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因NCC通過旺中集團併購有線系統業者中嘉股權的爭議案，引發媒改團體與部分學者相繼對旺中在台灣媒體業中所可能日漸擴張的壟斷地位深感憂心並提出批判，豈料旺中與蔡衍明對學者與公民團體暴走式的全面反擊與走路工指控竟反而由插曲一躍成為主戲；這一切更在與旺中素有新愁舊恨的壹傳媒集團加入戰局與之隔空駁火後，最原先卻也是最值得深入討論的「反壟斷」訴求，在整個輿論當中反而被隨後的這股八卦喧囂所淹沒掩蓋。唯一慶幸的是記協與媒改團體在今年的記者節當天發起的遊行，猶將以「反媒體壟斷」為主軸，某個程度上適切地延續了讓社會持續聚焦於關注「壟斷」與「反壟斷」的討論。而筆者則希望在此針對原「壟斷／反壟斷」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一些討論。

無論是早先學者與媒改團體反對旺中併購案的論述，還是9月1日遊行主訴求說明當中，「維護言論多元」或是「捍衛民主價值」，即便不是唯一，至少也是反對媒體壟斷的最主要原因。關於「言論多元」這點多少有些抽象的「價值」，多虧了蔡衍明的不假、可能也不屑修飾其一身「霸氣」、「狂言」與「專橫」，過去一段期間以來主動公開地以旺中相關媒體為舞台；身體力行地為大眾示範了旗下媒體對所披露的言論的過濾與審查機制是如何運作。於是乎我們似乎有了清楚的示範教學，一個「壟斷」環境下的媒體言論市場，許多不符合媒體資本利益的新聞與消息是如何被消音或甚至扭曲處理。於是乎，為了「維護言論多元」，我們必須要挺身反對壟斷化的發展，而這自然也構成了反對旺中併購中嘉的理由。

民間團體發起連署，2011年10月24日在NCC大門口抗議旺中寬頻併購中嘉網路案，民團一致呼籲NCC駁回購案申請，嚴防媒體壟斷。抗議民眾製做的遙控器模型，上面按鍵卻只有「旺」的選項，抗議旺中寬頻併購案，將會讓台灣媒體言論單一化，扼殺言論自由。（圖文／楊萬雲）

只是，首先，關於資本主義內所發展出對壟斷的管制，如同部落客瓦礫所言：「是為了彌補體制的缺憾，而非直接與之對抗。」如果我們暫且先跳開對媒體產業的討論而廣泛來談「壟斷」，反壟斷的概念之所以能夠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所主導的意識形態上站得住腳，並被各國透過立法而進一步制度化規管，很大程度上還是其定價在主流經濟學分析框架中被「證實」了將造成「效率」或「效益」的淨損失（Deadweight Loss）。也因此，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壟斷（與寡占）行為之所以必須被限制，其實不過是為了讓經濟行為回到「有效率」的道路上「進行競爭」。「選擇的多元」或「民主的價值」的說法往往只被作為輔助規管與限制正當性論述的一環，若非其對效率與效益上的損害，僅憑「多元、民主」為由，反托拉斯法能否在各資本主義國家內順利普遍立法，恐怕還有不小爭論空間。

回到媒體壟斷的討論上，當然，我們也許會說，媒體的壟斷比起其他產業更嚴重也更應該反對，原因在於媒體決定並高度影響了我們所能獲得的訊息與知識。這樣的說法當然合理，但也正因為合理，我們反而更應該去檢視在資本主義制度底下的媒體產業結構與環境。

以台灣為例，旺中一旦成功併購中嘉後確實將讓其在市場上的佔有率更加擴張，但坦白說，此時此刻台灣的媒體不早就已經處於高度寡占的環境之中嗎？以日報市場為例，從開放報禁以來的百家爭鳴，一路發展到如今四大集團市占率之高，早已符合寡占定義。

更應該注意的事實是，包括這四大集團與主要的電子媒體，在多年資本集中化的過程當中，早就已非單純的媒體事業體，而往往僅是規模更大的資本集團底下的一環罷了。在這種情況底下，旺中與蔡家所反應出的「親中」、「媚中」立場，只是其資本獲利模式的一環，同樣地，其他不同由大型資本所掌控的媒體的立場，即便看似與旺中相異，事實上也僅是商業獲利模式的差異罷了，總歸一句，這些媒體的經營最終都還是得要服膺於其背後資本的利益。換句話中，旺中的進一步擴張我們絕對有反對的理由，但如果要說旺中案決定了台灣媒體產業的壟斷與否的命運，那反而有礙於我們看清早已寡占的現況。

而在這種寡占的情況底下，過份強調反旺中以捍衛「言論多元」似乎就有些值得商榷了，如前所述，旺中與蔡家確實一五一十地為公眾操演了資本家如何掌控並直接影響其所披露言論的存留取捨與走向，如果說旺中有什麼特別的話，也許就在於其不吝於讓我們看到他赤裸裸的黑手，但重點是，如果我們夠留意的話，這些「黑手」們其實早已經存在於寡占市場中的各主要媒體當中了。

幾年前，就在基本工資調漲前發起某次倡議行動後，一位一貫認真謹慎的媒體朋友打了多通電話來確認並私下交換意見，認知中這位朋友私底下是同情並支持運動團體訴求的，至少聊天過程中，他不諱言對主管機關與工商團體說詞的不敢苟同，最後一次談話中，他甚至帶著些許正面聲援態度表示寫了篇報導和分析特稿。只是隔天翻開報紙，只剩半篇文字簡略的報導，還藏在一大篇所謂的「平衡報導」後。此後一次公開場合上再次相遇，談及這事我們只是頗有默契地交換了個心照不宣的短暫示意。

同樣地，幾天前華隆紡織遭欠薪的工人一路從苗栗苦行至總統府上訪，一位熱心的聲援學生隔天在臉書上抱怨某媒體誇張的「獨漏」處理。事實上同一家媒體因為其母集團旗下擁有金融機構，之前民間團體為協助無力償還的卡債族推動債務清償條例修正與立法過程中，更是可以見到極其偏頗立場的報導與評論。而過去這種「把關」、「審查」機制，事實上一直存在，只因未達今日旺中的赤裸與粗暴，而隱藏在「平衡報導」或甚至在是否具有「新聞價值」的取捨之間運作。但這絕不代表如此更隱晦而不易察覺的環境就能夠提供「言論多元」，即便有，不過也僅是過濾篩選掉對資本與資本家有害訊息後的無傷大雅的「多元」罷了。

追根究底來說，旺中案中所引發的反壟斷訴求若要能夠有效並有力，或許在對準旺中集團的同時，也必須能夠同時看見寡占市場中的其他資本集團，並且開始嘗試思考著：倘若資本集中化的趨勢乃是資本主義社會底下必然的發展，那麼，一位真心反壟斷者是否必然將代表著進一步提升到「反對資本主義」的高度上。

（英國倫敦大學Queen Mary學院商管系博士生）

倫敦奧運閉幕式中，已故歌手John Lennon（約翰藍儂）「現身」唱出「imagine there is no country」。這與現場情況完全矛盾。在他臉部特寫的大螢幕下，是以英國國旗為基底的舞台，當中站著各國代表隊選手。奧運場內外一向充斥著國家，甚至該這樣說：沒有國族就沒有現代奧運。

倫敦奧運閉幕會上，播放歌手約翰藍儂的畫面。（圖文／路透）

本屆奧運也不例外。男子足球銅牌賽中，場邊出現帶有日本軍國主義意涵的旭日旗、南韓隊朴鍾佑賽後在場上高舉「獨島是我們的領土」旗幟。舉重賽場上，中國選手吳景彪奪金失利、獲得銀牌，對著媒體攝影機鞠躬道歉，哭著說「我有愧於祖國」；北韓選手溫熙哲獲得金牌後，立即表示「感謝我們偉大的領袖給予我力量」。我國體委會主委則因代表隊獲得獎牌數不夠，認為有負國人期待而發怒。

西方媒體慣以「東方奇觀」的心態，揶揄第三世界選手與人民在奧運當中的強烈愛國表現。國內一些頌揚「體育歸體育」觀念的論者，也因此對國人在奧運展現的國族認同嗤之以鼻，認為只是威權體制的殘餘或復辟。

但奧運國族主義原本來自西方，包括二次大戰前的納粹德國、或冷戰期間美蘇兩大陣營在場內外的角力，都是奧運國族主義的「原型」。時至今日，運動選手與觀眾揮舞的旗幟，從不乏歐美等國國旗。網球「英國希望」Murray總算在溫布敦球場取得奧運金牌，讓數十年職網四大賽一冠難求的英國球迷歡欣鼓舞。而倫敦奧運開閉幕式以老中青英倫搖滾當作最大賣點，何嘗不是英國國族認同建構？

運動國族主義在世界各地都沒有消失，反而受到全球資本力量的重組深化。一方面，在新自由主義的國際競爭壓力下，許多政府靠奧運獎牌當作政績，以各種移民優惠與獎金來吸引各地頂尖選手。結果像是本屆奧運參賽的各國女子桌球代表隊，許多都有來自中國的選手入籍，模糊了「國家運動員」的面貌。雖然這現象的正面是後現代的混雜認同，但背面則是國家短視近利，不利於本地運動文化的培養。

另一方面，在跨國運動企業與廣告的介入下，奧運與選手高度商品化，原本的政治力量外更加上商業力量，扭曲了國族認同。因此，中國跨欄選手劉翔戲劇性地倒在第一個欄架下，即使官方一再公開說明，但仍有「陰謀論」質疑，摔掉13億人期待的一跤，可能只是為了維護這個田徑明星的短期商品價值。

不同時代、不同國家、不同形態的奧運國族主義，同樣讓人心驚膽跳。過去，因為那代表了「壓迫差異」的國家暴力：納粹用以合理化屠殺猶太人，美蘇用以穩固冷戰陣營內的政治信仰，台灣威權體制用以維繫政權。現在，政經力量重新塑造國族主義的面貌，跨國企業將選手當作商品、把國族認同當作市場區隔的促銷手段，才讓運動迷心寒、懷疑國手假摔。政府以獎牌數當績效，混淆了培養本地運動員與運動文化的目的，才出現「有奪牌機會選手享鑽石待遇、沒奪牌機會選手自己取水喝」的荒謬劇。

然而運動中的國族主義，原本是基於地理或文化等理由的感情，跟我們對社區的參與、或對優秀選手的欣賞一般，都是樸素的認同。同時，包括國族等各種多元認同，也讓運動比賽與觀看走出單純的技術較量、出現多樣的面貌與情感。只是因為政府與企業的操弄，國族主義成為政治壓迫與商業逐利的工具，讓運動國族認同成為洪水猛獸。

國族認同是眾多的運動參與及觀看方式之一，既不神聖也不邪惡。我們不該盲目地幫政客與企業所操弄的國族主義搖旗吶喊，但是單純為國家代表隊喝彩，跟熱愛遙遠的1960年代英國搖滾歌手一般，都是一種文化權利。我們該改編Lennon的歌詞，想像奧運中不再有「代表政客與資本的國家」，拒絕政府把獎牌當作統治宣傳、拒絕企業把頂尖運動員化約成廣告與消費。解放奧運中的國族認同，自在地為本地運動員加油喝彩。

（政治大學新聞系副教授）

首先，「公費選制」仍然停留在「經費競賽」的既有軌道。「公費選制」要與「自費選制」同時並存，因此「公費候選人」仍然要與「自費候選人」相互競爭。試想，對於那些有財有勢的大黨、或是有靠山的候選人，砸錢宣傳造勢根本毫不手軟，他們會為微薄的政府補助，接受競選支出及政治獻金收受的上限規範嗎？他們會願意放棄那些只要花錢就看得到效果的宣傳方式嗎？而公費候選人縱使拿了政府的補助，但這筆錢能有多少？光靠這點微薄的補貼能夠拉平巨大的財力懸殊嗎？而且還要接受更多的規範，相較之下勝算究竟在哪裡？也就是說，這樣的選制仍舊還是財力資源人脈動員的總戰爭，絲毫沒有脫離「經費競賽」的既有軌道。

其次，若要讓公費候選人贏得選舉，勢必得讓政府的補助得以改變選情，讓「公費候選人」的財力得以跟「自費候選人」抗衡，但若再進一步深思，這在現實上究竟如何可行？「公費」根本就不可能與「自費」真正抗衡，現在光是一個地方議員的選舉，都是動輒上千萬的開銷，試想，光是那些旗子就要花多少錢了？我們的國庫可以負擔多少補助？就算補助再多，還是不可能追上那些上千萬、甚至上億元的競選支出，而公費候選人拿了這些補助，真能改變多少選情？而且這樣的選制無疑只會加重國庫負擔，更讓選舉變成國家的鉅額開銷，終將拖垮財政。

此外，政府限制私人競選行為的部分在現階段也不可行？自費候選人想要辦造勢、包廣告，政府有什麼理由禁止？候選人自掏腰包為自己宣傳，只要不涉及毀謗侮辱者，政府該如何禁止？若硬是要實施管制，恐怕所有的媒體、廣告業者通通也要跳出來反對了。

而競選經費的公開揭露、全民監督也不可行，因為檯面上的政治獻金除了以外，還有更多是檯面下的交易，例如當面的現金點交、或是官夫人最愛的珠寶，這些都是帳面上絕對看不到的交易，除此之外，就算登記為公費候選人後必須成立專款專用的公開帳戶，候選人難道就不能夠用別人的名字另開帳戶或是另立基金會，以做為個人募款嗎？而且用別人的名義去買廣告、去辦活動，那這些支出也不能算在候選人自己的花費，因為可以解釋那都是支持群眾自發性的行為，政府難道可以禁止嗎？到時候恐怕還會有一大堆候選人，假公費卻真自費，拿了政府的補助，卻仍舊大玩金錢競選，真有辦法的人自有其各式各樣的玩法，這一切究竟如何監督、從何管制？

因此，公費選舉絕非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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