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柏儀

社會運動和政治的關係應該是什麼？社運團體的自我定位為何？面對這些在實踐中屢屢引起焦慮的問題，或許，我們可以透過區分社運的政治目標，將其粗略劃分為「左翼社運」和「自由派社運」，來進行一個更深層的討論。

對「左翼社運」來說：

－社運的目的，是要團結受壓迫者的力量，根本地改變資本主義政經體制；

－為了根本改變，社運和政治是無法分離的；

－這樣的改變，沒有辦法單單在既有的資本主義國家框架下徹底完成；

－表面上異質的各種社會團體，在相當程度上遭遇著共同的壓迫來源；

－社運需要透過啟蒙人民和群眾運動，來在社會、國家、以及國際層次終結這些壓迫；

－壓迫的根源就來自於社會內部，特別是資本與工人階級的剝削關係。

相對而言，「自由派社運」，可能有著不一樣的觀點。自由派社運傾向認為：

－社運是各種特殊利益或意見群體的集體行動，之間沒有共同的目的，也未必要挑戰政經體制；

－社運和政治可能是可以區隔開來的；

－各個社運的目標可能在資本主義國家的修法或政策變動下達成；

－各個社會團體有著各自異質的利益、意向和壓迫來源，應靠各自努力來改變；

－社運可以透過群眾運動，但也可以透過菁英遊說，來達成特定的目標；

－主張發展「公民社會」，不認為社會內部有著根本的對立關係。

兩種社運觀的劃分，其實是基於其根本目標和分析的差異而來。對於左翼社運而言，他們清楚地理解到，不論是當前我們遭遇到的勞動彈性化、女性貧窮化、公共服務私有化、壓迫性教育的延長、全球生態危機、國際戰爭頻繁等趨勢，實際上是有著共同的問題來源──資本主義的內在積累邏輯，它無法顧及人民或環境的利益，而需要這些壓迫趨勢以維持自身。要終結壓迫，必須要根本改變資本主義政經體制。

反對這些壓迫趨勢，可能可以化為一個又一個的「議題」以及「團體」（勞工團體、婦女團體、環保團體、教改團體、人權團體等），這在兩種社運觀的實踐形式上，可能是相同的。但差別在於，自由派社運就停留在此，他們視各個議題是各自獨立的，所以應由各個群體「各自努力」，自行倡議自身期望的價值。但對左翼社運來說，形式上分散為各個團體或議題，不代表壓迫是沒有共同根源；甚至，有必要有一個先鋒黨，來將這些運動予以「政治集中」，以組織人民和奪取政權為手段，共同改變政經體制。

當然，「反資本主義」無法同時保證所有社運目標的一併實現；但對左翼社運而言，反資本主義是社運目標實現的「必要條件」。要消滅婦女與少數種族在勞力市場遭受的歧視對待，必須要瓦解結構上需要此種次級勞力的資本主義邏輯。又例如，學生在教育體制中遭遇的競爭壓迫與自由剝奪，若無法改變學生身為勞動力商品相互競爭的處境，恐怕任何的教育改革都將寸步難行。

那麼，這兩種社運觀中，「社運和政治的關係該是什麼？」

廣義來說，社運當然就是政治的一部分──不論是訴求資源分配或價值上的改變。這個問題其實要問的是：社運和「主流政黨政治」的關係該是什麼？放在台灣的具體脈絡來看，就是：各個社運團體，和藍綠政黨勢力應該維持什麼樣的關係？各種的合作或資源傳送，是否適當？

傳統上這個問題的辯論，往往集中在「形式層次」上，被劃分為「社運該和藍綠政黨策略合作」以及「社運不該和藍綠政黨有任何關連」。可惜在於，這樣的劃分可能沒辦法觸及「形式上相同」、但「目標上不同」的部分，而掩蓋了最重要的辯論。「兩種社運」的區分，或許才能指出關鍵所在。

對自由派社運而言，基於只是要追求「自身議題」的進展，他們的社運目標和主流藍綠政治勢力，將是一種策略性的互動關係。在這之中，各個NGO們對主流政治勢力進行遊說，並選擇其中的友善者進行政治聯盟。藍綠勢力需要這些社運團體為其加持統治正當性，社運團體也能透過這過程達成目標，對雙方都是合乎理性的作法。

在一些的狀況中，自由派社運選擇一種「不藍不綠」的姿態，居處社會中尚在藍綠鬥爭之外的道德高地，透過「等距外交」或者「保持距離」，來強化道德正當性以實現自身的目標。但這種姿態的「形式」，不代表他們認為和藍綠勢力有著根本「目標」上的差別或對立。有的時候，有的人會批評這種作法是種「政治潔癖」，但換個角度想，他們就是策略地透過這種姿態，來取得超出比例的政治影響力。這其實相當地「政治」。

儘管有些自由派社運主張其追求的是「由下而上」的「公民社會」，和主流政治勢力的「由上而下」模式不同。然而，因為其預設了改革目標要在既有的政治體制內完成，是故儘管表面上「路數不同」，現實上則有著「同謀關係」：再如何由下而上，到了「上」的階段，也仍須和主流政治勢力斡旋及妥協，改良這個體制，而非要取而代之。

■香港多個團體1日發起爭取普選大遊行，大會聲稱3萬人參加，警方估計約9千人。 （圖文／中央社）

左翼社運和主流政治勢力的根本對立

但對於左翼社運，就有著相對清楚的原則。原因在於，他們知道自身和主流政治勢力的根本對立性，而不只關注「自身議題」的短暫改良。例如以台灣為脈絡來看，藍綠政黨的根本屬性，都是明顯的所謂「資產階級政黨」──各自依賴著不同的政經集團來統治台灣，但鞏固著同樣的資本主義政經體制。圖利財團、踐踏人民的作為，有何差別？在最終的反資本主義目標上，藍綠政黨不可能是左翼社運的盟友。

是故，對左翼社運而言，要做的並不是「不藍不綠」──展演成中立的「公民社會」領域，以獲取道德影響力──相對地，左翼社運要做的是「反藍反綠」，為取而代之做準備。因為他們很清楚，只有透過對抗代表資本主義的政治勢力，並且讓人民清楚認識其中的對立關係，左翼的政治目標才有實現的可能。

這種「根本上無法合作」的觀點，和自由派社運不同，並不是一種「政治潔癖」的策略；相反地，是一種「政治對立」的立場。

在具體的實踐中，左翼社運或許在少數特殊情境下，可能會謹慎地和部分主流政治勢力，有著短暫的結盟利用可能。但這都必須和群眾說明清楚：這種利用關係能換來的改良成果有著的必然侷限的，而且，千萬別因此而相信主流政治勢力；否則，政治結盟為特定資產階級政黨帶來的統治正當性，往往將遠比社運能獲得的真實利益大得多！

從歷史來看，自從1980年代伴隨新自由主義、以全球為範圍興起的「公民社會」浪潮，將傳統高度連結階級鬥爭的社運部門，軟化為一種自由派的利益團體政治。這轉變日益模糊了社運的根本政治目標。

關於自由派社運自絕於政經體制根本改變，只關注單一議題的的侷限，哈維（David Harvey）在《新自由主義簡史》中曾提過一個生動的說法：「舉例來說，基於普世人權而倡議禁止童工的NGO，當他們成功後，他們可能會摧毀掉有些地方的家庭，特別當童工是他們家庭賴以維生的關鍵時。在沒有別的經濟替代可能下，這些兒童可能將變成被販賣成雛妓（但這就留給另一個NGO去追求根絕它）。」我們要永遠停留在這樣的社運模式嗎？

解決之道還是在於，我們需要辯論社運的「根本目標」和「根本壓迫來源」。在這越辯越明的過程中，其他問題也將自然被清楚處理。就這一點，香港近來網路上有許多關於「革命左翼」和「社會民主」派之間的辯論，相當值得我們學習；而台灣可能連「社會民主」和「自由派」之間的差別，也還有待補課。

所以，在討論「社運與政治」的老問題前，我們需要根本地問自己：我們想弄的，究竟是哪一種社運呢？

（倫敦大學Goldsmiths學院社會學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