隱或顯的路徑對各種主體──不管是土地生態還是庶民自身──的生存條件鯨吞蠶食。但當前大結構的發展，在幾個特定的事件後，確實也演化出更為嚴峻的政治經濟趨向。

2008、2009年的金融危機後，「零庫存」取向的生產變革，促發企業生產部門越來越短的生產週期，派遣勞動、對環境審查法規的規避爆量發生，而國家經濟部門卻陷入一種不知所措的焦慮，表面上說要加強對金融資本的體質管控，實質上卻是對這些資本主人全面地媚好。

再來，另一個以提高區域整合為名的經濟架構出籠，進步價值的監督全被「促進發展」的說詞閹割。他們總是說：對不起，我們沒有其他的出路。就如同20、30年前柴契爾夫人說的那樣。

大老闆們在這波發展的大輪下，更顯得嬌貴，動不動就以「生產成本過高」對國家委屈地喊話。問題是這樣地喊話有效嗎？有的，太有效了，甚至有時嬌客們只是使個眼色，國家官僚就乖乖把土地奉上、把法規標準降低。在這輪新的情勢中，以出走或是縮減投資作為要脅，太有效了！

資本影響力的向上翻倍，自然也成為各個運動團體尋求擴大跨界連結的主要動力。其實早在1980年代幾場重要環境抗爭中，在共同對抗威權的架構下，就不乏左翼工作者對環境運動進行理論或分析性的建言，實質參與的也不少。

然而經過20多年的政治經濟演變，工運團體和環保團體也產生了在訴求邏輯上及方法上的不同。環評法規的制定及政黨輪替後民進黨對環保團體在體制內的開放，讓環境行動從街頭移至會議桌上展開制度性的論辯，就是個明顯的例子。這中間也有許多倡議者試圖用各種方式，希望促成兩邊的有機串接，不管是在特定議題的共同作戰、自國外引進紅綠合作的思潮，或是制定能互納彼此的政治行動綱領，都為後續的聯合打下了不同程度的基礎。

拉回現下，新的政經情勢觸發新的合作期待，大家都嘗試勾勒聯合的圖像，探詢行動和政治上的可能性。但除了當前這層盼望外， 我們究竟有沒有能力為求打造更好的串接基礎，再進行一些有意義的追問和尋答？

矛盾解決了嗎? 怎麼辦?

舉例說，污染嚴重的後勁五輕在民國76年（1987）時做出25年後會遷廠的承諾將屆，環保團體卻發現中油絲毫沒有任何的遷廠動靜，而五輕的員工也在前些日子大動作跳出來表達遷廠將危及他們的工作權。紅綠的合作架構要怎麼看待這個真實的案例？坦白地講，這並非什麼了不起的新提問，這是個古老的舊問題。APGN的公民論壇上，資深工運前輩陳德亮講得含蓄，他說：「勞工關注的是肚子的問題，環保團體講的是『我們只有一個地球』，這中間的差異，我們都還需要一些時間互相學習。」

這個老矛盾，在過去也常被提出，但多是被迂迴地處理：提出共同的政治綱領，或是透過某種教育的方式，期待勞工出現一些自我綠化的意識。其實我們心裡都明白，這些做法對於解開矛盾，效果還是有限。而，能不能先擱下呢？當然可以，這些合作議案的實際工作計畫橫擺眼前，執著在此似乎可能只是拖慢了前進的腳步。但，回過頭再問：這個基本老矛盾如果不正面地共思處理，會不會讓所謂的合作，只是成為一種特定議題的偶發聯手？如果類似RCA這樣能夠包含紅綠面向的議題不存在時，或像五輕遷廠案例發生時，我們就只能退回各自原先的立場嗎？

或許我們可以問得更「進去」一點。到底環保團體的議題制定和操作，在階級面向展現什麼？如果說，環境運動某個內在的特徵，就是在空間的宰制權力上作出挑戰和鬥爭，那鬥爭出來的是誰的空間？其實，這也不是什麼新的問題。作為一個環境組織的成員，並不想為這些問題先作太多泛道德的預設。如果我們先不問到底要如何合作，這一連串的問題是否能成為一面鏡子，照映出我們平常所忽略的訴求及行動邏輯的基礎？是否能反射出其中可能的保守性格？

把情況稍作極端一點的推設，對一個幾乎不具選擇權的底層勞工而言，環境團體的訴求主張對他們的意義是什麼？當「選擇的資本」依舊匱乏時，環境概念的溝通有可能對他達到什麼改變嗎？我們幾乎可以斷言，如果環境團體在訴求及行動的操作上，無法觸及基層勞動者以「生存」作為主旋律的生命政治時，這中間的矛盾還是不會被解決的。

事實上，有一個正在發生的案例，或許可以為這麼多糾結複雜的問題提供一點啟發。

矛盾主體的真實關照成出路?

嘉義縣梅山鄉太和村長期以來一直是台灣重要的高山茶生產聚落，但大規模且單一地種植高山茶所帶來的水保危機，也持續的被環保團體詬病。詩人鍾永豐先生在擔任嘉義縣文化局局長時，雖然意識到了可能的危機，不過卻也發現，這個生態上的未爆彈，其實是被茶作產業的經濟結構所牢牢鏈鎖的。

台灣的高山茶品味架構長期以來都以一種「清香程度」作為評鑑標準，茶商在此種單一的品味詮釋下，當然只願向茶農收購能夠達到「清香」的茶葉。遺憾的是，想達到這種味覺「清香」，只能用除草砍樹、單一且大規模的方式來種作。

顯而易見地，如此茶作模式所投射出的，當然就是山坡地樹木根著不夠的水土保持問題。換句話說，如果強硬要求茶農換一個對水保友善的方式農作，茶農首先要面對的，就是因為無法滿足大眾對高山茶的「清香」期盼，種出來的茶葉將沒有茶商願意收購。對茶農來說，是非常真實的生計考量。

88風災後，太和村遭逢巨大的重創，是否肇因於高山茶的種植方式，各有說法。但鍾永豐希望抓住這個當地茶產業的危機時刻，進行一些具體的變革。首先他夥同一些文化工作者進入村莊，希望透過文化工作者和茶產居民的互動，產生一些文化品味轉化的先期效果。同時，也尋找願意改變種植方式的茶農，開始在茶產梯田上種樹，打出「生態復育」的概念作為消費號召，以一種訴求對生態友善的文化包裝手法，為此種茶作方式的口味／品味確立一個新的環境文化認同，希望能在高山茶的市場上，爭出一些空間。

目前這個計畫正在進行中，能夠達到什麼樣的成效，也還未能驟下斷語；而且，這例子確實和被迫與工業資本利益綑綁在一起的基層勞工處境有所差異。不過，它以一個細膩介入的方式，觸及了某個對環境有所危害的產業鏈經濟過程，及更為內在的文化品味認同，這或許是我們在面對環境與工作權衝突時，滿有參照價值的做法和態度。

跨界合作所帶出來的追問，其實是個發現「運動的自我」的大工程，這裡似乎也只能丟出一些自己的思考和困惑，期待這個過程能有更多的討論和激盪。

但可以肯定的是，這些問題都不會只從空浮的思想論詰就能得到答案，真實行動中的反省，才是能提供答案線索的意義來源。

最後，還是想要帶點八股地為428國際工殤日的集結行動作點宣傳。這場集結最大的行動意義應該不是來自這般那般的「紅綠合作」，而是，整個社會國家真的欠這些工殤者太久了。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執行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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