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被統稱為社會責任報告書，目前不管國內外個別公司公佈的報告書其實名稱不一，但大致上有以下幾種：1.環境報告書；2.環境、工業安全與衛生報告書；3.社會績效報告書（或企業公民報告書）；4.永續發展報告書。在台灣尤其以環境、工業安全與衛生報告書出版最多。

光是這些名稱和內容選項的多樣性，其實也反映出在實際落實面，社會責任仍是一組廣泛、甚至可由企業體自由變動的概念──勞資關係較佳但環境紀錄不佳的企業，可以著重發揮自己的勞資處理；而環境較少爭議的，則可以忽略自己在勞資人權上的尷尬。甚至，就像台灣的中油或台電這兩大國營事業，報告書中可以完全未提及自己是近20年來台灣環境、社區與勞工各式抗爭中的主要焦點。

於是我不禁想到，大部分民眾甚至企業自己，在沒有獨立的企業社會責任實踐的評鑑機制，又缺乏批判性思考的習慣下，企業社會責任或永續發展報告，當然是經營高層搭著潮流順風車改裝成自我推銷的工具。當許多股民們還為了企業的提高自省而備感欣慰，像台塑或友達或三星等多國籍企業，卻不斷被環保與勞工團體控訴「假CSR真污染」、「假人權真漠視」。簡單地說：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的撰寫內容，多半和企業社會責任的具體情形是兩回事。所以如果民眾和企業還將兩者劃上等號，不用再多久，CSR的漂綠功能遲早會毀了刺激企業負擔社會責任的進步性。

企業社會責任的可信任度問題，其中有一部分是技術面的：因為報告書並非企業體年度工作的如實紀錄而是選擇性的報告，所以從報告書本身而言在所有的相關利益者（stakeholder）眼前所公佈的企業表現通常只會是被「編輯」過的。

台灣環境行動網就曾援引《綠色EQ》一書而指出：「典型的漂綠手法是，選擇性突顯產品的一兩項好的特質，讓人以為整個產品都是好的，卻隱匿負面衝擊。這幾項好的特質，至多只代表企業朝社會責任或永續發展邁出一步，比較糟糕的甚至只是一種行銷伎倆。」而從台塑的案例被報告時更可以發現，目前國際上大部分企業在製作報告書時所依據的全球永續性報告指標（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GRI）框架，也無法改變企業報告書內容選擇性的不處理已經存在的爭議或糾紛。

又或者，友達光電的報告書和公司網頁，都有關於霄裡溪農地污染以及中科環評爭議的特別處理，台積電也對2009年的勞資爭議事件稍有說明，也就是說，某些企業至少沒有在報告書裡徹底粉飾太平，但這些「提及」一律都是以爭議已經落幕，或「持續積極地與相關團體互動」等單向式的口吻處理。於是報告書製作的方法論上的瑕疵就更為深刻：為什麼重視員工組織權益、重視與社區與NGO夥伴關係的企業，只保留企業高層在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中的單一發聲？

這一制度性「遺漏」的關鍵就在：傳統的企業營運特性，並未在企業社會責任的流行觀念上被翻轉。在目前企業社會責任由企業行政組織自行執行兼審查的制度盲點下，生產者（企業）延伸社會責任所必須進行的內部化機制和外部化壓力，並未受到重視。

上述問題的回答必須回到企業社會責任概念與動機的考察，無論由經濟部投資業務處所管理的「企業社會責任」推廣網站，或是工業局下設的「產業永續發展整合資訊網」等官方對企業社會責任的期待來觀察，那些被奉為上綱的全球蘇利文原則（The Global Sullivan Principles）；OECD多國企業指導綱領；聯合國「全球盟約」（The UN Global Compact）都只是為了推斷：「CSR議題在國際上如火如荼的發展，引領各國政府紛紛投入因應，台灣身處全球供應鏈的重要一環，自當不能與國際脫軌。經濟部投資業務處以政府的角色推動台灣企業重視『OECD多國企業指導綱領』及CSR議題，藉由專案的執行，期望台灣企業在進行多國投資時亦能與國際潮流接軌，贏得商機並獲得尊重。」簡言之，企業社會責任不必是為了推動企業對過去的生產的社會成本的外部化反省與進行調整，而是為了──繼續做生意！

再根據專業公司管理諮詢的KPMG公司於2008年調查顯示，全球企業進行企業社會責任揭露的動機前三項為：1.倫理考量；2.經濟財務面考量；3.企業名譽聲望。而根據2007年遠見雜誌第251期針對台灣上市企業進行訪問內容顯示，台灣上市企業進行CSR之動機，主要也是來自財務資訊揭露。這些調查反映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近年來紛紛出爐的主要原因！

當企業社會責任是為了公司對股東與全球生意夥伴有個好做生意的模範寶寶手冊時，企業經營高層自然很習慣地再造一個一手掌控企業社會責任推動的唯一機構，以對社會最有效率地宣示。如此一來，那些在關鍵責任爭議中的利益相關者的「組織」，無論是工會、農民組織、環境倡議團體，都沒有能在報告書或是公司社會責任執行小組的年度檢討報告中，獲得「夥伴發聲」的空間，而「無衝突社會」自然就成為企業社會責任呈現的統一格式。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