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制公辦化改革研究會

某位知名的不分區新科立委，曾於質詢內政部長李鴻源時，提出驚人之論：「台灣男人已經養成奇怪的習慣，就是愛台灣但不愛台灣女人」、「台灣的雄性動物，為什麼要找異地的雌性動物來婚配？」、「因為男人只有這麼多，所以台灣有很多『聖女（剩女）』，可以是聖潔的『聖』也可以是剩下的『剩』，台灣有很多適合結婚，而且非常優秀的女子，被台灣男人fire掉了。」並且呼籲政府應該打造台灣女性更好的婚姻空間。

這番「為台灣廣大剩女結婚權」發聲的言論，將古老封建之「女大當嫁」意識型態化為不證自明的預設，並歸咎於台灣男性與外配、判定此雙方為共犯，顯然有違現代女性主義思想，自然引發輿論一陣喧騰。然而，當時某大報不久即以「剩男多剩女53萬」作為頭版頭條，重重搧了此立委一耳光——若無外配輸入，只怕「剩男」還要比「剩女」多出上百萬？

親民黨籍立委張曉風（中）有關台灣男人娶外國老婆的發言，引發民間團體抗議，她2012年3月23日出面回應，她只是為失婚的46萬台灣女子發聲，沒有侮辱任何人的意思。（圖文／中央社）

我們當然可以嚴批該立委歧視外配，但是，此立委的主觀出發點其實僅僅是基於為台灣剩女叫屈的立場，而誤以為外配是台灣男性之「搶奪者」。故關鍵在於：究竟是何原因導致一位中央級的民意代表立委，竟能昧於全台灣所周知之常識性事實夸夸而談，而至發生此番誤解？再者，繼而來之問題便是：何以如此立委能夠名列不分區名單第一名呢？

此立委鬧出這般大笑話，源於台灣選舉制度，現行選舉制度所選所舉者，率皆非「有料」之賢能，何謂「有料」呢？以立委而言，於競選前，起碼須做好、做足以下功課：一、踐履立委之職權、職能、職責之所需公共知識，至少包括相關之政治思想、制度、法律、慣例及程序；二、當選四年內，對於所將推動之立法、修法，須深入基層調查，廣泛研究，以形成立法修法草案之基本架構。

但目前選舉制度恰恰使「有料」之賢能不敢參選，因而有志難伸。台灣競選是資源動員能力的戰爭，而非以「真材實料」的政見分高下，所以，台灣唯有推動選制三大公辦化改革——電視政策辯論、無償徵用報紙雜誌專版政策辯論、公設網站政策辯論，使肚裡無料者或者無法通過黨內初選，或者不願自暴其短而有自知之明地「謙讓」，則類似鬧劇自是從政壇絕跡。

因此，錯不在於此位立委、其所屬政黨或投給該政黨之選民，而在於現行非公辦化之選舉制度。

■蔡尚謙

日前報載，高市三民家商對女學生硬性規定要穿裙裝，若欲改穿褲子則須另行申請「長褲證」，甚至有學生申請「長褲證」後，學校竟要她拿醫生證明才同意，若不附證明甚至會被認為有「性別認同障礙」，建議進行心理輔導。

台灣已走到今日的民主多元社會，對於現今教育環境中仍存在著如此禁錮人性、抹殺個性的舊時代威權思想，雖感訝異，但並不意外。曾經在戒嚴時代的黨國思想，不只深深洗了上一代的腦袋；時至今日，更持續干擾著下一代的自由創意和人格適性發展。

2012年10月15日，民進黨立委尤美女（左2）指出高雄市三民家商出示醫生證明申請「長褲證」案例，《性別平等教育法》的威信蕩然無存。（圖文／姜林佑）

以三民家商服儀規定一事而論，校方的硬性規定本就毫無正當理由，且其背後隱含的「男褲女裙」思想以及執行程序更有違《性別平等教育法》的立法精神與目的。我國現今教育方向已走向多元、人權以及開放，每個學生的性傾向、思想、言論等表現自由以及隱私權利皆應受到尊重及保護。

大法官解釋文585號亦揭示：「……基於人性尊嚴與個人主體性之維護及人格發展之完整，並為保障個人生活秘密空間免於他人侵擾……隱私權乃為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各級教育單位自應本此意旨，修改不合時宜的陳舊規定。可惜的是，許多學校仍置若罔聞，不予理會。

若我們寄希望下一代，有免洗腦、免恐懼的自由，那便應該努力切實地在教育現場傳達「尊重多元」的看法。尤其需注意的是，身教重於言教，學校不應該僅是空言「適性發展」、「多元自主」等詞彙，更應該積極落實這些概念於生活之中，才能真正讓學生感受到何謂自由的真義。

（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學生）

■曾翔

一個月以來，勞保破產的議題迅速延燒，或許是當初刻意放出消息，希望趁機調整保費的政府所始料未及的，反倒因為勞保破產的陰霾，撩起民眾對老年生活不保的巨大恐慌感（這點筆者深刻體認，筆者在過去幾週內接過包含父母在內，不下十次親朋好友的來電，詢問勞保是否會倒閉，以及未來該選擇何種給付），伴隨著這一陣子政府諸多不利勞工大眾的施政所引起的憤怒情緒；相較之下，軍公教人員享有超高所得替代率的退休保障，外加許多一般民眾不能理解的給付（例如慰問金），頓時就成為民意群起攻訐的對象。

回顧台灣的社會安全制度歷史，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人民免於各種社會風險的危害，但是就其制定的過程中少有公民社會的討論空間，以及制定的目的性而言，倒不如說是國民黨統治時期舒緩民間壓力、穩定政權的工具；因此，社會安全制度以社會團結、社會自治為原則，在台灣多半只是一種空話，連帶著保費、給付的調整也淪為政黨、利益團體之間的攻擊與喊價。

當社會安全制度成為一種上對下的恩給，成為政黨政治中，喊價政策買票的工具，沒有人會想到這樣的制度能不能真正發揮它分攤社會風險的目的？收支是否平衡？財務是否健全？能不能達成永續經營？而當國家正無限制地擴張為理所當然的存在，我們的公民社會就似乎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主張國家不能退守，事實上卻會反過來限縮公民社會所能主張與討論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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