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制公辦化改革研究會

高等教育對於國家競爭力至關重大。但現階段高等教育已淪為「評鑑比賽」。為了要爭取教育部更多的補助經費挹注，各大專院校皆致力於提升大學評鑑之成效，其中「院系所學程評鑑」此類，更是直接導致各校的助理教授、副教授皆戮力於論文之升等，升等論文不僅耗時費日，更直接加劇監察員所指稱之「重研究輕教學」之不正常狀態。但若於學術研究上對整體社會有所助益，也不致成其惡，但正因寫作著述升等論文的原始目的僅是為了升等，所以這些大專院校的教員們，基於「生產的量」與「生產的速度」，在「質」的要求上，勢必相對輕忽，曠日廢時卻無法使生產之著述對台灣學術界有實際助益。

對於高等教育的問題，許多有識之士早已提出，前陣子知名作家洪蘭提出大學生素質低落，林百里在公開演說中指出自己痛恨台大電機系學生，認為教學死板、沒有創新性，指陳這些學生「念書像唸聖經」、「我讀書讀不好，所以才會成功」。姑且不論他們的發言動機以及正確性，高等教育所面臨的現實困境，也不是所謂的「有識之士」才能感受到的，問題在於每當媒體進行相關新聞的報導時，雖然會暫時引起社會輿論關注，但此時，只要教育部長或政治頭人隨便唬弄個幾句，這件事情也很快就煙消雲散了，因此如何使此議題的討論能持續被重視，便成為極重要的事情。

因此，如果高等教育面臨的處境極為困難，其重要性又直接影響所謂台灣的「國家競爭力」，那麼為何每每在能主導教育政策的總統大選或立委選舉時，藍綠政黨皆未曾也無須提及他們在此部分的具體政見呢？

由於在非公辦化選制時代，高等教育從未構成選戰議題，而僅冷落於供裝飾用之政策白皮書一隅，寥寥數語，故縱有影響之雄圖，但難以遂行，致參與者響應者寡矣！

若實施三大公辦化選制，高等教育界各團體各勢力為影響各黨候選人之相關政見，至少在總統大選／立委大選前半年，就發起舉辦各式各樣論壇活動，點燃公共討論之火，各家觀點、主張、方案交鋒不休，為公共討論火上加油，匯聚日眾，論理必愈趨嚴實，主張方案必愈趨完備而精細，以待各黨候選人採用而已。選制改革方能治療高教沉痾。

■林靖堂

觀察近日台灣媒體的新聞戰爭，親身參與反壟斷遊行採訪，加以回頭閱讀那過去記者因得罪報業老闆離開的事件，作為一位第一線的媒體工作者，筆者深刻體會，無論主流與非主流、商業與公共，乃至於草根與獨立媒體，第一線基層新聞工作者要的不多，就是有尊嚴的勞動條件與獨立自主的工作環境。

自1991年《聯合報》徐瑞希事件、1994年自立報系經營權移轉引發的首次901大遊行，乃至於今年4月以來台灣兩大傳媒的新聞戰爭，隨著政治的解嚴開放與經濟的快速發展，21年來台灣媒體的基層工作除了持續在彰顯所謂第四權的社會正義，也不斷地在面對隨著而來的政治經濟勢力，或外或內的壓力。

新聞學教科書雖然教育著我們這些新聞傳播科系的學生與菜鳥記者，宣稱這個職業是無冕王，是社會的第四權、第四階級；但身處組織內部的基層工作者都知道，無論如何，記者這個行業永遠需要面對組織內的長官，以及組織外的權力結構。當組織內外的政治經濟力量交相壓迫第一線新聞工作者時，即是考驗一位記者個人原則之時。

當年的徐瑞希事件，面對的是報社老闆與資本家結合的權力結構關係；自立事件，則是報社基層工作者意識到媒體經營權轉換，對於基層工作者工作權與新聞自主的爭取過程。時至今日，媒體的記者要面對置入性行銷業配的壓力，例如前中時記者黃哲斌的離職宣言、主管對於記者不當的新聞控制，例如這次旺旺中時為批判學者黃國昌，擅改前中時記者游婉琪特稿一事。

21年來，這些事件不斷地告訴我們，在報業主與政治經濟勢力交雜的權力結構下、媒體業者為生存為盈利的經濟壓力下、媒體業主為滿足政治經濟私利，乃至媒體間彼此的利益戰爭下，犧牲的永遠是第一線新聞媒體工作者的報導原則、獨立意識，甚至記者的工作環境與勞動條件。

901反壟斷大遊行時，有遊行民眾高舉著「編輯室公約是媒體工作者的勞動條件」，呼籲媒體業主應將賦予第一線工作者專業獨立自主的編輯室公約，作為記者的工作環境。身為記者也必須要有體認與自覺，新聞的自主判斷與專業新聞原則地把守，即等同薪資、休假福利的工作條件，體認自己是受薪階級的勞動者身分。沒有好的新聞自主工作環境，就跟沒有好的公司福利制度一樣，是記者工作的義務也是權利。

9月1日，由台灣記者協會、學生團體、公民團體發起的「反媒體壟斷大遊行」，隊伍分為三大隊：傳播界、學生、公民團體，人數將近萬人，提出四大訴求「要道歉、要專業、要監督、反壟斷」，呼籲NCC制定媒體壟斷法，防止言論集中化，保障台灣的新聞自由。（圖文／楊萬雲）

而這也是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在旺中併購案、黃國昌新聞事件與壹旺新聞集團大戰發生前，今年901記者節遊行的訴求；旺中併購案所衍生近兩個月來的新聞事件，更彰顯新聞室獨立自主以及維繫記者勞動條件的重要性。

身為學生時代觀察媒體問題，及至今日媒體工作的一份子，吾人認為，無論主流、商業，到公共、獨立或網路小眾媒體，媒體經營者與主管要認知，給予第一線新聞工作者有尊嚴的勞動條件與自主的新聞工作環境，是媒體經營的首要哲學。媒體業主的尊重以及媒體工作者的勞動者自覺，獨立自主的新聞工作才有可能。

（網路媒體工作者）

■陳柏謙

就在約莫一星期前，位於中亞的巴基斯坦，同一天內接連兩場慘烈的工廠大火，被驚魂未定的生還者形容為來自地獄的猛烈大火，奪走了近3百名紡織工人寶貴的性命！死亡人數一舉超越上個世紀1993年泰國玩具廠大火，而成為人類當代工業史上死傷最為慘重的工廠大火。

12日當天，巴基斯坦最大的兩個城市同時傳出工廠大火，一家位在第一大城克拉蚩；僱用了約650名工人的成衣廠，大火一口氣奪走了超過250位上產線上的工人寶貴性命，另一家位於東部大城拉合爾的製鞋廠大火則是造成了25名工人慘死。

而根據克拉蚩工廠大火死裡逃生的生還者指出，之所以會造成如此嚴重的死傷，原因就在於廠區的逃生出口，不是上了鎖就是被雜物與存貨堵死，而多數窗戶又遭鐵條封死，最後容納了數百人的整座偌大廠房卻僅僅只剩一個唯一出口，當大火蔓延開來，通風不良的密閉空間內又盡是高度易燃物品，廠房馬上成了人間煉獄，部分死傷甚至來自於不堪猛烈火勢與濃煙卻又無處可逃之下，絕望地從5樓高左右的氣窗一躍而下。而巴基斯坦政府與媒體的報導，這家大型紡織工廠不但沒有任何正式登記，也因此工廠從設計、規劃到興建也根本沒有經過任何安全檢查程序，而巴基斯坦則可能充斥著類似這樣的工廠。

巴基斯坦克拉蚩的成衣工廠大火過後，消防隊員使用雲梯運送死者，圖攝於12日。（圖文／路透）

紡織成衣產業過去一個世紀以來，就一直就是重大工殤事件頻傳的重災區，只是這一百年來的每一次造成重大工殤背後真正的原因，卻讓人無奈與憤怒地幾乎沒有任何改變。

1911年，紐約位於格林威治村的三角地成衣廠大火，146名工人被燒死（71名受傷），死傷的多為來自義大利與俄羅斯的女性年輕移工。

1993年，泰國Kader玩具廠大火，奪走188條工人的性命（另外近5百名工人受傷），而就在同一年稍晚，位於中國深圳由香港資本投資的致麗玩具廠大火，87名工人死亡（逾50人受傷）。

兩年前，位在孟加拉一家代工生產Tommy Hilfiger等美國知名成衣品牌的紡織廠大火，一共造成29名工人死亡。

在這些最慘重而被大眾記憶的大型工殤災難之間，事實上整個紡織產業一個世紀內，還有更多數不完大大大小的意外。而當我們仔細回顧上面每一場大火時就會發現：一百多年來，沒有任何一場大火，不是肇因於雇主以管理方便與更重要的節省成本考量，而犧牲工人安全與性命，每一次大火過後，我們永遠可以看到不論從紐約到曼谷與深圳，從孟加拉到巴基斯坦，工廠是如何相似地成為致命陷阱，但每一次，我們彷彿都只能看著歷史悲劇不斷地重新上演，唯一不同的，大概只有看到這些悲劇跟著資本在全球的流動，而不斷轉移空間罷了。

英國衛報的一篇報導寫指出：巴基斯坦政府其實曾經簽署了國際勞工組織的勞動檢查公約，而巴國的勞動法令也有相關的規範，但這些年來，為了與鄰近同樣依賴紡織業的孟加拉、印度或越南競爭，幾個主要的大城為了「發展一個對產業更加友善的投資環境」，勞動檢查制度與勞動法令幾乎形同具文。

確實，從數據上可以看出，紡織產業對於巴基斯坦的經濟或是就業市場都極為重要，根據巴國中央銀行的資料，2011年紡織成衣業產出約占GDP的7.4％，並僱用了超過3分之1巴基斯坦產業工人，而紡織成衣對巴國出口的貢獻度更是高達56％。根據國際勞動人權倡議組織──清潔成衣運動（Clean Clothes Campaign）的調查，位於克拉蚩發生大火的這家工廠，主要供應一家由德國資本成立的大型低價成衣零售商KIK，KIK目前為德國第7大成衣零售商，並在奧地利等8個東歐國家擁有約3千2百間店面。

然而對於巴基斯坦經濟與就業都極其重要的紡織成衣業，這些年來在激烈的勞動成本向下競爭趨勢底下，卻不斷受到孟加拉或越南等國的威脅。不久前，孟加拉政府才公開指出：孟加拉已經成為僅次於中國、全世界規模第二大的紡織成衣出口國，在孟國政府招商說明裡，更是毫不諱言地大力強調該國享有全亞洲最廉價的勞動成本（每小時0.25美金），以對比於中國每小時0.35美金與越南、巴基斯坦的每小時0.4美金工資，紡織成衣業目前僱用了超過半數的孟加拉工人，而總出口總額裡更是將近8成來自於紡織業。紡織產業在巴基斯坦的投資與訂單不斷面臨外流到孟加拉的命運。

巴基斯坦克拉蚩的成衣工廠大火導致傷亡，痛失親人的家屬哀慟不已，圖攝於12日。（圖文／路透）

而面對到來自孟加拉等紡織大國不斷壓低勞動成本向下競爭的影響，巴基斯坦的地方政府為了說服紡織產業留下來，自然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地放任雇主與資本以各種方式壓低成本，以留住國際訂單。一個巴基斯坦的學者私下對媒體表示：面對孟加拉和越南等國的競爭，即便發生了如此嚴重的大火，但長期來說他實在無法樂觀期待巴基斯坦紡織工人的勞動條件與安全會有根本的改善。

即便工殤事件的死傷一次比一次嚴重，但意外卻仍舊只會持續不斷發生，因此我們幾乎已經可以確信，基本上不可能僅單純依賴當地政府與立法就可以輕易改變資本的邏輯，追根究底還是得依靠來自工人集體的組織與團結，而且在這個資本流動的年代，還更必須是跨國團結與連帶，才能爭取到一絲機會止住這種向下競爭的無底深淵。

當年紐約三角地大火發生前，工廠女工曾為了要求勞動條件與工作環境的改善，以及組織工會的權利發動了一場野貓式罷工，然而當年這場罷工雖然因為社會支持爭取到了部分的勞動條件改善，但功虧一簣地在資方強烈反對下依舊未能成功地組織工會，也因此並能未即時改善工作環境，間接種下不久後大火的慘劇。而在一百年後的今天，工人唯一的出路也許從來未曾改變過，除了組織、組織、再組織以外，別無他途。

（英國倫敦大學Queen Mary學院商管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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