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這個「政治化」的命題，如果我們把現在主流政治結構提供給異議行動的政治空間攤開來細看，大概可以歸納出幾個場域過程：一是透過大眾媒體，特別是主流媒體的議題揭露，轉化成對主流政黨或政治人物的支持度威脅，也就是選票壓力；其二，是在公部門稍稍打開的體制內機制裡，取得一個發言的位置，對既有或未來內容的政策內容做出評價或批判。不管是上述哪一個，都是依附在被兩大政治陣營壟斷的「行政－議會」政治空間中，匍匐前行。而這兩大政治陣營，卻又是早已和「由人民出發的民主」或是各類進步性議案漸行漸遠。

舉個例子來說，以這半年來最為受矚目的國光石化開發案來看，相比廢死、蘇花高、甚至是樂生或其他勞動議題，台灣民眾對於石化產業所帶來污染的惡感，大概是近幾年各個進步議題裡支持度和受關注程度都相當高的案例，不管是環保團體、學界、醫界、青年學子或是農民團體，都展現了令人嘆為觀止的創意與動能；在主流媒體上，官方偏袒開發的態度也數次成為報社社論批判的箭靶。

不過，即便有這麼強大的反對運動力量，目前所取得的政治還是相對的渺小：數次環評專案小組的延長賽，以及略微縮小的開發面積。在這個例子中，我們可以看見，就算民間已經有如此豐沛的社會力度，但轉成政治影響力的路徑依舊困難。

或許，這樣沒有政治出口的無力感，本來就是個歷史的焦慮，並非現在才發生，也有諸如綠黨或是勞動黨等從運動議題出發的政治團體，期望藉由進入主流的議會政治空間裡，搶占席次與資源，希望為再多打開一些可能性。

不過，令人擔憂的是，台灣走過2、30年「民主化」的過程，透過媒體形象與選票才能發聲、影響政治的形式民主認知，似乎越來越成為一種壟斷的民主想像，透過這個過程，各個層面的不平等得到了存在的正當性，同時也越發了縮滅其他影響路徑的可能。而公部門開放民眾監督、參與的機制，不但沒能改變既有的壓迫或劣質政策，反倒成為「已參考民眾意見」的合理化宣稱。看起來，那個原本盼望藉由「民主」得而能夠參與的政治空間，是離我們越來越遠了。

所以，值此時刻，我們能不能提出多一些的「政治化」想像呢？其實我們的周遭並非毫無循例的。印度喀拉拉邦政府在人民科學運動的脈絡下，修訂了相當具民主前瞻地方自治法，規定在每鄉之下成立村自治組織，每年法定召開村大會﹔鄉議會不能徑自使用發展項目經費，必須由村大會提出工作及預算方案，提交鄉議會和專家小組審議，而村大會的民眾參與就成了最關鍵民主場域，不少民間組織就是以培力村民具有進入村大會提案討論的能力，作為組織工作的目標。

另一個例子是被西方極度污名的委內瑞拉。查維斯政府所推動的「社區委員會」，鼓勵民眾在小尺度的地區內更容易地參與管理自己的事務， 社區委員會成員由每個社區居民大會推選，成為「社區代言人」，而代言人必須蒐羅居民的意見、觀點，積極參與決策過程，創造性地制定政策措施。同時，他們也須負擔談判與調解工作，擬出社區所需要的公共設施需求。這種代言人制度，是對形式代議民主的挑戰，保障選民與各級決策機構的直接關係。假如居民認為代言人不能為他們真正代言，可以對其進行罷免。在政治結構上，社區委員會不隸屬在任何政府單位之下，確保其獨立的提案權。

當然，這幾個另類的政治想像實例所憑藉的歷史、社會脈絡都跟台灣有極大的差距，直接拿來比較或批評，實在是陳義過高。不過，在這幾個案例中，我們似乎看到了從「進入『他們的』政治空間」，走向奪取政治資源打造「『我們的』政治空間」的可能。

而機會或許沒有那麼遠。

如果我們把前幾個月的五都改制拿來細看，原先鄉、鎮地方的政治權力，某個程度被直轄市層級的行政機構收走，但卻也因為過去把持、鞏固地方政治勢力的鄉民代表被裁撤，反而讓地方意見的代表性出現了些許真空，原本乏人問津的社區型社團，如社區發展協會，似乎就微妙的跑出了一些地方代表性，挪移出了一點親近基層參與的政治空間。而去年人民火大聯盟的政治實驗也是一例，雖然還有諸多調整方法的空間，卻也是極富想像力的嘗試，如果我們樂觀以對，這都是該被鼓勵與關注的實踐行動。

台灣的地方政治當然有其複雜的利益與歷史面向，也不是任何可能性的打開就必然帶來理想的結果。我們當然要繼續為嘗試進入既有權力結構奪取資源的夥伴鼓勵與打氣，但或許也可以試著去想像怎樣挪移或構建出新的政治空間，來實踐我們對台灣過去民主化過程的反省，長出屬於我們的「深化」。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副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