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高等學府名校林立，是許多莘莘學子出國留學的選擇，其教學制度也是台灣教育體系爭相學習模仿的對象。

民國85年，教育部推動專科學校改制，國內的大專院校，不論規模大小，皆爭先恐後地朝著美國所謂的大學制度改革。即使軟體（師資）與硬體（設備）尚未成熟，仍然勉強改制為技術學院或科技大學，有些院校甚至廣立研究所，進而得以升格。

急速擴增的大專院校數量，締造了高額的大學錄取率；然而，學生資質良莠不齊，教學品質也無法有相對應的提升。許多大學畢業生投入職場之後，無法滿足企業的期待，不僅成為社會的隱憂，也再度反映出大學教育體制的問題。台灣承襲美國的大學教育制度，是不是走到了「畫虎不成反類犬」的窘況？

正當台灣許多大學院校思考如何轉型以及發展特色的同時，美國文理學院（liberal arts college）的經驗或許值得我們借鏡。

正當台灣許多大學院校思考如何轉型以及發展特色的同時，美國文理學院（liberal arts college）的經驗或許值得我們借鏡。圖為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裡的斯塔達中心（Stata Center），圖攝於2007年11月8日。（圖文／路透）

有別於一般較廣為國人所知，且通常附有研究所的綜合型大學，大多數的文理學院著重於本科的4年教育。文理學院對於教育的價值觀，傳承了西方古典通才教育的精神，目的在於透過有系統而且內容靈活廣泛的通識課程，來培養學生獨立思考與判斷的能力。文理學院普遍師資水平高、課堂人數少、而且沒有研究生兼任的助教來處理學務。在這樣的學習環境下，學生勇於發言與嘗試，也樂於和教授有一對一的互動。在制度方面，校方對教學品質的要求十分嚴格。

以筆者目前任教的巴特勒大學（Butler University）來說，教學成績在教授升等評鑑上占了幾乎一半的比例。教授們不覺得花在學生上的時間是在做白工，也更願意投入精力備課，而不是關上門來寫研究論文。因此，教學與課程品質自然成為各個文理學院引以為傲的特點。

此外，多數的文理學院要求學生住校，並藉由各式各樣的課後活動，將師生間的學習延伸到教室外。同時也鼓勵學生走入社區參與公益，以培養對社會的關懷。因此，學生的歸屬感強烈，在畢業之後也十分願意用不同的方式回饋學校或社會。對大多數的美國人來說，文理學院是大學教育的菁華，而許多歷史悠久的文理學院，像是美國東岸的威廉斯學院和衛斯理學院，更是評價不遜於哈佛、耶魯的貴族學校。

近年來政府對於學術研究的重視與經費上的補助，的確值得肯定。但是論文發表或點數排名，並非追求卓越的唯一途徑。美國的文理學院雖然不曾出現在國際學術排名之上，但是從「教育」的觀點來看，他們卻是頂尖的。各大學院校如何善用自己的資源、特色，來創造出有品質的學習環境，才是台灣高等教育多元發展的長遠之計，也是年輕學子之福。

（旅美大學教授）

今天去高雄駁二藝術特區看種田陽平展。朋友在LINE上提醒這是時藝協辦的展覽，開玩笑說要小心慎入。帶著糾結看完非常精采的展覽以後，開始思考前陣子自己因為旺中案，而開始對於旺旺集團旗下所有產品拒絕消費行動的一些問題。

一直以來感到弔詭的地方有5點。首先，在臉書上觀察，反旺中的朋友幾乎都與我相同，是來自特定學院背景、特定興趣與專業的社會人士或學生。重點在於，這個群體使用網路的時間比看電視多得多，在家中（或回到家）也幾乎不是主要掌握遙控器的成員，以台灣目前壟斷的收視率統計方式，這個群體對於中天及中視的拒看幾乎不具任何威脅性。尚且，這個群體的家庭或收視單位是尼爾森公司收視率調查樣本戶的比率可能相當低，這是拒看雙中策略無效的最直接原因。

此外，中天除了新聞台之外，有非常多目前收視率相當好的其他類型節目。先不管這些節目「好不好」（批判當代台灣電視觀眾的品味並不是本次抗議活動的主旨），重點是這些節目本質上與新聞無關，其主要訴求為娛樂大眾，自認品味高者認為觀眾喜歡吃垃圾食物，但那是觀眾自己選的，任何人都沒有權力剝奪這種娛樂自由。況且，相信能有這樣的收視率，這些節目的製作單位必定是相當認真的在維持節目的生命，以一個學媒體的學生來看，這一行真的很辛苦，萬一收視率真的下降，被叫進辦公室劈頭大罵的，不知道會是負責併購案的蔡公子，抑或是大學剛畢業不怕死投入電視產業的小小執行製作，或是薪水稍微多一點點的製作人？如果被罵的是製作人，他敢說「大老闆不要買中嘉，收視率就會好了」這種話嗎？這種抵制的效果會讓這些節目的內容往什麼方向發展？對於反併購訴求又有什麼幫助？值得深思。

針對中國時報，很好奇這個群體之中訂報紙或買報紙的人有多少？若是平常就沒在買報紙，只是在圖書館或早餐店中讀報，要想透過「拒看」來發揮影響力，實際上似乎並不是很有力。而有訂報的人，是否能夠說服訂報者（如父母、老闆或單位主管）退訂？這裡似乎就必須回到問題的癥結點，台灣大眾普遍的媒體素養教育到底哪裡出了問題？當面對這個問題，普遍民意為何不是拒絕媒體集團的不當擴張？而是不知道該怎麼關心這個議題，以及這個議題的嚴重性何在？

至於拒買旺旺相關食品產品，湊巧讀到一位在旺旺食品部門員工對於拒買的擔憂。想想還真是呢：為什麼老三犯錯，要老大負責？我們擔憂的是旺旺集團中新聞部門疑似捏造不實新聞以及控制媒體言論，乃至於跨媒體集團不當擴張對民主社會的意見市場帶來的負面影響，與食品部門其實沒有直接關係。這些在食品部門工作的人可能根本就不懂什麼是「你好大，我好怕」，一個月也只領3萬5要養半個家，拒買拒吃的行動背後，第一線被大眾憤怒的子彈打中的可能不是蔡老闆，而是在產業最底層，連自己怎麼死都不知道的認真踏實的員工。

而有同學在中天大樓前抗議，大喊要蔡老闆回去做米果的口號。這其實也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究竟做米果起家的人能不能做媒體？媒體業尤其是報業，批判者常被批判是帶有菁英主義、自命清高的知識份子。那麼既然我們能容忍存心低俗瑣碎的八卦小報在台灣生根壯大，為什麼不能容忍一個自認秉性善良的米果老闆經營媒體？因為台灣是奉行資本主義的、講民主、尚自由的社會，只要有資本，想做什麼買賣都行。因此這次旺中案的問題，是在於主事者踩到民主社會、言論自由以及資本主義市場秩序的底線，跟老闆本來是做米果無關，學生運動的標語「媒體不專業，回去做仙貝」總讓人感到有些矛盾，似乎隱隱有種瞧不起專業米食加工製造從業人員的感覺，可以被解讀為以勞動項目來區分社會階級的想法，做媒體的到底有沒有比做米果的高級？此標語的適切性相當值得思考與辯論。

拒絕媒體巨獸，除了拒買、拒看，最直接有效的行動應是不厭其煩地向身邊「沒在關切」，或是還不了解此議題的人宣導、解說、叨唸，跨媒體經營對於民主社會及言論自由的影響。7月31日，對於旺中媒體連日報導「走路工」涉入抗議旺中併購行動，大篇幅對學生、學者進行圍剿，「反媒體巨獸青年聯盟」號召700多位學到中天電視大樓舉牌抗議。（圖／楊萬雲）

結論：拒看拒買其實是一種相當消極的反對行動。對於抗爭團體的主要訴求實際上效果有限，甚至可以說只是「說／做給自己爽」的一種行動。在這個時代，透過社群網站，「行動」似乎是一種很好的話語展演方式，尤其是簡單明瞭的行動指令，最是容易吸引有志者義憤填膺地群起效尤，但是行動與訴求效果之間的關係卻常存在許多弔詭，是在認同並採取行動當下沒能進一步思考到的。針對此事，回到前段所述，最直接最有效的行動應是不厭其煩地向身邊「沒在關切」或是還不了解此議題的人宣導、解說、叨唸為何這麼在意這個議題、為什麼反對併購、為什麼不看中天系和時報系的新聞，乃至於透過各種管道、各種平台及各種形式製作能有效傳播反對訴求的文本，絕對會比只公開表明拒絕消費的立場以及僅僅展開拒絕消費的行動更好、更有效果。

（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研究所研究生）

每到召開基本工資審議會議的時日，許多有待商榷的言論就會紛紛出籠，雖然這個專欄多年以來已經不下數次進行反駁與討論，但仍有許多看法值得補足，借用報端一角來進行說明。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ILO）的定義，最低工資（台灣稱基本工資）是在薪資結構中建立最低額度的界線，以保障位居薪資分配最底層的勞工，在部分國家是透過法律明訂，其餘則經由三方對話的機制，又或者是藉著勞資之間的團體協約來確立下限的基準。換句話說，最低工資被視為特定社會下生存條件的指標，也反映出最低工資的道德面向，但這樣的標準卻全然忽略工資存在的分配意義，越過工人在經濟成長的貢獻，僅將視野停留在社會保障的層次上打轉。

事實上，依照國際勞工組織在《全球薪資報告2008∕09》（Global Wage Report 2008∕09）所公布的資料顯示，雖然最低工資於2001年至2007年期間，在已發展國家成長3.8％，發展中國家則調漲6.5％，不過值得注意的卻是，最低工資佔人均GDP的比例無論在已發展或發展中國家都呈現下滑的態勢，特別是近年來被多數觀察家看好，作為帶動世界經濟成長引擎的發展中國家，比例也從68％（2000年至2002年）降至60％（2004年到2007年），顯示強勁的成長力道無法轉換成最低工資的增幅。

近10年來，在總體經濟的漲幅不大（甚至偶有衰退），加上高失業率的大環境下，嚴重限制政府（或與社會伙伴）在調升最低工資幅度的空間。所以，我們從數據中可以發現，許多國家是沿著通膨幅度作為調整的準則，這也意味著政府守著保障勞工購買力的思維框架，深怕造成資本家的「負擔」。相同的現象亦出現在台灣，無論從運動團體到官方論述，皆較為側重最低工資的道德呼籲，以通膨率作為最後調整的參考值的結果，就不會讓人太感意外。

8月8日，勞工團體在勞委會召開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的前一天，聚集在勞委會前呼籲基本薪資應該調漲至2萬2千到2萬5千元之間，並以行動劇演出目前過低的基本薪資讓勞工生活困苦，等於直接逼死勞工。（圖文／楊萬雲）

更為重要的是，當經濟性的分配議題一旦在最低工資論述中缺位，放在台灣工會組織率、集體協商率極低的現實環境，結果會是資方只要拿出最低工資佔平均工資的國際比較，最低工資的支持者就難以自圓其說。

最後，提出另外兩小點作結。活在充斥工作至上之價值觀的社會，最低工資將成為其他社會福利津貼調整的壓力，例如救助金額不得超過最低工資（否則誰要去工作），所以只要最低工資聞風不動，那些被排除在市場之外的人們，生活將更為艱苦。

再者，最低工資政策是否有真正被落實，也是重要的課題。國際勞工組織不只一次提醒，最低工資是報酬被允許的最低水準，但問題常出現在中小企業無法配合，因此每個國家應該透過罰金或適當的處罰來落實，並以資源協助貫徹公權力。然而，罰則太低、檢查人力不足，是台灣政府一直不願意正視的問題，過去我們一直努力爭取的檢舉獎金，勞政主管機關以開會討論為由，也就這麼過了好幾年了。

（前青年勞動九五聯盟執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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