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柏儀

今年4月15日晚間，比平日更多的英國民眾，打開了電視螢幕，為的不是平常熱門的足球比賽或真人實境秀，而是為了5月6日即將到來的大選，英國首次舉辦的「政黨領袖電視辯論會」。

這場長達90分鐘的辯論會，由工黨的布朗（Gordon Brown），保守黨的卡麥隆（David Cameron），和自由民主黨的克萊格（Nick Clegg）3位政黨領袖參與進行。透過主持人選取觀眾現場提問，由候選人各自發表意見，並相互回應。議題從移民、治安、教育、軍事、醫療到社福改革等，不一而足。

看在外人的眼裡，可能驚訝，號稱老牌民主國家的英國，原來足足比美國晚了50年才舉辦了競選電視辯論會。但令人更值得思索的或許是：從這3個人的辯論中，傳遞出了什麼樣的英國政治訊息？

如何因應「後經濟危機」

很明顯地，2009年起發生的金融海嘯和經濟危機，至今仍深深地影響著英國與整個歐洲。從危機發生以來，為了挽救不斷攀高的失業率和搖搖欲墜的金融體系，英國工黨政府投入了巨大的預算，一方面對各家銀行進行抒困、使其國有化，另一方面則介入勞力市場，創造公共就業並提供失業給付。這樣的「救市」行動，種下了英國國家債台高築的結果。而究竟該如何繼續因應經濟問題的後續，也成為了當前英國首要的辯論問題。

這一問題上不同的立場，從辯論會的開頭就展露了出來。主張危機時刻公共預算投入必要性的布朗，屢屢批評保守黨所主張的刪減預算計畫，將帶來更嚴重的危機。布朗開頭就指稱：「當前不是個一般的時刻，這也不會是個一般的選舉。……若做錯了選擇，英國恐怕將遭遇加倍嚴重的蕭條。」

相對地，代表保守黨的卡麥隆則聲稱：「重點是要減少浪費，而不是要加稅！加稅只會減少工作機會，並讓經濟更難復甦！」、「保守黨才有辦法處理國家負債，讓經濟變得更好，避免提高稅收。我們可以打造一個『更大的社會』（a bigger society）！」

這樣「擴大預算vs.刪減預算」的爭論，在不同的議題中一再出現。例如當討論到教育問題時，布朗頻頻質疑卡麥隆：「你說學校要更有創造力和更好的教育，需要有足夠的優良老師。但你卻打算今年刪減十億英鎊的學校預算？」而卡麥隆則聲明回應：「我是說要減少浪費！」、「而且，你打算增加全民健康保險的收費，將會讓學校得付出更多的錢在教師上，而沒有經費來辦教育。」

然而，工黨和保守黨儘管在這個議題上表面上有歧異，但實際當只是程度上的差別而已。刪減公共服務預算是他們共同的本質。一個朋友向我分析：「差別就只是：保守黨要推行的刪減預算計畫，是1930年代經濟蕭條以來最大規模的一個。而工黨要推行的刪減，是1970年代石油危機以來最大的……」

立場相對模糊的自由民主黨，除了偶爾提出諸如「要長期解決財政黑洞，我們應該要對銀行的獲利課10％的稅」的個別主張外，則一再說服選民「要追求超越傳統兩大政黨之外的選擇」，而沒有介入這場戰局。但黨魁克萊格以誠懇的談吐、直接稱呼提問者的名字進行回應、並舉出自身的親身例子來傳達各種理念等方式，贏取了辯論會後民調的冠軍。當布朗與卡麥隆爭得你死我活時，克萊格的一句「他們越互相攻擊對方，卻就越像同一個樣」，為他帶來了超脫的清新形象。

英國主流政黨的共同本質

不論是三黨代表在辯論會上各自表態或互相攻訐，仔細觀察後將發現，在諸多議題的立場上，他們實際上有著高度的共同性，而頂多只有程度上的差別。

首先，儘管在討論面對危機之後究竟要「加稅並擴大預算」，抑或要「減稅並刪減預算」的立場上，三黨間可能有著些微爭執；但倘若把問題上升到如何面對此次危機的根本來源──資本主義秩序，以及其中的金融資本運作邏輯──三黨之間恐怕沒有差異，都是採取著全盤接受的立場。在這樣「不思索如何治本」的前提預設下，究竟是要採取「大政府」或是「小政府」的模型，恐怕也只是不同的短暫治標方式的辯論，最終仍無法避開在資本主義邏輯下，下一波危機的到來。

再者，這樣的資本主義國家發展模式，其實是以「既排斥、又利用外來者」來形成的。當辯論會討論到英國的外來移民管制問題時，三黨代表都表達了高度排外的移民管制立場。先是布朗說到：「我已引進一種移民積分制度，讓沒有技術的勞工無法移民到英國工作。……我遇到一個正在受訓的廚師。我跟他說，等到我們國家能訓練出更多廚師，我們將不會允許任何非歐盟的廚師前來工作。」接著，保守黨的卡麥隆則說：「光是積分制度是不夠的，還要有『總量管制』！」而自民黨的克萊格再補充：「要引進『區域管制』，讓移工只在限定的地區能工作。」有趣的是，話講完後，他們還公開強調「我們是一個包容外來者的國家」。但實際上，此種「利用他人、成就自己」的排外思考，只將更加強化當前國際間的不平等政治經濟關係。

甚至，日益崩解的社會秩序，只被期望以更多的鎮壓工具來解決。當討論到了治安問題，三黨不約而同地表達了解決方法，就是「加強警力」。卡麥隆說：「重點就是要增加警力，讓更多警察在街頭巡邏。」克萊格則說：「與其浪費數十億元去推行身分證，不如把這些錢拿來增加警力，足足可以增加3千名。」彷彿更多的警察巡邏，就能夠解決英國的治安問題。

但是，犯罪率高漲的問題，真的靠更多警力就能解決嗎？許多犯罪學的研究指出，犯罪者往往都有其「社會原因」。擺在當代英國的脈絡裡，隨著日益增高的貧富差距和失業問題，青年面對著貧窮和無意義的未來，選擇吸毒和犯罪往往只是破敗社會環境下的結果。不指出這樣的結構問題而只訴諸簡單的加強警力，恐怕對解決問題仍是緣木求魚。

平庸表面化的電視政治

或許，這些英國政黨的共通內涵，恐怕才是更需要各界關注的。儘管此次選舉不少政治人物依循美國總統歐巴馬，打出了「改變」（change）的口號，聲稱要打造「新的政治」；甚至在野兩黨浮出檯面的領袖，都是比過去更加地年輕（保守黨黨魁卡麥隆僅44歲，自民黨黨魁克萊格更只有43歲），但在「年輕、改變、新政治」的表象之下，深層裡對資本主義秩序的高度接受，恐怕根本沒有被絲毫改變。而這也顯露了當前英國政治的表面化、平庸化：在電視辯論的激辯中，根本的問題來源卻從來沒被爭辯。

很明顯地，英國的主流政黨已放棄了對資本主義進行根本改革的任何努力。不但勞工與資本對立的剝削問題，無法躍上舞台成為辯論的議程，連因資本主義而來日益嚴重的環境破壞問題，也不被政客在乎。這是經歷上世紀80年代保守黨柴契爾夫人的激進市場化改革，以及90年代英國工黨拋棄階級政治，以「新工黨」面貌由布萊爾取得政權後，延續至今的英國當代政治光景。

一位政治評論家在觀看後指出：「布朗不像克萊格表現良好的原因是，他不知道，競選電視辯論的重點不是『邏輯』，而是『情感』。」這或許是電視媒體政治時代的事實。但倘若人們果真更加地囿於政客營造的表象，而無法思索、觀察「問題的根本」，那麼，任何政客口號上高喊的「改變」，恐怕結果不但是「不變」，還將帶來一個更令人悲觀的未來，不是嗎？

（青年勞動九五聯盟執委）

■周祝瑛

日前馬英九總統表示，陸生來台無法解決現階段私校招生不足問題，建議將觸角伸到東南亞國家。對此，教育部長吳清基表示，將以全英語教學吸引外籍學生來台就讀。面對這樣的可能政策，我認為極為不妥而表示反對，對本國學生，目前用中文教都可能學不好了，如果大學又將大幅增加全英文教學環境，那後果真是堪慮！

如果「外籍生』需要全英語環境，那何不勸他們選擇英美各國去就讀，幹嘛需要來台灣？許多人來台灣，除了政府提供台灣獎學金而到台灣讀書外，最重要是來台灣學中文，尤其學繁體中文。來台灣留學，卻不用中文完成學業後，不會中文溝通，這不是很奇怪嗎？為了這些外籍生，打造全英語環境；那對本國生呢？全英語環境是不是教學效果比較好？答案是否定的。許多英語授課的大學老師都有同感，開英語課程根本少有台灣同學選修，連外籍生都不一定來修課，主要還需看課程是否真有國際化與英語教學的必要。對於東南亞與東北亞學生，英語授課反而會讓他們怯步而不願意來上課！中文才是吸引他們來台留學的主因！

另外，幾週前在美國一場國際會議中，韓國代表對於未來5年內韓國如首爾大學等學校60％課程的將以英語授課十分得意，卻引來各國嚴厲批評。尤其是不少美國學者，認為韓國如此的做法真是不可思議，怎麼會為了所謂的國際化與招收外籍生，讓培養社會菁英的大學獨尊英語教學，而忽略本國優勢語言？讓本國大學生用不熟悉的英語學習大學專門科目，怎麼可能學得更好與更深入呢？這和各國、尤其是許多歐洲國家重視本國語文的做法，大相逕庭！與會人士大多質疑韓國政府的上述擴大英語教學做法，也非常不看好。

反觀台灣，日前第二期頂尖大學計畫，教育部即宣稱要一流大學招收25％外籍師資，消息傳來，立刻引起學界的批評，認為不切實際，也會挫傷本國大學教師的士氣，期期以為不可冒然實施。相對之下，為了招收外籍生就要求各大學充實具備全英文教學環境，也同樣有捨本逐末之嫌，不可不額外謹慎。招收外籍生，大學中可以在國際化環境上多加著墨，鼓勵本國學生利用機會多與外籍生交流（可以用英語交流）。但是，為了少數外籍生，不顧大學師生、課程需要與現實環境的限制，把教學現場全變成英語，那將會自暴其短，也失去台灣招收外籍生的優勢（華語教學與文化），希望主管教育當局慎思！

（政治大學教育系教授）

■羅德水

台北市議員李文英日前在議會質詢時指出，「台北縣國小學童的英語課時數彈性，課程時數比北市多」，她擔心北市學童將輸給北縣。對此，台北市教育局長康宗虎則回應，每週2堂英語課「確實不夠」，應有時間複習，甚至進行抽測。康宗虎認為，北市與北縣是良性競爭，不過北縣的作法讓北市「已有警惕心」，他將就相關議題再研議，未來若確定加開英語課，可能會利用國小每週三下午的社團時間。

除北市研擬以社團時間加開英語課外，據媒體報導，桃園縣也準備從民國一百年開始提前至小學一年級開始上英語課；高雄市則允許學校利用彈性課或其他課內時間加課，高年級可排三堂課，中年級兩堂課，低年級一堂。

觀察各方反應，台北縣活化課程一案發展至今，似乎正朝我們最不樂見的方向發展，也就是，原本應該適性發展的國民教育，在台北縣率先全面強制加課之後，已經成為各縣市間的軍備競賽，嚴重悖離國民教育基本宗旨。

從台北縣政府恣意加課以來，整起事件一言以蔽之，首長民代迎合民粹、教育官員棄守專業、學生家長無端恐慌，不啻為最負面的教育決策模式。

一、首長民代迎合民粹：表面上，前面提及的市議員質詢內容，看起來也是出於為北市學童好，擔心台北市學童因為台北縣的加課而被比下去，但實際上，卻具體反映台灣民選首長、民意代表迎合民粹的心態，殊不可取。諸如此類把教育議題當作政治秀的例子多不勝數，小者如台北市長郝龍斌在兒童節前夕公開宣示，兒童節期間不能出作業，收假一週內學校也不得進行測驗等；至於影響重大的民粹決策，則諸如前台北市長馬英九要求增加國小國語授課節數、以及這次台北縣無視各方意見執意增加國小英語課等。

二、教育官員棄守專業：縣市長以及民意代表均為選舉出身，許多重要政策難以擺脫選舉考量，或許並不意外。讓人失望的是，從以往諸多縣市首長錯誤教育決策模式觀察，中央與地方教育官員大多時候不僅未能適時發揮教育專業，甚至反過頭來為首長的錯誤決策開脫，成為錯誤決策的幫兇。例如：當首長以提升學生國語文程度為由要求增加國語課時，教育官員就幫腔表示，台灣的本國語言學習節數落後於鄰近國家；當首長以提升國際競爭力為由要求增加英語課時，官員們又緊接著附和說，台灣的競爭對手早已經從小一開始上英語課云云。於是乎，教育官員成為執行縣市首長錯誤教育政策的工具，迎合長官意志遠遠比捍衛教育專業來得重要。

三、學生家長無端恐慌：即便依照九年一貫課程的低標，台灣的中小學學生每週上課時數尚且名列世界前茅，在縣市長競相加課下，學童壓力更是有增無減。當初部分人士宣稱延長學童在校時間，可以減少補習時間的說法，顯然也並非事實，學童並未因為留校時數延長就減少補習時間，甚至徒然製造家長恐慌，將不當壓力向下延伸。

台北縣活化課程一案發展至今，確實已經成為負面的教育決策模式，解套的方法無他，回歸國教本質、遵守課綱規定、依循學習理論，還給孩子適性學習的空間。

（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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