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丹真宗智Tenzin Tsundue

譯■曾建元

去年的這個時候，一個電視新聞頻道援引了達賴喇嘛尊者的話說，他願意西藏成為中國的一部分。這震驚了許多印度人。其中一人正好是我住在浦那（Pune）的印度大學朋友的房東。那時我人正為了在這個城市組織一個攝影展而訪問浦那，而且我還準備住在我朋友所承租的房間裡。在收聽了新聞播報後，這位房東拒絕讓我進入他的屋子，還叫我「中國人」。我被深深地傷害，但我能說什麼？

該名男子知悉西藏及其鬥爭的一切。我的朋友提出抗議，但他的房東態度依舊堅決。他說：「如果達賴喇嘛想使西藏成為中國的一部分，那麼他為何待在印度？所有的西藏人應立即送回中國去。」

幾十年前，當印度議員們首度意識到中國佔領西藏和印度的相應危險，尼赫魯（Nehru）溫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策乃受到質詢。在答詢時，他說：「這，可不只是一片草地被刮除。」他意有所指的是拉達克（Ladakh）的阿克賽欽（Aksai Chin）地區。

這一直是印度處理它4千2百公里喜馬拉雅山邊界問題背後的心態。部分理想化的和平解決和部分的嚴重忽視。正因為如此，印度和西藏，都遭受了巨大的損失，而且都失去機會以找出共同解決此一因北京佔領西藏所造成的泥潭的方法。

我一直以施虐的快感觀察著印度和中國在它們邊界論爭中試圖騷擾對方的儀式。雖然它們用極為認真的態度恭謹地假裝要解決邊界問題，但它們都知道，如果沒有先解決西藏的地位，沒有任何一種可以持久的解決方案是可能的。但作為外交和公共關係上的操作，這條龍和這隻虎，是如此不舒服地試圖向著對方微笑。

當我還是五年級的學童時，我便在鈷魯（Kullu）第一次參加了西藏的抗議集會。我們高呼「Tibbat ki azaadi, bharat ki suraksha」（西藏自由，印度安全），但在繁忙的印度街頭，旁觀者只是把藏人的遊行看做是一種奇景，對我們所訴說的毫不在意。甚至到今天，印度的群眾還是沒有太大的改變。

當人民解放軍入侵西藏的新聞於1950年傳到印度，印度的領導人表達了憤慨，人民則在孟買（Bombay）街上遊行抗議。這是當時反對外國侵略和不正義的時代精神，印度以此而新近贏得了獨立。

■中國與印度之間存在邊界爭議，阿魯納查省的歸屬問題即為一例，中國聲稱該省屬於中國。數千名佛教僧侶與支持者於2009年11月8日歡迎西藏流亡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回到達旺，該地區就位在印度東北方的阿魯納查省內。圖為一名僧侶在達賴喇嘛講授佛教教義時轉頭向後凝望。（圖文／路透）

這些示威者是印度支持西藏者的一種類型。大約在同一時間，另一類的西藏支持者也出生了──印度的愛國者看到了中國侵略和佔領西藏為印度所帶來的危險。這批主要是受過教育的人。他們支持西藏而在內心裡維護著印度的利益。這種趨勢穩步增長至今。今天在這個次大陸大約有超過150個支持西藏團體。他們創造西藏意識的方式，主要是通過教育以及游說公眾代表，把西藏議題放到國家的國際問題層次上去。

去年，當時的印度總理阿塔爾．比哈里．瓦杰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e）訪問中國，並聲明「西藏自治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的一部分」時，許多藏人和西藏支持者表示了憤怒和失望。有些人甚至把它稱為是印度對西藏的背叛。

如果我們更深入地看，我覺得這事主要是因為，我們未能讓印度相信，我們的自由鬥爭仍方興未艾。我們大多數用來解釋我們的處境的努力，都是持續面向西方。經過在印度45年的抗議和庇護，印度政府仍然不相信西藏自由的可能性。印度於是再次決定不對我們提供政治上的方便。

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印度已經放棄了西藏。從來沒有。印度做不到這一點，是基於它自己的利益。除了邊界，還有很多其他的地緣政治和文化考量，遷引著印度在一個自由的西藏中的利益。

這要歸咎於我們自身為祖國尋求「真正自治」（Genuine Autonomy）的決定，並沒有努力使西藏與中國分離，而使印度沒有太多的政治選擇。當我們自己都宣布我們不尋求西藏的獨立，印度如何能幫助我們？然而，若印度什麼也不做，那也將使中國成為它永遠的鄰居。

事實上，印度收容了超過13萬生活在這裡的外國人西藏人，提供所有基本必需品，容忍非法的西藏流亡政府，並且招募了一萬名藏人士兵進入印度陸軍，這些都是明顯的跡象，即印度支持西藏獨立的理念，還沒有洗手收回。

這並不意味著印度將要到處承擔西藏的問題，印度也沒有這麼做。我認為它不會同中國在此一問題上較勁，或者拿到國際論壇中去議論。在一般人裡，印度人對於西藏的關心，並不會多過從凱拉什（Kailash）到瑪旁雍錯湖的朝聖之旅。在印度，西藏絕對不是一個問題。他們沒有政治上的意願要去支持西藏問題。

■印度東北方大吉嶺的山區度假勝地於2008年4月25日舉辦一場要求自由的簽名聯署活動，圖為一名西藏流亡人士正在為活動準備標語牌。（圖文／路透）

在過去幾個月，我們一直跨越整個印度大力呼籲中國停止執行活佛丹增德勒仁波切的死刑。西藏青年議會在4個大都會奔走，但除了一些新聞報導外，並沒有任何主要媒體正視這一問題。多姿多彩的西藏文化為寶萊塢（Bollywood）電影提供相當美麗的背景，但它從來沒有成為新聞的標題，甚至是達賴喇嘛。

從第一天在印度流亡到今天，我們已經從兩手空空的逃亡者，重整自己成為最成功的難民，擁有一百多所學校、5百多個寺廟和文化中心，和比普通的印度人稍微好一點的生活標準。從流亡政府的基本建設中，我們復興新西藏的希望在點燃著。今天，我們滿懷信心地認為我們將回到祖國去復興新西藏──這個夢想要成為可能，只有靠印度。

印度的生存所面對的現實──龐大的人口和正如有些人所形容的，成長中的「持續的混亂」，意味著它幾乎沒有精力再去涉足任何問題，除非只是在字面上表態一下。在頂端的是政黨之間的權力鬥爭，「席次」誰屬，比任何的國家問題更重要。在總理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身後，在中央就再也沒有一個強而有力的政府得以推動任何政治進展。

然而，我相信如果有一個國家能夠理解我們的鬥爭，是為了奪回一個民族所失去的自由和尊嚴，是基於我們對於重建西藏作為我們文化和傳統的安全避風港的渴望，這就是印度。印度可以幫助我們實現這一目標，並將永遠成為夥伴。

我曾有機會與一些最真誠的為西藏竭心盡力的印度朋友們共事。而且我也感覺到這種精神力量的結合。這是我的信念的來源，我們終將在這片土地上宣告西藏的獨立。

民國99年11月1日9時半，譯於台北縣板橋市喬崴萊芬園；原刊：《西藏評論》（Tibetan Review），2004年12月

（作者為印度西藏之友會祕書長；譯者為中華大學行政管學系副教授、台灣北社法政組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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