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柏儀

教育學的教科書中，不難看到：杜威、以學生為中心、人本主義等概念。還記得大學時認識了一位專長教育哲學的教授，他耐心地聽著我和朋友們批評中學教育現場的威權主義，卻告訴我們說：「實際上自從五四運動之後，以學生為中心的自由主義教育學，就一直是教育哲學中的主流。」我當時聽後，覺得和現實中的自身經驗格格不入，台灣什麼時候有中學老師是抱著這種理念在對待我們呢？

但透過觀看《我和我的小鬼們》（The Class）這部改編自法國教師自傳小說的電影，一瞥了法國中學的教育現場後，才認識到，的確有教師是試著實踐人本主義、自由主義的教育學方式的；但問題並不只在著手實踐，而更在於將面臨的種種挑戰。

■當一個新上任的老師，遇上一群文化背景大不相同學生，將會發生什麼故事？《我和我的小鬼們（The Class）》赤裸地呈現自由主義下的教育體制弊端。此片片長一共128分鐘，導演為羅宏．康特（Laurent Cantet），台灣於2009年2月上映，由前景娛樂公司發行。（圖文／前景娛樂）

《我和我的小鬼們》描述的是一位中學白人教師，在法國巴黎一所位於貧窮社區、有著諸多少數裔移民學生的學校教學的故事。他抱著相對進步、自由的教學理念走入教室，卻在種種結構限制下，依然難以轉化教室的現實。

影片中的男老師馬林，教授的科目是法文。他保持著比其他同事更為人本主義的態度，走入了教室之中。不同於傳統灌輸經典的教學方式，他積極鼓勵學生發問、發表意見，並試著對許多詞彙說明「為什麼這麼用」；他認為讓學生說出他們的意見、並且連結自身的生活經驗，是教學上的關鍵。然而，當他屢屢表露出對於少數裔學生深入瞭解、對話的興趣時，卻是遭學生直截了當地質疑：「我懷疑你根本沒那麼有興趣瞭解我們，你不過是因為是老師，所以要作這個樣子。」

背景在於，許多學生的家長，是連法文都不會的移民。這群移民在法國社會中，是被長期污名化、排除的一群文化邊緣者。而他們的子女們，自然往往也無法取得優異的教育成就；在長期受排除的生活經驗下，學生要怎麼覺得這樣的白人教師的「法文課」，能和他們的邊緣、貧窮生活連結上關係？

不過，儘管不信任，「質疑老師」、「把老師給講倒」卻是這群學生們在課堂上重要的文化戰鬥。而當學生一再地質疑起「為什麼我們要學這個？」、「為什麼我們要在這裡？」時，馬林實際上是說服不了學生們的，也只能回歸到那個我們都熟悉的「老師樣」來，單面地強調這些東西「重要」。學生們也就逐漸學到，這不過就是一門一般的課程，老師總是不會真的站在他們這邊的。

當學生問他說：「為什麼要學習這個艱澀的字彙，我們在街頭不會這樣講話的啊？」「連我的祖母都不會用這樣的古老字彙！」但馬林只能試著說服他們：「能夠同時學習會精緻的詞彙，以及日常生活的用詞，才能讓你們在生活中切換使用兩種層次的語言。」這個說法看似有理，但問題是，為什麼似乎說服不了這群學生們呢？

這牽涉到所謂「精緻的詞彙」對這群學生的真實意義。精緻的語言，該是引人入勝的文學，或是發人深省的論述；而不是排擠人民的工具。但對於身為少數裔的底層學生來說，他們卻是一再地經驗到，透過統一考試或學校課程，精緻語言是那個對立於他們日常生活的詞彙，甚至和他們的未來生活也沒有任何關係。無怪乎，「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將是教學現場的圖像。

在文化的階級鬥爭遊戲中，強迫推銷精緻語言給底層學生，要不是只能遭致底層文化的抵抗，不然就是要逼得他們放棄自身的認同。背後複雜的壓迫與抵抗關係，又豈是「自由切換兩種語言」能夠輕鬆一語帶過的？

馬林的教學法是進步的、以學生為中心的；但他可能沒有反思到：這套以法國中產階級價值為中心的法文課程，對於這群少數裔學生來說，就是「最不以他們為中心」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光採取人本主義、自由主義式的教學方法，但不連結上透過教育對抗社會壓迫的「批判教育學」，終將是無力的，甚至恐將是體制幫兇。

例如，馬林還是得面對著諸如片尾裡的黑人女學生問他說：「我好害怕……我覺得我什麼都沒有學會，但我不想要念職業學校，怎麼辦？」馬林除了勸告她「那是一年以後才要決定的事情，別想太多」，卻沒有別的論述能夠帶離學生走出這樣的苦境。

所謂害怕沒學到東西，害怕念職業學校，當然其實怕的是「更後面的東西」：在一個資本主義階級社會中，要成為那個底層階級中的一份子。因此，馬林的工作不該只是認真教好法文，幫助他們升學；而更要和他們說明清楚法國階級社會的結構，移民於其中的處境，以及改變它的可能方式。《受壓迫者教育學》的作者Paulo Freire能在教學巴西貧民識字的過程中，讓他們認識到巴西的階級體制及其不義；馬林的法文課當然也有可能。

很現實的，不能創造挑戰這體制的可能語言的老師，就是再如何認真教學，實際上的確不是和底層學生站在一起。同時，可理解地，對邊緣的學生而言，裝模作樣、去脈絡地頌揚希望的人本主義教師，或許比擺明漠視他們的威權教師來說，更令他們感到討厭，或是感到被背叛。

附帶一題，影片中有個有趣的焦點是，班級中的「學生代表」，以及評量與獎懲過程裡的「學生參與」。也顯露出「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學」所看重的「學生參與」，在現實中是可能如何地聊備一格及扭曲。

在一幕裡，一場由教師們聚首討論班上每個學生該如何被下評語的會議裡，角落坐著兩位學生代表，吃著餅乾、嬉笑怒罵地瞧著每位老師的說詞。也因此，這兩位學生代表根本不被老師們當成一回事，不過是個「學生有參與評議討論」的樣版。然而，當學生代表回到班級，以小道消息的方式，宣傳著各個老師對每個學生的評語後，馬林痛批學生代表們這是沒有盡到應有的責任。但現實中，教師們在會議上也的確沒讓他們實際參與，他們本來就不像是「會議的一份子」，自然也不覺得需要遵守什麼責任。

而在一位黑人學生要被強制轉學的獎懲會議上，校方也行禮如儀地要求學生和他的家長出席答辯。然而，按照過去的經驗早就說明了：進到獎懲會來的每一個學生，從沒有因為答辯而改變什麼，每個人最後都是被懲戒、甚至強制轉學了。「過去一年來，就有12位學生是如此。」無怪乎被宣布強制轉學的黑人學生，得知結果時是和他的家長表示：「我早就知道是這樣！」他很清楚這是個不歡迎他的環境與遊戲規則，不會因為有少數的人本主義教師或學生參與程序能夠被改變。

教學現場的描繪，往往令人感到無力。但《我和我的小鬼們》的現實主義，或許是要透過反面現實，指明一個訊息：只有當教師們真正地意識到底層學生所身處的壓迫，和他們站在一起，一起在教育的過程中來試著挑戰這些壓迫，種種帶有人本主義色彩的「對話」或「學生參與」，才有可能是真正進步的。在那樣的時刻，師生間真正的信任與團結，才有可能。

（倫敦大學Goldsmiths學院社會學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