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校長耳提面命的言論似乎隱約透露出背後的心態：只要秉持「犧牲奉獻」的「革命精神」，就能順利到達成功的彼岸。換句話說，處於失業或低度就業的青年，勢必是因為高姿態、斤斤計較，不然就是低抗壓的草莓族，這意味著個人要為後果負上最大的責任。

但是，我們卻也不斷地從媒體看到過勞、窮忙的消息，許多年輕人每天在社會的邊緣掙扎著，只為捱得三餐溫飽，對於未來不敢有任何的想像。

只是，當我們辛酸地發現，原來賣命工作無法與功成名就劃上等號的時候，他們又會說：這代年輕人普遍能力不足。

問題是，很多頂著高學歷文憑、語文資格、技術證照的青年，仍舊在勞動市場裡不斷流浪，頻繁進出於失業與就業之間，即便幸運找到穩定的就業機會，超長的工時讓每天的生活壓縮到只剩睡眠，工資卻低到連養家餬口都出現困難。隨著時代的變遷挪移，這一代的青年在「餓死」或是「累死」的勞動處境中不停流轉。

顯然歸責於個人的觀點過於偏頗，「努力」、「能力」的檢視路徑不僅不能看到問題的全貌，恐怕連輪廓都搆不上邊。

我們從整體數據可以發現，台灣的勞動市場在過去的30年出現明顯的質變，特別是青年的就業狀況。根據主計處人力資源調查統計，1979年15到24歲青年的失業率僅3.25％，10年後為4.06％，增長速度十分有限；但1999年失業率竄升至7.34％，2009年更高達14.49％，30年的光陰，青年失業率總共跳增4倍餘。

此外，青年失業率與整體失業率的差距亦有逐漸擴大的趨勢，1990年代初期平均差距為3.24％，千禧年後雙方的差距已拉大至6.35％，顯示青年失業惡化的速率是高於整體就業市場的。

然而，台灣青年面臨的挑戰不只來自失業風險的威脅，以及逐漸明朗的非典型就業現象。以2008年為例，15到24歲的就業青年中，非典型就業的比例高達19.21％；而15到19歲就業的青少年中，在2009年時有高達43.79％是從事非典型工作。

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國內學者劉梅君在檢視統計資料後指出，擁有較高學歷之青少年，從事非典型的比例也遠高過學歷較低之青少年，2009年有大學以上學歷者從事非典型的人數為10萬2,022人，佔該年所有非典型工作的青年人數（16萬8,625人）之比例高達60.5％，也就是說，10個從事非典型工作的青少年，就有6個是擁有大學以上學歷。

另外，薪資報酬的縮水也反應出勞動市場結構變遷後，所帶來台灣當代青年的就業難題之一。1999年初任人員每月經常性薪資平均為2萬4,098元，一路下滑至2008年才反彈至2萬4,061元，其中擁有大學學歷的職場新手，薪資從2萬7,462元降為2萬6,563元，若考慮通貨膨脹率的因素，實質工資無疑是更加縮水。即便是研究所以上的學歷，雖然近幾年來有微幅增加，但2000年後的4、5年內平均月薪竟掉到3萬元以下甚多。

主流社會不斷老調重彈著眼高手低、競爭力不足的論調，但其實這樣的觀點不僅無助於解決問題，更會輕忽青年就業在結構變遷下的深遠影響，以致於耽擱、錯估回應問題的時機與方向。

舉例來說，美國在柯林頓政府主政的期間，深信失業的主因是來自於技術水準與產業間的落差，因此大力投入推動職業訓練、實習機會等措施，但事實卻是出在需要高階教育、訓練的工作機會十分有限；另外一份來自北美國家的數據也顯示，多數受過良好教育的青年，不是失業，就是處在低度就業的狀態；相反地，雇主則十分輕易找到符合資格條件的求職者來填補空缺，印證柯林頓政府在處理失業問題上確實存在許多盲點。

我們並不反對在職場上應保持敬業、專業的態度，但實在很難同意把工作態度與勞動條件混為一談的歪理。更重要的是，整體勞動市場的條件已經大不如前，與其不負責任地將成敗推託給年輕人，或者天真地以為窮忙就能喚回就業光景，還不如認真找出青年失業、窮忙的真正原因，準確診斷、對症下藥才是正道。

（前青年勞動九五聯盟執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