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林光妹為這次語言巢計畫內湖區阿美族語教師，陳林光妹早年從事幼兒教育相關工作，後來因為對族語復振有負擔，希望可以繼續為同樣處在台北的族人們傳承下一代語言文化，毅然投身進入學校教授原住民語，從事阿美語教學已有10個年頭的時間。

由於陳林光妹幼教教育的背景，和長時間投入阿美族語教學，在教學上陳林光妹擁有非常豐富的教學經驗，對來上課的同學都能以最合適的方式給予最有效率的教學。

台北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於100年推動家庭暨親子語言巢計畫，為落實台北市原住民族語「族語社區化」與「家庭化」，活絡族語社區與家庭使用族語生機，重新導入親子語言巢做法，重新營造一個良好的族語學習與使用環境，不同以往語言巢，參加對象不在只是家庭中的小朋友，而是父母及小孩都必須到語言巢上課，達到親子共學的目的，希望來上課的家庭能透過家長的引導，在家與小朋友一同練習族語生活用語，真正落實族語家庭化。

內湖區阿美族語語言巢位於原住民電視台後方東湖國宅，是一小型原住民公寓型聚居區，上課的教室就在原民會提供的社區教室（康寧路3段99巷17弄100號1F）一樓空間上課。上課分為兩部分，一為傳統原住民語課程教學，主要上課成員為國高中生，這個班級以考取族語認證為主要目標，另一為陳林光妹所指導的親子語言巢教室，目前上課有3到4個家庭參與，固定有參加課程的目前只有一個家庭，由祖父帶著兩位孫子一起來學習。

陳林光妹長時間從事族語教學，累積了不少教學方法與教材，依照經驗對學生採自由但有規劃與計畫的教學，對於小朋友的學習狀況隨時調整最合適的方法。

課本的使用，族語課程10年來有不同的版本出現，因此陳林光妹擁有許多不一樣的課本可以在教學上切換使用，在有相關的課程上可以做為補充教材，目前課本的使用以《台北市原住民海岸阿美教學生活百句》為主要教學使用課本，透過課本提供的文本作為各周的主題，藉由閱讀與對話練習來達到熟悉族語的學習。

除了課本的學習，陳林光妹製作羅馬拼音字卡，在讀完課本後進行發音與認字的練習，藉由此輔助教材小朋友可以認識各個字母所發的音，可以大大的幫助往後閱讀與記錄族語的技能。族語圖卡使用，使用畫有各樣事物的卡片，在活動中讓小朋友搶答，全族語的問答強化孩童的族語邏輯思考與應答，在陳林光妹的帶領下小孩都能清楚地說出圖卡的族語。

除了課本上的學習外，陳林光妹也會準備原住民文化補充教學，除了介紹阿美族的之外也會教導各族的傳統文化，有時透過網路上的資料補充，有時會提供學習單讓小孩填寫，加深對各族文化的認識。

課程中間有時會適時的加上手工藝與傳統歌謠教唱，例如上到有關捕獵的課程，陳林光妹曾帶著小朋友製作蝦子，或在課程上到水果，陳林光妹就教小朋友族語歌謠（香蕉歌），多元的教學方式，讓孩子充分浸淫在族語的環境中，在快樂的學習環境學習文化與語言。

原民會為提倡各族學習族語，已經投入語言巢族語課程教學10年，但是學習的狀況仍有空間可以努力，族語使用率始終沒辦法往上提高，以內湖阿美巢觀察到某家庭為例，孩童的父母親因工作的關係，在家中大多使用的是國語，祖父母因為忙開店因此與孫子使用族語的時間也有限，但是在家庭中祖父會用族語和孩童們溝通，此次加入親子語言巢的行列，期待能藉由100年所推動的親子語言巢的方式，真正的讓族語進入到家庭，語言是族群最重要的精神與文化，需藉著族語教師與家庭繼續努力才能讓語言有能量活下去。

本系列為立報與政大原住民族研究中心王雅萍副教授合作企劃，感謝台北市原民會提供原民大專生訪員工讀費。

一般而言，日本政府早期是透過企業保護政策，撐起創造就業與福利供應的政策目標。日本的企業保護政策，主是直接保障「低成長部門」確保繼續產生就業機會，而針對「高成長部門」與「大型企業」則給予優厚的待遇，維持「日本式就業慣例」（Japanese-style employment practice），也就是著名的終生僱用、年功序列、家庭工資與福利等。另外，日本政府也藉由投資大型基礎建設，大量提供公共工作的就業機會。

不過，後來遭逢長期不景氣、產業轉型與經濟全球化的環境因素下，本來運行合宜的政策，已經無法達到預期的效果，並且過高的財政成本，對日本政府而言是過於沉重的負擔。事實上，經濟的高度競爭與不確定性也催促著企業在人力使用上的彈性化，根據2007年日本官方的統計，企業使用非典型就業的前三大理由分別是降低成本、景氣波動調整以及容易解僱。

所以，從日本勞動力調查報告中，就可以明顯看到勞動市場就業型態變遷的趨勢。1985年非正規勞工佔整體勞動人口的比例不過16.4％，2007年卻足足成長一倍到33.7％，儘管正式勞工的數量仍有成長，但遠不及非正式勞工的漲幅。

非典型就業的人口圖像

另外，依照厚生勞動省發佈的統計報告，觀察日本從事非典型工作的人口特徵可以發現，30歲以下者超過4分之1，將近7成的非正式勞工為女性，整體的教育程度較低。

非典型就業的產業分佈，以服務業為最高（41.3％），營建業則最低（14.4％）；再者，以公司規模來說，5到29人中小企業企業的非典型就業比例最高（37.9％），而超過1千人的企業則最低（19.0％）。

長期低失業率給予外界對於日本勞動市場處在良好狀態的印象，然而實際上整體勞動市場已經出現結構的變遷，例如非正規勞工的增加，並逐步導向雙元就業擴張的現象。如同部分學者的觀察，日漸增加的非正規勞工是擴大日本所得不均的關鍵因素；不過30年的光景，日本曾經是所得分配最為公平，如今卻淪為OECD國家中所得不均與相對貧窮率最高的國家。

舉例來說，自1980年代中期到2000年之間，可支配所得的吉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是OECD國家平均值的兩倍；同樣期間，市場所得不均的吉尼係數也上升9.4％，遠超過OECD國家的平均值4.3％。因而有研究指出，所得不均與相對貧窮率的惡化，是肇因於非典型就業人口的攀升。

日本非典型就業的經驗，應可給予台灣官方在制訂非典型就業的遊戲規則上不少啟示，例如人口特徵、產業分佈等，理解非典型就業的勞動圖像，才能正確無誤的進行治理、規範。但更為重要的是，我們看到這20年來，日本官方隨著企業的論調起舞，大幅地鬆綁勞動管制，造成難以收拾的殘局，而日漸擴大的貧富差距，引發不少怵目驚心的社會事件，這些後果都該是目前大聲嚷嚷著要解除管制、放寬定期契約、不願嚴格規範勞動派遣的台灣官員，一記當頭棒喝吧！

（前青年勞動九五聯盟執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