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是一位遠洋漁業的漁船船長。跑船的經歷多達40年。從我有意識以來，他多數的時間都在海上。小時候倒也習慣了，不少基隆人也是如此；長大了我才漸漸會想，父親的工作，肯定是很辛苦的吧？我和一些朋友聊到，這似乎也是我們這一代對父親的共同印象：辛苦工作，雖偶有抱怨、但還是任勞任怨（當然，普遍的母職也是很辛苦的，甚至更辛苦）。

我上研究所念書的那一年，他終於從船上退休下來了。好在他身體沒有大礙，我們相處的時間也變多了。然而，後來我才知道，他這個樣子的工作，連一毛的退休金或資遣費都沒有，更別說有什麼加班費。老年要維生壓力都還蠻大的（但他還陰錯陽差地連「老漁津貼」都拿不到）。其實，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台灣的常態」，或許也沒什麼好驚訝的。

後來我有機會多接觸了勞動法令，我會試探地跟他說：「爸，你知道你們當受僱船長或船員的，也是適用勞基法，應該拿得的加班費、退休金……這些東西嗎？要不要去爭取看看啊？」他都會跟我說：「跑船的哪有這種東西？」他一副勞資之間還是別鬧不好、儘量別惹事的態度，當然我也只能接受。

而是直到最近，他最後任職的「國華海洋企業公司」（行政院退輔會所屬的官股民營公司），竟然來跟他追討一筆13年前出港時的「安家費」，追討不成，還以存證信函、支付命令、民事訴訟相逼。公司並且拒絕回應他提出的追討過去加班費、資遣費、退休金的訴求，他才覺得，似乎該有些動作，不能再這樣默默接受下去。

1857年出生於當時為英國占領的馬來西亞威爾斯王子島（就是現在的檳城 ）的辜鴻銘，父親原籍福建，母親為葡萄牙人。10歲的時候，他隨其橡膠園主英國商人布朗前往蘇格蘭。14歲的時候被送往德國學習科學。後回到英國，學習英文之外，又學了德文、法文、拉丁文以及希臘文，16歲就考入愛丁堡大學文學院攻讀西方文學專業，並得到校長、著名作家、歷史學家、哲學家卡萊爾的賞識，4年後，區區20歲的年紀，就以優異的成績獲得該校文學碩士學位，一畢業立刻進入德國萊比錫大學，獲得土木工程文憑後，又去法國巴黎大學攻讀法學，當辜鴻銘結束14年的海外求學生涯回故鄉檳城在殖民政府任職的時候，他才24歲。

隔年，據說他遇到馬建忠並於其傾談三日，思想發生重大改變，隨即辭去工作，學習中國文化。之後前往中國，被湖廣總督張之洞委任為「洋文案」，也就是所謂的外文秘書，張之洞實施新政、編練新軍，也很重視高等教育，所以辜鴻銘的才能得以受到重用。也就是這時候，辜鴻銘擬稿，透過張之洞上奏光緒皇帝《設立自強學堂片》，籌建由國人自力建設、自主管理的高等學府「自強學堂」，也就是武漢大學的前身。

自強學堂正式成立後，辜鴻銘任「方言教習」教外語，非常受學生歡迎，全校師生景仰，成為自強學堂一代名師，後來在宣統年代任職外交部職務，辛亥革命後又在北京大學主講英國文學，晚年也到日本跟台灣講學，當時接待的就是台灣遠親鹿港辜家的辜顯榮。

辜鴻銘自稱「一生四洋」，即「生在南洋，學在西洋，婚在東洋，仕在北洋」，民國前後，他曾經陸續出版《中國的牛津運動》跟《中國人的精神》，可以看出他的抱負。在其《中國人的精神》中，辜鴻銘說中國人最大的優點是「溫良」，也就是英文的「gentleness」一詞，我個人非常欣賞認同。

現在回頭看來，辜鴻銘是堅決的保皇派，即使已經到了民國時期，在北京大學講課的時候，他還是留著清朝的大辮子，帶著書僮，偏好女人裹小腳，也贊成男人娶妾，他自己結婚不到一年，就納日本大阪心齋橋人吉田貞子為妾，造成很多新時代男女性的非議，當時最出名的比喻是認為一夫多妻是一把茶壺配幾隻茶杯。但當時詩人徐志摩結婚時，妻子陸小曼曾對徐志摩說：「志摩！你不能拿辜先生茶壺的譬喻來作藉口，你要知道，你不是我的茶壺，乃是我的牙刷，茶壺可以公用，牙刷是不能公用的！」

雖然辜鴻銘有很多值得非議的地方，但是在北京大學任教時梳著大辮子走進課堂，學生們一片哄堂大笑，辜鴻銘卻平靜地說：「我頭上的辮子是有形的，你們心中的辮子卻是無形的。」聞聽此言，狂傲的北大學生一片靜默。

辜鴻銘的辮子是有形的，但是在他去世後的將近一百年後，許多華人學習外語的態度，還是帶著沉重的包袱。辜鴻銘博通西歐諸種語言、言辭敏捷的聲名很快在歐美駐華人士中傳揚開來。他給祖先叩頭，外國人嘲笑說：「這樣做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飯菜了嗎？」辜鴻銘馬上反唇相譏：「你們在先人墓地擺上鮮花，他們就能聞到花的香味了嗎？」後來有一回，英國著名作家毛姆來中國，想見辜鴻銘，招待毛姆的主人就給辜送去一張便條紙，請他來。可是等了好幾天也不見人影。毛姆後來知道這位主人是以如此不禮貌的方式邀請辜，就自己寫了一封非常謙遜的信交送，詢問是否可去拜訪。兩小時後，辜鴻銘就回信答應，立刻就跟毛姆相會。

辜鴻銘的故事，讓我聯想到美國語言學家丹尼爾．艾弗列特（Daniel Everett）到亞馬遜叢與皮拉哈人（Pirahas）前後生活了30年後寫的書《別睡，這裡有蛇》，書裡說到亞馬遜河流域的皮拉哈人，他們沒有我們對於原始部族刻板印象的種種東西，沒有美麗精緻的工藝作品，也沒有傳世神話，皮拉哈語與現知所有語言都無連屬關係，不屬於任何語系，他們對孩童的態度與對成人無異，沒有「兒語」，不過從他們語言結構簡單的狀況來看，其實一般他們成人所用的語言也不更複雜，皮拉哈語可用口哨吹出，亦可用哼唱的，或者以音樂來「演奏」。他們凡事眼見為憑，只相信親眼所見的經驗，對於自身所處的世界完全滿足，也不想要新的科技與技術，不討論外來事物，不採用外來思想、哲學或科技，任何會改變他們認知或常規的工具，一概拒用。當我們覺得像這樣的原始部落不夠文明的時候，就像許多人嘲笑辜鴻銘的辮子的時候，或許其實我們才是喪失了獨立思考能力的那一群？

從出生那一刻起，我們就試圖簡化周遭世界，因為世界對我們來說過於複雜、難以駕馭。除非我們早已決定哪些東西該注意、哪些東西又該忽略，不然即便是跨出一步，都有太多的聲音、景象與刺激要應付。在特定的知識領域內，我們將這種簡化的企圖稱為「假說」或「理論」。在這樣的限制下，我們時常將「全球化」，簡化成為「學習外語」，問題是語言如果沒有世界觀的反思，被建構過的社會文化架構框架住，不大可能像許多家長期許的，只是因為學習外語，下一代就變得更加幸福快樂。

高級中學第二外語教育推動成果發表會，2011年8月30日在教育部舉行，同學們以法、西、日、越南、德語等各國語言，演出學習成果。（圖文／中央社）

辜鴻銘在某種程度上就像皮拉哈人，總體上視外來的東西是借來，不是自己世界的一部分，也就不大在乎。或許在學習外語之前，不妨先想清楚，外語就是這種「借來」的東西，如果要因為這些東西而失去自己，或是讓孩子失去自己的文化，是不是值得呢？

從小學習多種語言，也並非毫無缺點。有一派的語言專家認為，同時能夠使用兩種或更多語言的人，他們任何一個語言的字彙數量，都會少於一個只會說母語一種語言的人。也就是說，在表達的層次上，或是語言感受的深度上，其實會說多種語言的人是一輩子處於劣勢的。如果這是我們已經理解、並且願意付出的代價，那麼，就這樣去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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