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柏謙

曾經看過1930年代大蕭條紀錄片或攝影作品的人，或許還會有印象，最常出現的景象之一，乃是滿街失業的勞工們，胸前掛著「Will Work For Food」（願以勞動換取溫飽）的醒目紙牌；這一幅幅畫面，也成了日後資本主義危機時期失業勞工悲慘處境的經典代表。

只是，這樣景象在新一波的經濟危機的推波助瀾下，似乎不再足以代表這個年代經濟危機的最新發展。最近一期時代週刊報導：美國失業率居高不下情況下，競逐實習工作不再是大學生與青年畢業生的「專利」，越來越多美國中高齡失業者，在恐懼失業期間空白履歷不利於日後求職的壓力下，與原本就已經為數日漸增加的青年實習族，被迫共同競逐低薪、甚至無薪的實習工作機會。一位受訪勞工律師下了令人觸目驚心新註解：我們似乎正從「Work For Food」進入了「Work For Free」（免費勞動）的歷史新階段！

想工作? 先排隊實習

「法律上是不是應該容許無薪實習？」

這個提問，最近在美國輿論與社會引起了廣泛的爭議與辯論。爭議的背後，其實正反映了所謂「實習制度」的霸權，已悄悄地在全世界各地的資本主義國家，建立起牢不可破的正當性，而金融危機正加深並擴張它的趨勢。

根據美國全國大學與雇主協會的統計，至2009年最新的統計，美國大學生中已經有超過5成的畢業生，在畢業前為了增加個人求職履歷的工作經歷，擁有在大學階段從事實習工作的經驗，而這個數字，在1992年的時候僅僅只有17％左右，短短不到20年間，實習制度在美國不斷地擴張，成為大學生為了日後求職「沒有選擇而必須」從事的「競爭的一環」。保守估計，這些實習工作，有3分之1到一半甚至是無薪實習！

近日爭議最主要的起因是，為了釐清在美國實際上越來越氾濫的實習制度，歐巴馬上台後，新的勞工部日前根據既有法令，發布了一份行政命令，正式確認多數的所謂實習工作屬於雇傭勞動，因此雇主（實習主）最起碼應該要給付給實習員工最低薪資以及加班費等等的相關保障。基本上，這不是一份新的法令，而僅是根據舊有的公平勞動標準法來釐清過去藏污納垢的「實習制度」。

然而，這份依法解釋要求給予勞動最低報酬的行政命令，沒想到卻在美國引起軒然大波，資本家企業主抱怨跳腳之餘，連連恐嚇不再提供「寶貴」的實習經驗給勞工（彷彿實習機會是一種來自企業給勞工的恩寵），連全美各大學的校長也急著跳出來抨擊勞工部，包括加州大學、西北大學、紐約大學等13所知名大學校長，竟然聯名致信勞工部，力陳實習制度對大學生是多麼寶貴的「學習經驗」，勞工部要求給付最低薪資將使得「優秀企業」對提供實習工作機會卻步！呼籲勞工部萬萬不可「依法行政」保障學生的權益。

要求最低工資竟成奢求

隨後，美國經濟政策研究院（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EPI）針對校長聯名信所發表的回應，清楚地回應了企業主以及校長們的荒謬論述。事實上，EPI的回應和聯盟過去的論述極為類似；簡單來說，在EPI論述中，除非這一項實習工作完全沒有讓實習單位（尤其是營利的企業）獲得利益，而是一份完全基於教育目的所特別安排規劃的計畫，否則所謂的實習，都應該被視為雇傭勞動的一種；而既然這樣的實習工作在本質上是勞動，當然就必須受到既有的勞動法令保障，最低工資與加班費等僅僅是最基本的保障罷了，根本不是什麼天大的恩惠。

此外，EPI和美國許多反對無薪實習的團體，也指出另個值得討論的面向；當無薪實習在職場上漸漸成為取得正式／全職的工作機會前所非得要有的經歷後，這樣的體制對來自於勞工、低所得家庭的大學生來說，更是種嚴重的不平等，因為對這些出身勞工家庭的大學生而言，往往必須負擔高額的學雜費（或貸款），課業之餘忙著打工賺生活費都來不及了，根本不可能接受所謂無薪實習的工作機會。但無薪實習制度，卻讓原本就處於弱勢的勞工家庭子女，未來求職之路更加崎嶇艱難。

更重要的是，根據EPI過去的研究也顯示，無薪實習工作機會的增加，將會造成排擠原有全職／正職的工作機會，尤其是在經濟危機之時。這一點再明顯不過，時代週刊的報導內文也證實，經濟危機的這段期間，紐約勞資律師事務所頻頻接到雇主諮詢「如何透過合法引進低（無）薪實習工作來降低勞動成本）的案件。

翻轉勞工向下競爭的趨勢

說到底，實習制度的擴張與泛濫，雖然只是過去短短30年的現象，但它所造成勞工向下競爭的效果，如今在歐美等國看來卻已極為強大甚至牢不可破。即便美國勞工部這一項被稱為重要里程碑的行政命令發布後，許多學者仍然憂慮，勞動力市場上向下競爭的趨勢如果未能翻轉，終究就很難真正杜絕無薪實習的現象，因為，迫於競爭工作生存的需求，勞工將被迫在這種不斷向下競爭、賤賣勞動力的趨勢底下惡性循環。

而這樣的惡性循環，絕對跟這30年來全球各地集體勞動力量普遍衰弱與不振息息相關。也因此，法令的介入也許重要，但真正改變的核心關鍵，或許還在於重振集體勞動力量。當勞工回到成為集體的一分子、不再是原子化的個人，也才有可能開始翻轉勞工向下競爭的趨勢。

（青年勞動九五聯盟執委）

■犽羽淩

活化課程原本是台北縣規畫4年的實驗計畫，預定在4年實施後，透過專業評估及相關研究，決定是否全縣執行。原是一個進行實驗階段的課程政策，卻在近期由台北縣教育局長宣布提前實施，在無預警的情況下，出現了戲劇性的政策大轉彎。而此項試辦計畫僅透過問卷調查的方式，便立即判定試辦成效優異，評估與實施之草率，不禁令人深思急於實施背後所隱藏的教育思維。

加課，對於孩子的學習真的有益嗎？提高課程時數是否即是提高學生競爭力的靈丹妙藥？還是戕害學生自主學習的毒藥？

台灣驚豔於芬蘭教育的優異表現，然而在欣羨的同時，我們是否能掌握芬蘭教育成功的意涵？是否了解孩子是完整的「個體」，而非一個個冰冷無生氣的數據？課程政策規畫應該關注學習者整體學習的發展，而不是將教育視為可細割的分子，部分單位的達成並不保證整體學習成效。當教育追求的只是升學率、名次及PR值等數字時，學生的主體性與學習興趣將迷失在一大堆數字當中，而忽略比數字更重視的教育本質。

筆者認為政府單位與其增加授課時數，倒不如提高教學品質，引發孩子的學習興趣，而非擠壓學生自主學習的彈性時間。台灣總是打著提升競爭力的旗幟，做出反教育專業的政策，當發現學生閱讀能力不佳，便急於增加閱讀時數，又發現學生英文能力不佳，便提高英文教學時數。試問，改日如果發現學生數學能力不佳，是否要增加數學時數？欠缺藝術鑑賞能力呢？體能不足呢？一天24小時，一個星期7天，有多少時間可以加課呢？在雜亂無章的政策規畫下，孩子不再是主動學習的個體，而是被動的接受者，是無自主意識的填充物。

對孩子而言，學習如果都是大人所強加的知識，而非由內而發所牽引的學習動力，長此以往，學習不再是樂事，而是逃避痛苦的大事。因此，課程政策規畫應以「人」為出發，以多面向探尋學習的意義，如此一來，才能使學生成為自主學習的完整個體。

（教育工作者）

■羅德水

針對台北縣政府執意推動名為活化實為強制加課的課程實驗方案，台北縣教師會訂於5月16日發動「516牽手護童年」遊行陳情活動。何以非得發動遊行活動不可呢？可從以下四個面向再做討論：

一、為確保孩子的適性教育：簡單來說，台北縣政府的思維就是「加課與提早學習都是為了孩子好」，問題是，這樣的作法顯然有違學童的適性教育。就總體課程結構而言，即便以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的下限作為計算基準，台灣的國小學童在國小階段所上的總節數已經名列世界前茅，在台北縣政府執意每週再往上增加3堂課之後，台北縣國小學童的上課總節數更遙遙領先世界各國。再回到英語教學討論，過早學習是否真能提升學習成效，業已有許多專家提出不同意見，在全面加課之後，北縣國小階段的英語學習總節數甚至將超過國中階段，未來國中以後的英語教學究竟該如何配合調整？

二、為維護教育的專業性：北縣活化課程最為人詬病者，除違反學童適性教育外，整個決策過程尤其一味迎合民粹，可說是最為負面的教育決策模式。依教師法相關規定，「維護教師專業尊嚴與專業自主權」與「研究並協助解決各項教育問題」係教師組織的法定任務，台北縣教師會作為教師專業組織，有義務結合基層教師力量，共同捍衛教育專業。

三、為抗議北縣府的恣意妄為：自從北縣府宣佈將從今年9月1日起全面於各國小強制加課3節以來，各方質疑聲浪不斷，歸納起來各界所疑慮者有：扭曲國民教育宗旨、違背九年一貫課綱、排擠外縣市英語師資、導致國教惡性競賽、加深家長恐慌、增加學生不必要的壓力等諸多缺失。

讓人無法理解的，面對各方質疑，口口聲聲宣稱加課係為了孩子好的台北縣政府教育局，竟然選擇噤聲不語，對來自教師專業團體的政策辯論邀約，也是再三迴避，與之前周錫瑋縣長親自說明活化課程如何又如何的態度，簡直判若雲泥。台北縣政府的態度只能證明一件事：高舉一切為了孩子好的活化課程，無論就教育法制面、國教宗旨、政策的配套措施、決策過程的專業性、孩子的學習成效等面向觀察，根本完全不具正當性。

四、為要求教育部負起監督責任：針對北縣府的恣意加課，教育部除宣示實驗課程不得強迫學生參加外，迄今未見其他具體有效之反制措施。教育部官員甚至表示，將要求北縣府試辦後，提出具體成效評估，作為未來政策推動與課綱調整參考；言下之意，似乎還頗有在全國擴大辦理的盤算。殊不知，正是教育部此種似有若無的消極作法，致使在台北縣全面加課之後，還有不少縣市躍躍欲試，也準備朝加課與提早學習的方向規劃。我們以為，作為最高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教育部應負起監督監督地方施政的責任，以維護教育秩序。

我們也要務實的看到，面對台北縣政府傾全力推動，面對消極不作為的教育部，516的遊行陳情活動僅僅只是個開始，教師組織未來更需要透過各種管道，結合更多社會力量，讓國民教育回到正軌。當然，如果參加遊行陳情的人數過少，未來要阻擋官方的惡意加課，難度只怕又會更高了。

（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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