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舉制度，既然維續了現有資產階級專政、藍綠壟斷、地方派系及一切令人們批評、厭惡但無力改革的現狀──多為長期沈痾弊害，所以，選舉制度就是台灣一切問題的根源。台灣所有矛盾，無不與選舉制度相互鞏固、相互支持、相互依賴、相互滲透。

選制改革，是台灣一切改革的總開關，開啟，一切改革也隨之大步前進。「選制公辦化改革研究會」之成立，即是為選制改革運動的發韌，為台灣改革力量開闢一條康莊大道。

論到怎麼看待台灣大學生出國打工賺錢還債，陳院長說：「青少年出國打工是吸取一種不同的生活經驗，因為美國人也會赴澳洲打工，難道要叫他們『美勞』？不須以『台勞』觀點過度解釋。我們不要去限制年輕人。」

雖然媒體踢爆台灣年輕人去澳洲當台勞是刻意渲染的拼湊案例，但也不該過度美化出國打工現象。出國打工的年輕人不單純只是為了去壯遊擴展視野，國內就有許多年青人還有「學債」要還！今年100學年度有36萬大學生（約1／3）申請就學貸款，還成長5％。這群「畢業即負債、工作為還債」的學債族，在失業率高達12.7％、平均待業期為半年以上的艱困環境下，請問他在本國搶得到飯碗嗎？即使搶到飯碗也要不吃不喝好幾年才能還完學貸，書只會越唸越窮！陳院長除了說不要限制年輕人出國去開拓視野，年輕人揹學債問題難道不用想想辦法嗎？

外交部9月19日舉辦打工渡假經驗分享座談，曾經前往澳洲打工渡假的楊小姐（右）上台分享自身的經驗。（圖文／中央社）

論到怎麼看待台灣年輕人起薪低淪為青貧族，陳院長又說：「待遇的高低其實是一種價格問題，從經濟學角度看是由供需市場決定。……20到24歲人的所得，現在一定比以前少的，因為現在20到24歲很多人沒有就業，如果你把年齡層拉到40歲以上的話，事實上他跟哪一年比都是成長的。」

但親愛的院長，人民關心的是青年起薪過低，請不要牽拖到中高齡薪水去。連行政院主計處調查報告都直指，去年30歲以下受僱就業者207.9萬人，其中130.8萬人月薪不到3萬元，占了62.9％，且20至24歲平均月薪僅2.2萬元，成為名副其實的「22K」。另外勞委會的勞動統計年鑑也顯示，13年間青少年世代的平均薪資減少幅度高達3成4。各教育程度中，以大學及以上學歷薪資貶值情況最為嚴重。

連國中生都知道，就算勞動人數變少，只要每個人的起薪數字是沒有減少的，平均下來也不會造成薪資倒退現象，這跟勞動人口數減少有何因果關係？

薪資待遇的考量不只是供需問題，尚須考量物價水準與通膨情形，是國家政策要一肩扛起的政治責任，否則就會任由青年勞力商品化。況且22K是過往政策錯誤引導的效果，應當要積極因應物價通膨，訂定合理的青年起薪結構，而不是一味推給市場決定。財驚內閣不去面對青年低薪問題，只想推給市場決定價格，變相助長年齡歧視文化，只會造成更多世代不公！年輕人怎能不憤怒？

論到怎麼拚經濟，陳院長說：「『經濟動能推升方案』當中，社會住宅的推行亦包含在內，另可透過對新興市場青少年來台就學獎助、就業媒合做到，甚至能開發新興國家的市場。」請問陳院長，投資新興市場青年人才來台，就真的能夠協助拓展新興市場？難道投資在本地學生身上的成效會不如新興國家的學生嗎？此外既然提提升經濟環節中有推動社會住宅的必須性，請問具體措施在哪裡？我們只看到財驚內閣推出了一堆按照市場邏輯推動的山寨版社會住宅，老愛拿年輕人擋子彈，到最後肥了建商，弱勢者還是只能畫餅充飢！

總之財驚內閣請幫幫忙，別再驚嚇與激怒年輕人，請好好認真的面對青年低薪失業的問題。如果不能給年輕人一個看得到希望的就學、就業與安身立命的環境，我們將不再信任你，年輕人會投你一張反對票！

（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秘書長）

目前台北市勞工局所採取的一大奧步，便是稱部分台大研究生助理僅與教授之間具備僱傭關係，而與台大無涉，理由大概是認為研究生助理是教授自己找的，與台大無關，究其目的，是要將本案適格發起人降到30人以下，未達法定30人的發起門檻。

這種主張當然荒唐，若依照這種邏輯延伸，那一般企業中非經董事會直接聘雇的勞工，豈非都與該企業無僱傭關係？一般企業是否可以同樣理由主張勞工是基層主管自己找的，與公司無關（猶記數年前某惡質公司也同樣地此藉口，將短發之工資、加班費責任推給小主任），將僱傭關係推給一線小主管，「有錢公司賺，出事小主管自己扛」？

筆者曾與幾位教授閒聊提及此事，皆大表不滿之意，表示：「校方平常甚麼事情都要管，結果有事情就讓教授自己扛？」在僱用研究生助理一事，校方絕對有管理權限，也相對地，也應該有相應的義務。

台大研究生日前籌組工會，遭北市府駁回，引發學生不滿，5月31日送交陳情書至勞委會，要求正視研究生淪為學術黑手工的情形。（圖文／本報資料室）

以教學助理（TA）而言，除了有台大與教學助理之間的書面聘僱契約之外，台大校方訂有「國立臺灣大學教學助理制度實施準則」，訂有教學助理資格標準「須經過加教學發展中心所舉辦『教學助理研習會』，並取得教學助理資格認證者，得由獲核教學助理名額之教師或系所推薦為教學助理。」顯見教授並無單方面決定教學助理人選之情事。

更為關鍵的是，台大校方還有權對教學助理進行評鑑，除了遴選優秀教學助理，對於評鑑質低於3.5者，甚至有保留是否續用之權利（參照國立臺灣大學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教學助理資格審查辦法），就此觀之，實與一般企業進行績效考核制度毫無差別。

除此之外，台大校方對於教學助理的薪資額度有決定的權限，台大工會籌組的原因便是台大校方在2010年無預警地刪減教學助理的薪資；另外，其薪資給付亦是依循台大校方的報帳流程，故台大校方對教學助理具備實質管轄權，亦存在僱傭關係，絕對不容否認。

研究助理的聘僱亦類似，台大校方可從計畫主持人的研究計劃經費中收取管理費，許多事項，尤其是經費支用，都必須經校方核准，在人事方面計畫主持人受「研究計畫助理人員聘僱注意事項」拘束，無論是要聘僱專任助理，或是兼任以際計畫臨時工等研究生助理時，都須申請並經核准後方得聘僱（如5年5百億計畫下的研究助理人員，需要填具「頂尖大學助理聘僱申請書」，並報至校長或校長授權之承辦單位決行）；在台大的研究助理報聘系統上作業，並經校方核准之後方得正式任用，其薪資也是由校方依流程核發。這些都足以證明研究生助理是在台大的組織規範下進行勞動，教授只是據此進行管理。

筆者實在找不出台大校方得以推託研究生助理與校方不具備僱傭關係的理由，尤其參酌社會風險的分攤問題。當代勞動法所規範的勞動契約，不同於民法僱傭契約預設兩造平等且為債權問題，而是肯認勞雇之間的從屬、不平等以及各項風險，而使之社會化。民法契約自由、所有權絕對以及過失風險責任三大原則，在勞動法規範當中被限制，國家以公法上的強制規定介入勞雇雙方之間的契約，課以雇主建立合理的勞動條件、工作環境等責任，同時考量單一雇主的承擔能力，以社會保險等制度的設立為輔，將部份社會風險交由社會平均分攤。

就研究生助理目前所遭遇的情形而言，因為不被承認是勞工，沒有勞動法的公法保障，而社會風險只能以學生平安保險為之。

我們假設一個情形，一個兼任研究助理在實驗室中遭遇職業傷害致死，首先研究生助理根本不被納進勞動法體系的保障，它會不會被視作職業災害是最基本的問題（但是若同一場意外中有專任研究助理，我想就會被認為是職災）；而職災又分作補償與賠償，補償是基於勞基法所規定之雇主無過失責任，第一個問題仍是研究生助理是否適用，第二問題則是這個雇主是誰？若僱傭關係被建立在教授與研究生助理之間，則教授就必須負擔補償責任，又目前研究生助理未被勞保涵蓋，故依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之規定由政府以最低投保額度給予職業災害給付，但此係政府所支出的費用，教授因而無法依勞基法第59條主張抵充補償費用，代表教授個人必須負責全部的補償責任，而校方則僅有環安責任而已。

另外就賠償責任方面，假設雇主為教授且職災肇因於教授之責，由教授賠償應無疑義；惟若係因為校方的環安責任，如線路老舊等等，教授可舉證責任非屬於自身，就可依職災勞工保護法第7條免除賠償責任，此時研究生助理就只能以告訴的方式向校方求償。

台大工會申請成立一案將在11月得到初步的結果，勞委會的訴願決定雖然迴避了適用勞動基準法的爭議，但是終究，勞動問題必須要由勞工法令來加以解決。除了勞工局所提出個別僱傭關係的奧步之外，教育部以及台大校方正嘗試定調助學金為公法上之補助或是附負擔的行政處分，用以規避勞動法之適用，這當然徒然無功，因為助學金勞動仍舊是雙方合意之下的行為，而非單方面的授意；因勞務所生之種種問題，教育或公法政策絕對無法處理，尤其職災等社會風險，勢必要以勞工法令來加以規範。我們不能容許一手運用研究生助理的勞動力，另一方面又排除其權利。

因為，沒有義務的權利只能是特權，沒有權利的義務只能是奴役，這是研究生助理與校方、主管機關爭議當中的寫照。

（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碩士、台大工會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