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譯■康家瑜　審校■蔡麗伶

比起使用化肥和農藥，使用自然農耕法的有機農業在非洲國家收穫豐碩，不只是農人得利，消費者也獲益。

非洲在2050年之前需要將農業生產力提高3倍，才能配合他們的人口成長。

國際昆蟲生理生態學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of Insect Physiology and Ecology，ICIPE）前主任漢斯黑倫（Hans Herren）表示，很難確切說出一個國家糧食安全的水平必須達到多少，但如果一個國家能夠確保生產人民需求熱量至少50％的糧食，就算是不錯的狀態。

ICIPE是一個設在肯亞姆比塔（Mbita）的研究機構，他們研究昆蟲，因為「昆蟲常常造成整片作物的損失，以及破壞一大半儲藏的農作物」。

根據一份黑倫協同主持、4百名科學家參與的糧食農業組織研究結果，小農和有機農業是確保非洲大陸糧食安全的最好方式。

研究報告也指出，大規模的農業是有幫助的，不會耗盡土壤，也不會影響氣候變化。此外，貿易不能主宰農業，只能偶一為之。

該報告認為，世界需要一場新的「綠色革命」，和亞洲40年以前以機械化、農藥和化肥提高農業生產力完全不同。

提高生產力的途徑已被證明不能永續發展。「農業產生了溫室氣體排放量的32％。」黑倫指出：「當今我們面對氣候變化和土壤侵蝕流失，不能繼續過往的方式。我們需要轉為永續或有機農業。」

肯亞有機農業網絡（Kenya Organic Agriculture Network，KOAN）執行長凱力（Eustace Kiarii）補充說：「我們必須改變出口導向、以自由貿易為基礎的大規模農業生產模式，並且應該要發展永續在地的國家和區域市場。」KOAN是肯亞國家有機農業協調機構。

在一個國家裡，若99％的農民自己擁有0.25到2公頃土地，而且農民也沒有能力購買農藥和化肥時，有機農業似乎是出路。

ICEPE的印度科學家汗教授（Zeyaur Khan）解釋：「非洲的綠色革命將採取來自基礎應用科學的低成本技術。這些技術將著重在糧食安全和小農生計，而不用到額外的資源，例如雜交種子、農藥和肥料。」

但有其他不一樣的作法。非洲綠色革命聯盟（The Alliance for a Green Revolution in Africa，AGRA）即致力於推廣化肥和種子，以迅速生產更多糧食。AGRA是一個由洛克菲勒和比爾蓋茨基金會資助的非政府組織。

「但是如果糧食產量增加太快，兩年後我們會糧食過剩，價格下跌。」黑倫說：「而我們的需求正好相反：為農民獲得足夠的收入，提高農產品的價格。」

推廣有機農業的綠色夢有限公司（Green Dream Ltd）的創始人卡湖布（Su Kahumbu）補充說：「有機食品的需求在內羅畢越來越大，也因此為農民帶來更好的收入。然而，接下來面臨的挑戰是要增加產品的價值，例如說做成果汁或果醬。」

那她的組織是否會針對國外市場呢？「我們的首要責任是先讓肯亞人民飽足，出口以後再談。」她答道。

黑倫做了結論：「這是政策的問題，受到本地和海外的政策影響。」他認為主要問題是，西方世界在農業補助上一天花費10億美元。

（IPS）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提供

■倪世傑

在今年4月底，玻利維亞政府於柯加邦巴（Cochabamba），舉辦了一場名為世界人民氣候變遷與地球母親國際會議（The World People's Conference on Climate Change and the Rights of Mother Earth），總統莫拉萊斯開宗明義提到，這一次會議的目的，是要提倡原住民尊敬自然的傳統價值，同時批判資本主義，因為這不僅是此一全球氣候暖化根源，同時也是全世界不均衡發展的源頭，而地球母親的最大敵人，就是資本主義。

玻利維亞，不僅是過去殖民主義與新殖民主義下的受害者，現在更是見證了全球氣候變異。南美洲玻利維亞境內安第斯山脈上，有1.8萬年歷史的恰卡塔雅（Chacaltaya）冰河，自科學家拉米瑞茲（Edson Ramirez）於1991年宣告冰河消失開始，到2009年底，整條冰河已經融化光了。

這條冰河位居海拔5,220公尺的高山當中，終年嚴寒，但全球暖化卻讓這一條冰河消失無蹤，直接影響玻國首都拉巴斯與厄瓜多首府基多的水源供應；換言之，這些國家絕大部分民眾4百年來不僅並未嚐到資本主義發展的果實，反而在21世紀初就準備飽嚐氣候變異之害。

莫拉萊斯總統警告：「全球暖化將導致安第斯山脈和喜馬拉雅山脈的極地冰帽與冰河溶解，某些島嶼將會消失在海面之下。」除凸顯臨場感與迫切感之外，諷刺的是，玻利維亞從上到下皆無力阻止冰河溶解造成的困境，而工業化國家則還在為溫室氣體排放量斤斤計較。

《No Logo》、《震撼主義》（The Shock Doctrine: 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作者克蘭（Naomi Klein）也參加了這一次的會議，她在《國家》（The Nation）雜誌撰文表示，造成玻利維亞冰河融化的原因不在該國本身，而是在已開發國家的高速公路以及重工業區。即便在哥本哈根峰會上，玻利維亞與南太平洋島國吐瓦魯的代表，不斷地急呼他們即將遭遇的毀滅性影響，但北方工業國家與開發中國家中的工業大國，則是透過行動直接了當地闡明他們不大需要與小國家進行合作。

美國總統歐巴馬在哥本哈根關起門來與中國國總理溫家寶的密談，溫家寶、巴西總統魯拉、印度總理辛格以及南非總統朱瑪也另外闢室密談，這些行動也確實令小國大為光火。玻利維亞和厄瓜多這兩個社會主義政黨執政的國家，不甘成為這場排放大國主導秀下的橡皮圖章，索性在哥本哈根的協定中罷簽，但這也招致美國的小型報復，美國政府分別砍掉了這兩國合計550萬美元的減排補助。

美國政府的作法，看來就像施捨，聽話給糖，作怪就拉倒。從大國的角度出發，這550萬美元叫做「氣候變遷外援」（climate aid），若從小國利益來看，這充其量只能說是大國的遮羞費，是工業國家發展200餘年來必須支付的「氣候變遷債務」（climate debt），在這2百餘年間，工業國家佔用世界資源發展經濟，並在各項國際氣候峰會中壟斷了大氣層的使用權，近乎圈地式地瓜分了在大氣層以內的排放量，因此，工業大國欠下的氣候變遷債務至少包括「排放債」與「發展債」，對一些氣候敏感地區國家而言，氣候變異導致移居人口增多則又多了「移民債」。

玻利維亞的國際氣候邊遷會議無疑是一大創舉，這場會議的主軸徹底翻轉了「攝氏2度」的議題設定，而直接對資本主義生產體制開砲，毫不含糊地造成氣候變異的原因。

此外，凸顯去年12月哥本哈根會議中淪為少數大國戰場、受害小國無力決定自己命運的困境，並提出一個與自然生態和諧發展的前景。玻利維亞副總統，同時也是前游擊隊員加西亞（Alvaro Garcia Linera）表示，地球母親不僅僅是一句口號，它代表著一種新的生產方式，一種新的與自然連結的方式，這種連結不是掌控而是平等。

加西亞同時借用羅莎盧森堡的名言：「選擇社會主義，還是選擇野蠻？」提出「我們要選擇地球母親，還是選擇野蠻？」的新口號。

從哥本哈根到柯加邦巴，我們的確可以區別出兩種截然不同的環保運動：前者是當前主流，不反對當前資本主義與發展目標，強調與政府以及國際機構合作共同解決氣溫上升問題；後者直接挑戰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正當性，氣候變遷不僅是一個問題，而且是鑲嵌在該生產結構中的組成部分，推動全球民主而非大國專制、建立一個與自然和諧共存的生產體制，才是未來的出路。台灣的環保運動，選好自己位置了嗎？

（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候選人）

■馬康多

「全民做環保，落實地球日精神！」、「十大無悔措施」、「一人一日減碳一公斤之生活減碳運動」……台灣政府總無視於台灣排碳量有53％來自工業生產、石油出口量比總交通用油量還高出40％的結構性問題，努力將氣候變遷議題，歸因個人生活。然而何謂真正以民為主的氣候變遷政策，則可由4月下旬於玻利維亞舉行的世界人民氣候變化與地球母親權利會議（World People's Conference on Climate Change and the Rights of Mother Earth），以及台灣舉辦的亞太綠人會議，提供探索的脈絡。

從哥本哈根到柯加邦巴

世界人民氣候變化與地球母親權利會議的舉辦緣由，是因玻利維亞原住民籍總統莫拉萊斯（Evo Morales）以及諸多非政府組織，對去年底哥本哈根會議的程序與結論的不滿，故於極富象徵意義、曾成功對抗水資源私有化的柯加邦巴省舉辦。3天的大會中，探討的議題廣至經濟結構轉移、與自然和諧共處、原住民權利等，亦細至針對碳市場的闕漏、技術轉移、行動策略等。最後大會的宣言中，提出了以下幾個重點：

應維持大氣層中的二氧化碳濃度在300ppm以下，防止增溫超過攝氏一度。

要求已開發國家應透過削減與吸附溫室氣體排放，達成「大氣層的去殖民化」；且應承擔發展中國家在減量、調適以及技術移轉上所需付出的成本；並針對氣候移民的接納，修改移民法規，確保其生活權利。

反對缺乏法定效力並導致全球增溫四度的哥本哈根協定，強調於年底坎昆氣候峰會上，應是就京都議定書加以修正，延長其時限至2013年至2017年，並規範已開發國家的削減量應較1990年的排放水準減少50％，且需排除境外碳抵減。

已開發國家應承諾提供至少6％的GDP，建構調適基金，協助發展中國家評估與因應氣候變遷的衝擊。

反對大型的農業企業（Agribusiness），以及與生物有關的智財權規範。應以原住民與小農所採用農耕方式為基礎，建構永續農耕型態。

譴責將妨礙人民自治權利的「減少毀林及森林退化造成的溫室氣體排放」（REDD）機制，並反對UNFCCC將單一植栽視為森林的一類。

亞太地區的氣候威脅

而這次於台灣舉辦的亞太綠人大會，則是邀請到全球氣候正義運動的領導者之一范達娜．席娃（Vandana Shiva）以及氣候變遷的受害國吐瓦魯總理進行專題對談，另分別規劃亞太地區氣候變遷的減緩與因應兩場論壇。在議題工作坊上，亦針對碳交易與能源稅與氣候變遷與青康藏高原的畜牧業加以討論。此番安排促使來自氣候變遷的加害者與受害者的亞太綠人們，共同思索新的方向與策略。

根據多項的評估報告均指出，亞太地區受氣候變遷的影響甚劇，席娃博士既指出恆河源頭的Gangotri 冰河，平均每年縮減23公尺，而過去10年間，喜瑪拉雅地區的河川，已有高達75％枯竭了，導致原本仰賴其維生的村民得向外購水。而颶風的強度亦日益增劇，影響區域甚至可達不丹。她強調：「當我們談論氣候災難，我們並非談論一百年後將發生的狀況，我們談論的其實是今日。」

來自密克羅西亞的代表，則是強調太平洋島國因海水上升，面臨淡水鹽化的衝擊，伴隨著降雨型態的改變，迫使民眾必須重低地環礁地區遷移致火山島區。

面對上述的衝擊，因應與調適之道絕非僅仰賴由上而下式的集權式指導，而是來自社區為主的調適行動，如席娃博士即強調，應以原住民默識知識作為氣候變遷調適策略規劃之依據。反觀台灣雖高喊著台灣屬於高氣候脆弱度的國家，亦高舉氣候變遷對國土的衝擊作為劃設禁建區、遷村的理由之一，完全忽略如何採行以及建構社區為基礎的調適策略（Community-Based Adaptation）。

註定失靈的碳交易

在加害者的角色上，根據分析，2008年時亞太地區的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是1990年的2.3倍，增加速率比全球平均高了60％，而台灣的增加速率在本地區的主要排放源中，排名第四，僅次泰國、中國、印尼。

但另一方面，亞太地區中，各國的排放結構迥異。如香港、紐西蘭、日本等國，其碳足跡為該國碳排放量的1.2倍以上，顯見該國的大量消費，導致了他國的高額排放。但另一方面，台灣、中國、泰國、馬來西亞的碳排放量均較碳足跡小了20％以上，凸顯藉由耗能產品出口謀求GDP的增長的發展模式，導致上述各國進貢了高額的環境涵容能力。而各國在減量政策的倡議上，目前雖然尚未針對其結構特性提出個別分析，但最大的共識則是目前各國碳交易制度的設計，完全無法發揮作用。如來自ECOLO Japan的今本秀爾既指出碳交易制度有5個系統性的侷限：

導致大排放戶產業跨海轉移至「污染天堂」。

將受到經濟衰退與全球金融市場變化巨幅影響。

無法抑制能源消耗的快速成長。

總量管制效力不足。

因利益因素，導致某些部門與產業刻意被排除在履行減量責任之外。

而澳洲綠黨代表亦不認同目前執政政府推動的碳交易制度，反對目前50％以上的排放額度被免費核配給企業的設計，以及境外抵減的設計。而澳洲綠黨近期提出儘速課徵每噸二氧化碳20元澳幣（約6百元台幣）的碳稅的訴求，亦獲得該國72％以上的民意支持，認為陸克文執政陣營應儘速與其就此倡議進行協商。

針對現行國際的碳交易與碳抵減制度的運作，席娃博士則直接批評，因為清潔發展機制的不當運作，反倒使印度的污染產業持續增長。而巴布亞新幾內亞的代表亦表示，目前該國已有許多來自澳洲的碳交易掮客，在遊說地方政府進行不當的碳抵減計畫，而由於資訊的不對等，該國公民團體難以有效監督，呼籲亞太地區的綠人組織研擬共同行動對抗這種情形。

對照亞太各國對於碳交易市場以及境外碳抵減的憂慮，台灣目前抗暖政策卻是意欲以境外碳權作為達成2020年的減碳目標的主要手段。如根據目前提出的減量規劃中，仰賴碳權購買的額度竟達到3千3百萬公噸，佔總減量的15％以上。

面對氣候變遷此嚴峻的危機，從柯加邦巴省以及台北所匯集的聲浪均可知，仰賴既有政治體制的調整或是市場機制的自動矯正，均難達成系統性的翻轉。而系統性的翻轉，除了建立「活碳為基礎的經濟體」（註）的共同願景，我們亦需要使當前政治體制脫離污染者與全球資本的綁架。因此，如何推動政治制度的綠化，此將是無可迴避的挑戰。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理事）

註：Vandana Shiva博士指出，目前仰賴化石燃料的經濟體，是仰賴死亡的碳（Dead Carbon）；而農業等以土壤為基礎的經濟體，是將碳活化利用（Living Carbon），屬於活碳經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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