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榮輝

前言

上週本專欄提到「看似只要不罷教就很安全的教師工會，仍有許多重大問題要解決」，本週要從法制面探討，教師組工會另一個更嚴重的問題──擇法適用，簡單來說，成為勞工的教師將適用勞動三法，但卻同時保有《教師法》給予的優渥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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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縣議會議員日前在議會質詢：「教師會幹部依『處理會務』為由，成為每周只上4節課的part time教師，可坐領6、7萬高薪，每年還有3個月的寒暑假，嚴重影響學生受教權，教壞囝仔大細。」

學者陳家煜6月11日在媒體投書中提到，美國企業福利制度越來越好，企業工會因此式微，反而政府工會成員數逆勢上揚，成為既獲政府保障，又是街頭勞工運動抗爭的強大勢力，此非國家之福。

陳家煜也提到，美國的教師工會成立後，國中小學以下的公立學校的競爭力越來越弱，因為工會獎劣汰優，教師吃大鍋飯而缺乏競爭力，導致中學教育一落千丈，這些事情也將在台灣上演。

當老師的不斷被民代、學者、媒體頻頻點名，形象被不公不義化，對孩子的教育將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事實上，《工會法》6月1日三讀修正通過後，教師將可籌組工會，其工作環境、權利義務獲得勞動三法的保障，不過，休假、敘薪、撫恤、退休等，也同時獲得《教師法》等相關法令保障，享有一般勞動者沒有的寒暑假、優渥工資、彈性工時。

坦率的說，就是民主台灣，將出現一群由政府高度保護，卻又自稱為勞工的「教育新貴」，衍生新的不公，恐怕會加速激化各界對於教師福利的「羨慕」情緒。

掌握修法時機 維護受教權

事實上，維護學生受教權的核心關鍵在於提升教學績效、處理不適任教師，都可以趁著修法過程，一併考量和改進。

舉例來說，教師專業評鑑制度遲遲未上路。教師成績考核時，各校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的成員完全沒有家長，全數都是教師和校內行政人員，各校教師考績幾乎9成9都是甲等。

「狠師狂甩小二生九巴掌」等校園體罰個案，震驚社會，老師影響兒童既深且遠，老師適任與否的問題不可「低標準」處理。但據台北市教育局統計，全市各級學校教師約2萬4千人，從民國88年到96年間只有31名不適任教師被停聘、解聘或不續聘。

連前行政院副院長朱立倫在縣長任內，都曾批評教育局「鄉愿」，他認為桃園縣有1萬6千多名老師，96年因「不適任」被淘汰的是零。

但是教育部、縣級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非行政職的教師成員至少超過3分之2，這也長期遭到家長團體質疑「處理不適任教師的過程，師師相護，績效不彰，反讓更多學生受害」。

擇法適用的種種問題

究竟不修法、擇法適用，會有多嚴重？

舉例來說，過去教師聘任、不適任教師處理是由教評會主導，工會法通過後，教師也是「勞方」了，面對教師的選聘與任用，甚至薪資的衝突，到底該引用教師法進行申訴？進行勞資協商或勞資爭議處理？甚而行政訴訟？行政管理的法規應有一致性，總不能雖心所欲的將兩個辦法輪流交替使用吧！

要杜絕不公不義，教育部應該要負起最大責任，在教師組織工會之前，先修正《教師法》。

修法重點，建議《教師法》第三章有關教師聘任程序、停聘、解聘、不續聘等相關規定，應該以勞資爭議處理，若適用《教師法》，屆時資方將無法制衡勞方，變成勞方主導停聘、解聘等事宜，相當不合理。

第五章有關教師待遇的規定及教師適用的「教師待遇條例」、「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辦法」、「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等，也不能適用。

教師既然是勞工，就要以勞資協商為基礎，未來是否隨公務人員調薪，都應該由勞資協商，甚至連請假，也不能再適用教師請假規則，是否有寒暑假、工時多長都應該符合《勞基法》規定。

教師在相關委員會的比例，對於政策、教師權益等議決結果都有關鍵影響。《教師法》中有關教師組織的規定，也應該要修法，否則讓教師會與教師工會並存，人選重疊性很高，教師會、教師工會兩方維護權益的利害關係一致，勢必形成一股巨大力量，未來在相關的政策會議或團體中，占有兩名以上的席次，比校長、家長更有力量影響政策走向，對規劃政策非好事。

反對會務假由國家負擔

教師工會顯然是民間團體，反對教師工會的會務假由國家負擔。根據全國家長團體聯盟估算全國各級教師組織幹部會務假，代價為100億，雖教育部說可能「不至於有100億」，仍未清楚交代會務假之經費從哪兒支出？

新增的會務假經費，對教育預算日益拮据之政府財務無異雪上加霜。會務假不應由教育經費撥支，排擠教育經費。拿全國納稅人的經費，推動無助學生受教權益的教師工會會務，將難服社會大眾。

社會追求公平正義，沒有任何一個團體可自由心證、擇法適用，教師想擁有《工會法》賦予的權利義務，又受到《教師法》保障待遇，這已不是教師個人或團體的選擇而已，而是社會公義的問題，教育部對這項問題應及早因應。

（全國校長協會理事長）

本專欄由全國校長協會提供

■林柏儀

日前我們提到，不論是「教育職訓化」或「庸俗的人文主義教育」，此種只強調「教育端」而不介入「就業端」的政策，很容易只是更加剝削青年、但對解決實際青年就業問題無益。如果說，這些政策屬於「強化剝削的可能」，還有另外一種狀況，屬於「賤賣青年勞動力」，也值得我們持續重視。

近來發生了一個顯著的例子。今年6月，台大發生了研究生抗議校方刪減教學助理助學金的風波。據指出，博士生的教學助理薪資將從每月1萬元減薪為6千元，碩士生從6千元減薪為4千5百元。此舉亟可能波及其他助理薪資標準，並將對各校引起示範效應。

面對研究生抗議，校方各式各樣的說詞傾巢而出：「因為5年5百億沒了，所以沒有辦法」、「學校經費不夠，大家要共體時艱」、「有的TA很輕鬆」、「碩博士生做一樣的工作，薪資有差別不合理，所以博士生要多減薪一些」……。然而，這些說詞都掩飾不了一個根本的事實：研究生的貧窮化！

10年之間 研究生貧窮化

在10年前，碩士班研究生每月能領取8千元以上的助學金，是相當普遍的津貼補助。甚至不少助學金並沒有要求研究生負擔任何勞務，或者要投入的實際工作時間也遠不及帳面要求。

在此時，助學金實際上合乎它的名義，屬於一種沒有勞務對價的「津貼」。

一轉眼間，當今的碩士班研究生多數連8千元助學金也領不到，如同台大要把碩士班TA薪資從6千元砍到剩4千5百元。然而，隨著各種關於大學研究的競爭與評鑑，研究生的實際工時卻不斷增加，越來越如同「真正的工作」一般，而不擔任實際工作的研究生，則不少是一毛也領不到。這個時刻，研究生失去了過去享有的「津貼」，而是以助學金名目，實則「受雇」換取「薪資」。

問題不只如此，自從高等教育持續擴張，不但念大學成為了職場上的基本學歷，念研究所也日益成為了一種普遍的晉升要求。結果是，倘若期望找尋一個相對有尊嚴的工作，更多的人得投入研究生的行列，暫時被迫接受這樣「半工半讀」的低薪待遇。悲哀的是，研究所擴張的結果，相應的卻是碩士畢業生的起薪大幅下降，短短數年間，從平均至少3萬2千元的月薪，下滑到2萬7千元！

私有化下的求學費用高漲

而同一時間，維持研究生生活所需的費用卻不斷高漲。不只是人人面對的高物價問題，還包括因「私有化」而提高的學生生活費用，以及年年調漲的學費，一來一往，一年的求學費用又比過去多出了數萬元。不少大學不負責任，讓研究生人數增加的幅度，遠高於宿舍提供的床位；結果學生想住宿舍得靠抽籤，其餘就得自行租屋，或選擇學校委外BOT的高價宿舍。以我過去就讀的政大為例，就有碩士班學生得靠當「黑戶」，才住得進宿舍；而後來擔任過教育部長的前校長鄭瑞城，在任內就調漲了將近3成的學費！

總結來說，在政府與大學的共謀下，短短10年之間，透過了：一、津貼取消；二、助理勞動強度提高；三、物價、教育和生活費用提高；四、未來起薪下降；五、研究生的普遍化……使研究生淪為「新貧階級」。逼得研究生再也不能安貧樂道地專注於學術活動，得接case、打零工，才能勉強維生。

校方可能說，根結的原因還是因為經費受限的問題，所以非得這樣。喊窮人人都會，但問題是，窮在誰身上？請問：校長薪水有窮嗎？教授有窮嗎？怎麼經費有限，被犧牲的就是學生？不但要漲學費，津貼被取消，連原本的工作薪資，都可以刪減？說穿了，豈不是柿子挑軟的吃？

意識化與集體行動的必要

透過這樣簡短的歷史分析，我們或許能對問題有著較清楚的觀察：

一、研究生的貧窮化已經是個明顯的趨勢，而且是個當權階級有意主導下的惡果。倘若想改善這樣的趨勢，我們不但該反對各種使研究生貧窮狀況惡化的政策，還該採取行動對校方和官方施壓。我們需要看到：我們是一個「階級」，如果不採取行動，握有權力資源的另一個「階級」，只會讓我們的處境更惡化。

二、面對校方說詞，有些人認同到：「其實我們不需要那麼多TA」、「有些TA很混、應該用評鑑來淘汰混的TA」，而轉為支持「不減薪，但減TA員額」。值得提醒：在陷入新自由主義的邏輯讓研究生「自相殘殺」前，我們或許應注意：本來研究生應享有不需負擔勞務的「助學金津貼」，已經被校方剝奪；取而代之的，是引入與學術相關的「部分工時職缺」，現在還要刪減員額，要研究生自生自滅。這是我們要反對的問題。假如要刪減TA職缺，那就應當還回研究生的助學金，回歸過去足以保障研究生基本維生、不需負擔勞務的「津貼政策」。沒道理只讓研究生處境惡化，其他成員不需共同承擔。

三、換個角度說，既然「津貼」遭取消，現在研究生的確是「受雇」工作，那麼按照我國勞動法令的規範，校方也就更沒權力如此妄為。在勞動基準法「不定期契約為原則」的保障下，校方本無權力片面變更研究助理薪資條件，更遑論減薪4成！片面變更下的結果無效，研究生也因此有權依法採取各種勞資爭議動作（包括申請勞動檢查、調解、罷工、訴訟），拒絕接受違法的減薪措施；其他法定勞動保障（加班費、資遣費、勞健保、勞退金），也應一併要回。

總結而言，從就業政策的角度觀之，國家有意將研究生的容量擴大，原本就應相應安排妥當的就業機會，不論是在學時或畢業後。而助學津貼和助理工讀，長期以來是能使研究生族群勉強維生、專心於學術的重要機制，同時也有著「在學就業政策」上的意義，不容許任意抹滅。

我們需要更多的行動，共同對抗這個「賤賣青年勞動力」的趨勢！

（青年勞動九五聯盟執委）

■羅德水

學期即將結束，正是各級學校舉辦畢業典禮的時節，前陣子總統府資政李家同批評學校的畢業典禮太過媚俗、有失莊重，引起各方不同意見的討論，不少人認同畢業典禮不該太過花俏，相對的，也有許多人認為不應抹煞學生的熱情與創意，「媚俗」一詞似乎過於嚴厲。

平心而論，相較於威權時代家父長式的畢業典禮，近年來，各級學校的畢業典禮儀式確實越來越世俗化，問題是，以往家父長式的畢業典禮充斥著制式與教條，而當前日趨庸俗化的典禮有時又顯得淺薄、俗套，無論如何，過猶不及顯然都不符期待。

可以確定的是，參與學校畢業典禮的相關人等，不外是畢業生、在校生、學校教師與校長、學生家長以及來賓，學校希望有一個什麼樣的畢業典禮，說到底，還是應該多尊重師、生、家長的意見，這個共同討論的過程本身就別具意義，相信經由充分的討論與相互尊重，可以為學校與畢業生營造一個難忘又有意義的畢業典禮。

進一步觀察，相較於有關畢業典禮是否過於媚俗的爭論，各級學校的畢業典禮尚有其他值得討論之處，諸如：畢業典禮的獎項名稱，以及畢業典禮應該邀請些什麼貴賓與會的問題，其所反映的現實，亦頗值得吾人關注。

其一，畢業典禮獎項名稱宜回歸教育本質：各中小學都會在畢業典禮時表彰成績優異的畢業生，然而，長年以來，學校的畢業典禮獎項多以地方府會首長的名義命名，於是乎形成五育成績優異的畢業生，依成績高低分別獲頒以「縣（市）長」、「議長」、「教育局長」、「區長」、「校長」為名的畢業獎項，雖然之前曾經發生因議長遭判刑，學生因而拒領「議長獎」，以及偶有家長因政治立場相異而不讓學生領取縣市長獎的情形，但總體來說，無論是教育行政部門、學校教育人員、學生家長等，對於畢業獎項的名稱似乎未感到不妥，還不時傳出家長為爭取有限的市長獎名額而發生爭議，為此，台北市政府還增設了所謂「增額市長獎」的獎項，不少縣市政府甚至還舉辦了各校的縣（市）長獎聯合頒獎典禮。

無可諱言，前揭現象之所以歷久不衰，甚至受到普遍歡迎，相當程度其實是社會主流價值的投射。然而，值得再三斟酌的是，以縣市長為名作為優秀學生的畢業獎項名稱，代表什麼教育意義？這些不分黨派的縣市長與議長，究竟又有什麼傑出的人格與事跡，值得作為孩子的榜樣？還有沒有比縣市長獎更為妥適的畢業獎項？或者可不可能讓各個學校的師生家長一起思考畢業獎項的名稱？

其二，來賓之邀請應能反映社會多元價值：與畢業獎項充滿濃濃政治味一樣，各級學校的畢業典禮還有另一特色，亦即，重要來賓幾乎清一色以政治人物與企業人士為主，許多人共同的經驗是，畢業典禮絲毫不會因為這些人的到場而有所增色，來賓言不及義甚至是喧賓奪主的情形倒是屢見不鮮。

何以致此呢？應該指出，社會主流意見其實是將「成功的」政治人物與企業人士視為「大人物」，至於何謂成功呢？一般的看法或許就是職位越高越稀有、企業越大獲利越多就是所謂的成功，但這是很值得商榷、甚至是嚴重扭曲的價值觀，究竟這些所謂傑出的企業家是以什麼手段積聚財富？這些政治人物又對國計民生、社會的公平正義做出什麼貢獻？我們當然也理解，在當前的教育大環境下，學校或許很難拒絕政治人物出席畢業典禮，但至少不應該扭曲到以有多少「大人物」到場來評價一所學校。積極來說，學校如果能多安排在各個領域有傑出表現的，或是以具體行動對社會的進步做出貢獻者出席畢業典禮，應該遠比邀請啥政治人物到場來得有教育意義。

學校教育除了教育孩子基本知識以外，更應該涵養學生開闊的視野、尊重多元的價值觀，以及批判思考的能力。畢業典禮是否太過花俏、媚俗，固然值得討論，不過，學校能否舉辦一場以學生為主體、具有教育意涵的畢業典禮，顯然值得我們寄予更多關注。

（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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