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構完整的派遣法制，至少應該涵蓋3項立法目的：「勞動派遣之定位」、「派遣勞工之保障」、「派遣業者之管理」。如果「就業安定」是為政者首重的治理目標，勞動派遣就應當定位為「短期補充」的用人途徑，立法細節須考量可使用派遣勞工的行業職位、進用程序（如經工會同意）、上限比例、最長時限，以及派遣勞工得以轉任正職等規定，換句話說，以層層關卡來掌控派遣市場的數量、範圍，並且視為長期僱用的轉銜機制，避免侵蝕就業市場的穩定。

再者，就「保障派遣勞工」的面向而言，派遣勞工遭受權益主要存在於就業歧視、性騷擾、職業災害、積欠工資等，可在規範設計上課以要派企業雇主責任，仿照日本在勞工提供勞務時的責任要求要派企業負擔，而派遣勞工權益保障則由派遣公司或兩者共同分擔，派遣勞工求助無門的慘劇終可落幕。

另外，更重要的是關於派遣業者的管理，諸如成立派遣公司得經主管機關核准（許可制）、資本額限制，或者違反法令時的處罰等，都該是斟酌納入法律規定，以強化規範密度，遊戲進行的主導權將重新回到政府手上。事實上，採取許可制好處在於事先針對素質良莠不齊的派遣公司進行過濾，而且立法若容許「一旦派遣公司違反相關勞動法令，就得以撤銷或廢止其營業許可」，搭配上「與未經許可的派遣公司簽訂契約，即視要派企業與派遣勞工僱傭關係成立」，才是逼使派遣公司遵守法令、保護派遣勞工的斧底抽薪之計。

歷經政黨輪替、人事更迭，歷任主委總在上台時信誓旦旦地要推動派遣立法，振振有詞要保護派遣勞工，不過終究成為一場美麗的誤會。

勞委會從2000年以來，總共推出至少5個版本的修法草案，卻逐步邁向寬鬆管制的路線，從派遣專法精簡到派遣專章，內容由面面俱到到徒具表徵，最新修法版本較現況進步的僅是增加使用單位的連帶責任而已，在派遣定位或管理上的規範則付之闕如。雖然我們明白在勞資政三方的角力下，勞動派遣修法難以一步到位，但不可以因此在修法議程與內容上便宜行事，繼續放任派遣勞工在市場上載浮載沉。

在立法延宕的現實下，專案勞檢已成為主管機關卸責的最佳藉口，不僅可以堵住社會輿論質疑的聲浪，還得以掩護當初的山盟海誓。我們要提醒執政者，敷衍選擇專章或勞檢都不足以回應派遣亂象，有鑑於勞動派遣的滋生迅速，政府應該加緊勞動派遣的法制作業，不停原地踏步只會錯過掌握派遣市場的黃金時機。（前青年勞動九五聯盟執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