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透報導，根據美國最大的助學貸款供應業者沙利美（Sallie Mae）和民調公司Ipsos公布的最新調查報告，隨著大學學費節節升高，即便是富裕家庭，也開始為子女申辦助學貸款和節省支出。

報告指出，與2010年相比，2011年有更多收入超過10萬美元（台幣3百萬元）的家庭申請助學貸款。同時，有更多美國學生就讀費用更為便宜的大學，甚至還選擇離家較近的大學，以省下住宿費。

沙利美公共政策副總裁莎拉．杜西奇（Sarah Ducich）表示：「在過去幾年，大學學費一直在上漲，同時，大學還緊縮獎助學金金額，很多家庭已經用光多年來為孩子存下來用於上大學的資金。」

2011年美國每個家庭平均從大學獲得的獎助學金，僅能支付子女25％的大學費用，而今年已降至21％。越來越多家庭透過借貸來彌補差距。根據沙利美第5年的年度調查報告，2011年年收入達10萬美元的美國富裕家庭，平均借貸3,399美元（台幣10.2萬元），高於2010年的2,306美元（台幣6.9萬元）。而2011年出身富裕家庭的學生申請的助學貸款金額平均達2,591美元（台幣7.8萬元），比2010年高出了500美元（台幣1.5萬元）左右。

美國愛阿華大學（University of Iowa）舉辦圓桌論壇，總統歐巴馬與學生討論學貸成本增加的問題。（圖文／路透）

報告指出，目前美國一般孩子上大學的總費用中，有18％由學生助學貸款負擔，而家長的銀行貸款則佔9％，2011年的數據則分別是15％和7％。不到3％的家庭透過信用卡支付，甚至從家長自己的退休基金借款，或動用房屋抵押貸款等方式，來負擔孩子上大學的昂貴費用。

今年有近7成的美國家庭取消了孩子計畫中要上的大學，而2011年為64％，2008年為56％。杜西奇指出：「遺憾的是，今年只有39％的美國家庭表示，能夠支付小孩4年大學費用，2011年為45％。這意味了學生只能讀1、2年大學，卻沒有辦法拿到學位。」

就連美國富裕家庭也開始發現，叫上大學的小孩住在家裡，可以省下一大筆錢。報告發現，今年家庭年收入超過10萬美元的大學生，有47％是住在家裡，2011年為37％，2010年為24％。而家庭年收入在3萬5千美元（台幣105萬元）到10萬美元之間的大學生，有53％住在家裡。經濟狀況普遍不佳的拉美裔大學生，則有77％住在家裡。

儘管美國教育部預估，大學期間選擇住在家裡，平均每年可節省6千美元（台幣18萬元），但2010年從麻州布蘭迪斯大學畢業的克麗絲．卡拉漢（Chrissy Callahan）指出，她大學4年住在家裡，為全家節省了4萬5千美元（台幣135萬元）。

現年23歲，目前擔任網站新聞編輯的卡拉漢指出：「其實我家離大學還算近，所以沒有必要花大錢住環境不如家裡的學校宿舍，現在我妹妹也要通勤上大學了，這是一個輕易就能做的決定。」

卡拉漢當時的選擇如今已有了最實際的效果：她不需要和同時畢業的同學一樣背負沉重的貸款，她才剛開始工作，就有良好的財政基礎。卡拉漢指出：「在大學期間的通勤經驗，讓我提前適應了上下班的通勤，也迫使我提前為每天做好規劃，以因應現實世界。」

美國長春藤盟校耶魯大學與新加坡國立大學合資設立的「耶魯新加坡學院」（Yale-NUS College，或譯為「博雅學院」），2013年將正式開課，但這所學院的新生將會發現，他們不能像耶魯大學的學生一樣，在校園內隨意發起政治示威活動。

根據華爾街日報、美聯社報導，耶魯新加坡學院是3百年來第一間掛上耶魯名字的新學院，也是耶魯大學在新加坡這個亞洲主要金融中心設立文科學院的首次嘗試，第一批招生名額約150人，將逐步增加至1千人，由新加坡國立大學頒發學位。

但耶魯新加坡學院將不允許學生舉行政治示威活動，也不允許他們成立黨派性的政治社團。

耶魯新加坡學院的決定引起耶魯大學教授和維護權利人士的強烈批評，他們指出，耶魯大學作為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庇護所的使命，與新加坡嚴格控制的政治體制，包括對公開集會和言論自由的限制，以及將同性戀視為犯罪的法律，根本無法相容。

耶魯新加坡學院院長柏瑞克斯．路易士（Pericles Lewis）受訪表示，該校學生可以完全自由地表達觀點，但不得在校園內籌辦政治示威活動。他說：「儘管學生可籌辦討論政治議題的社團，但本校不會出現黨派政治，也不會在校園內成立政治性社團，與新加坡政治團體掛鉤，類似於美國支持民主黨或共和黨的大學社團。」

新加坡法律規定，示威活動只能在新加坡一座公園的演說角落舉行，而且就連這類集會的討論內容也是受到限制，未經警方許可，在其他地方舉辦公益活動也是違法的。

耶魯新加坡學院的營運經費，全由新加坡政府和民間捐款人資助，將於2013年8月招收首批學生。

在回答媒體提問時，新加坡教育部表示，耶魯新加坡學院的師生必須遵守學校規章和新加坡法律，而且和新加坡所有學術機構一樣，在未經校方批准的情況下，都不得在校園內參加學生示威抗議。

新加坡教育部指出：「和我們所有的公立大學一樣，耶魯新加坡學院將奉行學術自由和研究開放的原則。」該部強調，所有師生的行為模式還應考慮到新加坡的大環境。

今年4月，耶魯大學教職員工通過一項決議文，敦促耶魯新加坡學院維護人權和政治自由，這份決議文還批評，新加坡在過去的歷史中欠缺對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的尊重。耶魯大學多名教授曾公開表示，反對耶魯大學在新加坡設立新學院。

決議文表示：「我們呼籲耶魯新加坡學院尊重、維護並推動對全體人民的非歧視原則，包括性少數和外籍勞工，同時堅持校園內以及更廣泛社會上的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這些理想是人文教育，也是我們公民意識的核心，不應該被妥協。」

不過，耶魯大學校長理查．雷文（Richard Levin）反對這項決議文，表示它沒有抓到合作的相互尊重。

當時新加坡教育部回應說，對這份決議感到失望，但強調這是耶魯大學內部問題。新加坡教育部還說，耶魯大學校方和新加坡國立大學曾討論，如何共同修正大學股東對新加坡政府可能存在的誤解。

有些新加坡人則批評耶魯大學教授，指他們沒有認識到新加坡這些年來在提高自由度方面已大有進展。新加坡政府已採取的措施包括放鬆網路的管制，使部落格等社群媒體上的政治辯論變得活躍起來。

新加坡知名外交官、學者許通美（Tommy Koh）曾在海峽時報撰文指出，新加坡才建國47年，短時間內就從第三世界進入第一世界，耶魯大學教職員工在沒有認識到這一點的情況下批評新加坡，這是不公平的。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今年6月在一場介紹耶魯新加坡學院的活動中也說，新加坡的文化、價值觀、常規有別於美國，兩國針對個人與社會的權利及責任的平衡點，也有不同的詮釋。

李顯龍指出，新加坡可算是亞洲國家當中最接近西方社會的了，他說：「新加坡是一個開放及理性的社會，我們推崇好學精神和獨立思考，也以英文為工作及思考的語言。我們的社會是一塊能讓耶魯新加坡學院茁壯成長的沃土，而該校的教育將協助新加坡適應世界的轉變。」

日前，美國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克拉克、科斯特森和布萊漢姆•揚大學副校長亨利•艾琳向美國大學管理者們寫了一封公開信，信中列舉了美國高校普遍面臨的4大困境，同時指出走出困境的4條出路——

最近，一想到傳統大學的創新，就令人困惑和痛苦。我們如何才能夠在繼承優良傳統的前提下迎接改變呢？牢記我們面對的4種情形會大有裨益：

我們當下面臨的挑戰大多數是長時期的，而且還將變得越來越嚴峻。這些挑戰包括聯邦和州政府對高等教育的支持力度在下降，根據家庭收入提供學費的實際瓶頸的制約，以及從根本上對教與學的過程進行重新定型的迫切要求。

一些輕浮的觀點無法將我們的教育創新推向前進。一是認為教育無法估價；二是營利性教育需要更加嚴格的規範。教育政策制定者們接受了這些觀點，並且作出了相應的改變。然而，他們的做法只會讓他們自己面對高等教育成本不斷攀升的殘酷現實。

無論我們接受與否，大學都在為獎學金和學者服務。傳統大學變得較之於營利性大學和社區學院還昂貴，並沒有反映出學生的利益訴求。而且，時間和經費很少用於提高有效成本和學生的學習質量。儘管學者對學校的發展很重要，但這種現狀也使大多數學生付出了隱形的代價。例如，由於許多課程和專業原本就是為學生順利完成學業而設計的，所以投入和課程的減少，讓很多學生在畢業時並沒有完全準備好。

維持現狀毫無價值，更沒有意義。如果財政不在高校行政人員的掌控之中，那麼維持現狀就意味著要在大量、集中削減或者關閉一千所小型規模學校之間作出抉擇。而且，即使它們被其他大學校並購也無法擺脫窘境。

然而，高等教育創新的形勢也並不是毫無希望。事實上，我們可從以下4個方面尋求創新的支撐：

美國教師心腸好、頭腦靈。其實很少有教師僅為一己私利而選擇學術生涯，而且抵制創新和拒絕為學生花時間也並不是美國教師的通病，因為這只是他們對現行大學制度的一種自然反應，尤其是對以發論文和出書數量來決定任職升遷和去留的反應。身陷這樣的制度之中，還受到預算削減的威脅，他們當然會抵制改變，但他們本質上絕對沒有惡意。

年輕人終歸希望上大學。儘管網絡學習發展迅猛強勁，但大學校園作為獨一無二的學術和社交聚集場所，將會繼續吸引學生接受高等教育。傳統大學可能會大幅度提高學費，但是，總還會有年輕人渴望進入大學深造。

教育技術與創新有可能使我們去改變並尋求出路。在單純靠獎學金驅動的大學模式中，學生數量的增加就意味著運行赤字，導致不得已的超大班規模等。然而，網絡在線學習則可以解決問題，而且其所產生的資金盈餘只是好處之一。伴隨著新機遇，高等教育孕育著創新和改變的空間。

未來充滿難以想像的機遇。創新，往往令那些接受過最好教育的人和技藝最精湛的工人感到擔憂。事實上，創新確實容易引發短期的中斷，而且這種情況很容易發生在高等教育創新的時候。然而，回顧過往，長征式的創新使得我們的知識儲備更為豐富和完善。固守傳統將加快個體和制度性的中斷，而擁抱創新將會加快高等教育生產力的步伐——要知道，這不只是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學位獲得者的時代，更是一個不斷擁有新知識的時代。

（四川宜賓學院教師教育學院）

中國教育報7月20日7版

近日，美國《華盛頓郵報》刊發文章討論美國「高中後間隔年」問題。文章所附照片為一位美國高中生正在挪威的諾蘭上划艇課。美國的「國家戶外領導學校」項目，為高中生提供了大量項目，支持他們在「高中後間隔年」裡去世界各地遊歷，受到美國學生的歡迎。

間隔年（Gap Year）也稱「間隙年」、「空檔年」或「休假期」，在美國、英國、加拿大等國的學生當中已非常流行。美國「高中後間隔年」項目主要為學生在高中到大學之間提供一年的休假期，讓學生能夠親身體驗工作、旅行、語言或技能學習以及志願服務。

正如美國格林內爾學院負責學生事務的副校長休斯頓•道葛爾蒂（Houston Dougharty）所言：「『高中後間隔年』項目能夠為學生提供卓越的成長機會，使他們獲得生活的激情和體驗。」但是一些學生並沒有有效利用這段時間，部分學生並沒有在技能發展或大學準備上受益。美國學院註冊與招生負責人協會發言人巴馬克•納西里安（Barmak Nassirian）也警告說：「有組織的『高中後間隔年』項目需要花費大學一年的費用，目前正在被那些將該項目美化為『新運動的理想推動者』的企業利益集團所利用。」

此外，「高中後間隔年」項目也導致大學入學計劃中斷現象，部分學生結束「間隔年項目」後並未能按時進入大學學習。美國國家教育統計中心發佈數據顯示，2003年美國高中畢業生中，44％直接進入大學的學生在6年內獲得了學士學位，推遲一年入大學的這一比例僅為15％。有研究發現，參加「間隔年項目」的學生出於財政原因而將大部分間隔年時間用於全職工作、健康問題或家庭照管，並未真正開展間隔年應有的活動。對此，一些大學通過約束措施確保這些學生按時入學，如杜蘭大學將參加間隔年的非退還性保證金從3百美元提高到1千美元。

「高中後間隔年」在學生高中到大學之間提供一年的休假期，受到美國學生的歡迎，但「高中後間隔年」也導致大學入學計劃中斷的現象。圖為美國佛蒙特州的本寧頓學院（Bennington College）。（圖文／路透）

規劃缺失、高成本也是間隔年項目中的問題。另外，間隔年項目成本較高，如作為教師戶外技能拓展組織的「國家戶外領導學校」，根據地理位置不同每學期要收取1萬2千至1萬9千美元的間隔年旅行費。

近年來，美國許多高校為在校大學生提供類似於間隔年的體驗機會，如組織暑期徒步旅行或語言學習，並計入其大學學分，而參加「高中後間隔年」項目的高中畢業生間隔年的經歷不計入其大學學分。

（河南理工大學）

中國教育報7月20日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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