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陣子，筆者又接到勞工朋友的電話，詢問該如何處理離職違約金的問題。這位朋友是在南部某影視公司擔任廣告美工，月薪約莫3萬元，工作內容稱不上有任何營業機密，雇主並未負擔所謂教育訓練的成本，也不會因為該位員工的離職而產生任何「危機」（事實上該公司立刻找到替代人力，足以證明該工作無所謂不可替代性），但是這位朋友卻因為要得到這份工作，而被迫簽下兩年的最低服務年限以及離職違約金30萬元。在工作一年之間，雇主時常憑恃著雇主的權力，以及最低服務年限和離職違約金這兩個天條來恫嚇勞工朋友，最後勞工朋友無法忍受惡劣的待遇選擇自行離職，雇主卻以當時簽立的離職違約金條款拿到法院意圖執行假扣押。倘若雇主成功，就等於這位勞工朋友一年的工作辛勞直接奉送給雇主。

兩週前，媒體刊出國科會主委、副主委聯名撰寫的〈我們該如何看待『科研指標』？〉一文，文中指出，國科會決定將捨棄以「論文計點」的評審模式，改以文章的實質內容，做為審查研究計畫經費補助的主要依據。一時引起了各界的討論和支持之聲。

表面上來看，以「獨尊SCI、SSCI」、「計算論文點數」的方式來評鑑學者的表現，當然大有問題。國科會此次做出反省，不過是順應學界多年來的批判聲浪，做出回應而已。但我們要追問：學術評鑑的問題，只在於「獨尊論文點數」嗎？還是說，在之外，還有更深一層的問題？

實際上，觀察台灣高等教育近幾年來的發展，「拚論文」頂多是高教扭曲的冰山一角而已。在高等教育已日益「產業化」和「市場化」後，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如今要就是有幸進入大學擔任教職，在校方「人力資源管理」的考量下，也經常得從低薪、不穩定的兼任教師、專案教師做起，就是順利成為正式的助理教授、副教授階段，也要繼續拚升等、否則恐遭解聘。結果是大學教師日益普遍的「過勞」現象，只能應付校方不斷提高的各類要求，而無心於真誠的教學與研究。

清華大學教授彭明輝等4人於2011年5月26日出席高等教育評鑑制度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公聽會，並指出主要收錄英文學術論文期刊的SCI與SSCI，不適合作為台灣學術研究成果的主要評量依據。（圖文／黃士航）

也是在這樣教育工作「非典化」、「不穩定化」、「高度競爭」的環境下，所謂「計算論文點數」來競爭與評鑑的體制，才會如此生效、並造成嚴重的扭曲效果。否則，官方喊一套標準，底下陽奉陰違，在教育界也不是令人意外的狀況，官方「獨尊SCI、SSCI」豈會造成這麼大的問題？

現實來說，高教工作不穩定化的狀況，早已逼著學者們要接受一切校方、政府、甚至企業的要求。「拚論文」不過是其中之一。而政府有意把大學當作產業來辦，透過各種績效指標，來強化大學的「生產力」，更是使這一邏輯更加嚴重。

舉例來說，本來應屬師生對話互動的教學活動，已被化約為「教學滿意度」作為評鑑指標，逼得教師得戰戰兢兢。在這之外，大學教師也開始被要求「拚專利」、「拚計畫」、「拚會議」。在學校制式的評鑑表格和教師基本資料中，這都是被要求填寫的項目，甚至成為升等的參考要件。

又或者，大學也開始要求教師要有「產學合作」的能力，把教師「和廠商的合作關係」納入教師評鑑當中。一些大學，晚近甚至強制每名教師皆須取得一定的產學合作經費，否則不予續聘；於是導致了「部分教師得私下拿錢給廠商，請廠商再以產學合作之名提供回給教師」的亂象。當然，也不少教授自此肆無忌憚地和廠商掛勾，把自身的研究室直接當成企業的外包研發部門，校方還將其視為「有能力的教授」。

而這樣源自資本和政府的生產、競爭壓力，從壓迫大學，到壓迫教授，再向下延伸，壓迫研究生、行政人員。學生則被當成教學活動的「服務對象」，而不是「參與者」。高教扭曲無一倖免。

種種現象表明，高教評鑑的問題，不只在於「獨尊SCI、SSCI論文」、「偏重量化指標」，實際上，儘管是採取「質化指標」、納入「學術外的表現」，高教扭曲的問題，恐怕也不會根本改變。頂多是從「拚論文」，改為拚別的東西。

根本原因在於，一方面，政府有意讓高等教育工作環境日益惡化、不穩定化、階層化，使得多數學者面對外在勢力將被予取予求。二方面，政府錯將大學當成產業來辦：教育部與各大學，不斷地提高學者們的勞動強度，以生產更多的研究成果，爭取更多的競爭性經費（如官方的「5年5百億」、各類補貼計畫，或私部門的產學合作經費）。這樣錯置大學為產業的思維沒改變前，高教從業人員的惡性競爭壓力只會維持，就是換上別的指標來評鑑，頂多改變扭曲的方向、而不會改變扭曲的程度。

因此，我們對大學評鑑各種不合理之處的批判與反抗，有上升的必要。我們不只該要反對「獨尊SCI、SSCI」的學術評鑑標準，更要反對問題的來源之一──非典化、不穩定化的高教工作環境，以及和評鑑掛勾的「減少固定公共經費補助」趨勢──逼使大學斯文掃地隨評鑑起舞的元兇。並且，我們更需要反對高教產業化，節制盲目競爭與生產的邏輯，以爭回一個把真誠教學與研究當目的的高等教育。

（前為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辦公室主任，後為秘書長）

我們天天在學校工作，是否想過這樣一個問題——誰才是學校真正的主人？

校長？教師？學生？抑或是上級領導？

20世紀30年代中期，美國愛荷華大學的研究者、著名心理學家勒溫和他的同事利皮特、懷特做了一個非常著名的實驗——民主和專制下團體的氣氛和領導風格研究。實驗選擇了30名10歲和11歲的孩子，組成兩個面具製造實驗俱樂部，由成年人擔任各俱樂部領導人，分別扮演民主和專制的領導。實驗進行到兩個星期後，兩組成員互換，繼續實驗。結果顯示，專制型團隊中成員的攻擊性言行顯著，而民主型團隊中成員彼此友好相處；專制型團隊中成員表現對領導服從或引人注目的行為多，而民主型團隊中以工作為中心接觸多；專制型團隊中成員多以自我為中心，而民主型團隊中「我」字使用頻率低，注重「我們」的體驗；當實驗導入挫折時，民主型團隊成員團結一致試圖解決問題，而專制型團隊則彼此推卸責任或進行人身攻擊；領導不在場時，民主型團隊成員仍能繼續工作，而專制型團隊成員則工作動機大大降低；民主型團隊成員對團體活動的滿意程度和滿足感比專制型團隊高；同一成員在民主型團隊內攻擊性言行少，而調到專制型團隊內，攻擊性言行明顯增加。實驗結果表明，民主式的領導方式優於專制式。

民主管理是現代學校制度的核心內涵。它尊重個性，弘揚人性，滿足師生自我發展、自我管理的需要，使學校中的每一個人享有當家做主的權利；它使人人都能有效參與學校事務，集思廣益，提高管理的質量和科學化水平；它體現人與人的平等合作關係，增強了師生的主體參與意識和主人翁責任感。

學校民主管理是手段，更是一種崇高的目的。在民主中學會民主，是當代人的一堂必修課。只有具有濃郁民主傳統的學校，才有利於培養出個人格健全、形象趨於完美的學生個體，才有利於促進社會民主化的發展。

具有濃郁民主傳統的學校，才有利於培養出個人格健全、形象趨於完美的學生個體。2011年5月24日，烏鴉邦中學校園民主促進會會長周于萱（左二），於立法院譴責南港高工教官打壓學生言論自由。（圖文／黃士航）

然而，實際我們卻常發現，在學校教育管理過程中，維護師生、家長民主權利的制度保障尚有許多空白；民主的概念在學校的成文制度或領導講話中出現的頻率很高，但是落實卻不到位；師生、家長在參與學校管理活動中，往往一方面抱怨自己的民主權利得不到保障，另一方面當面臨需要為維護自身民主權益而採取行動時，又常常採取曖昧的或者是放棄的態度。

那麼如何建設一所民主的學校呢？

建設民主的學校，需要讓學生、教師和家長擁有充分的權利，在校內過上自尊自主的有尊嚴的人文生活，激發他們的原創力，使人性得到更充分的展現與發展，這樣他們才會真正去履行義務。

建設民主的學校，需要堅定不移地將民主貫徹滲透到學校管理過程的始終，融入到學校學習生活之中，讓民主精神的培養，民主習慣的養成，民主能力的提升成為學校教育的重要任務，讓民主文化通過學校融入到民族的肌體和血液之中。

建設民主的學校，需要建立起一整套規範性的民主管理制度，以此構建起理性規範的人際合作關係，合法可行的程序，親和可敬的正義，有效節制的行政權力。現代文明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制度文明，要保證學生、教師和家長對學校事務的參與，就要通過建章立制來消除人們參與的各種顧慮，讓人們實實在在地感受到參與學校管理事務是被鼓勵的。

建設民主的學校，需要管理者具有民主管理的理念、能力和智慧。校長要做一個民主制度真正的推行者，相信人人具有參政議政的能力；從學校民主管理的實際出發，建設學校民主管理組織，建構學校民主管理機制，拓展、創新民主參與形式，開發民主課程體系，建設民主的班級、民主的課堂，開展系列民主管理活動，使師生、家長儘快地在民主中學會做主，學會做自己的主人，學會做學校的主人。

假設，在一所學校裡，每位學生、教師和家長都來做學校的主人，積極參與到學校管理的事務中來，為學校發展獻計獻策，那麼，這所學校又怎能不成為一所人民滿意的學校？！

（山東省青島市山東路小學校長）

（中國教育報7月10日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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