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制公辦化改革研究會

馬政府第二任上台以來，施政成果遠遠不如預期。原本受萬眾期待的陳冲院長，從上台以來，證所稅風波、油電雙漲、內閣成員頻頻異動、在野黨倒閣等各種政治危機蜂擁而至，面對這些狀況，陳冲在某次商業週刊的專訪中，心力交瘁地表示：「我不是成功的行政院長。」

陳冲何以出此語？據陳冲說法，他以往的工作只是船長（金管會主委），但行政院卻像艦隊，行政院長則是艦隊司令。陳冲表示：「每一艘船的專業很不一樣，要花很多精神去溝通，所以是非常累」。

陳冲此言看似推諉懦弱，但又極為老實。的確，行政院是支超級大艦隊，依據現行行政院組織法，行政院包括14部：內政部、外交部、國防部、財政部、教育部、法務部、經濟及能源部、交通及建設部、勞動部、農業部、衛生福利部、環境資源部、文化部、科技部。每個部會都有其複雜度，行政院長即使像超商一樣24小時不眠不歇、全年無休，也不可能真正全面瞭解每個部會的事務，但施政成效的優劣卻都會算到行政院長頭上。任誰擔任行政院長，都是焦頭爛額，又何止陳冲？

但問題根源出在哪裡？問題根源就在非公辦化的選舉制度。

現行非公辦化的選舉制度，候選人靠金彈、銀彈、臉蛋，靠造謠、造勢，靠跑紅白帖就能當選。候選人日日夜夜、時時刻刻都在跑攤、固樁、打擊敵手，哪有半點時間心力用在思考如何治理國家？一旦執掌政權，才突然發覺自己空無一物，坐到了高位、卻沒有高位應有能力與準備。因此上台以後就像熱鍋上的螞蟻、時時得應付山雨欲來的施政危機，怎可能有建樹？

因此，我們主張：在總統副總統選舉期間，行政院、司法院、監察院、考試院所轄一級機關之職掌，中選會須分別公辦至少一場電視政策辯論。公民團體經一定程序，得申請中選會公辦特定主題之電視政策辯論。除了公辦電視政策辯論外，另有公辦報紙紙上辯論與公辦網路辯論。

以行政院來說，14部都要採行公辦政策辯論，因此，欲取國家大位者，需要認真研擬14部之職掌、其現行政策之問題、以及提出上台以後之施政綱領與具體操作方式、及對手政見之問題。

舉教育部為例，如果採行公辦政策辯論，國、民兩黨在選舉期間，勢必得提出針對12年國教所產生的各種問題提出具體可行之政見，兩者在交鋒下勢必會讓政見更為清晰、縝密，因此，未來擔任教育部長者，就不會如無頭蒼蠅般，一上台就知道要如何實現其政見。14部均行之也具有同樣效果。身為行政院長者，也知曉各部會之策略與方向，也知道如何整合、溝通，就不會像陳冲一樣感到無所適從，力不從心。

■莊成毅

2012年10月27日，第十屆台灣同志大遊行，生平第一次上街遊行，走出地下室、教室、實驗室，走出滯悶的溫室；走上街頭。

陽光普照，凱道上人們喧囂而擁擠，記者們紛走獵奇，交警和志工守在每個街口，路人好奇地停下腳步，彷彿一場盛大的嘉年華會。放眼望去，斗大的標語撲面而來。有的笑果十足如「我要結婚權，也要張孝全」；有的發人深省如「我不同於你的性向，但我誓死捍衛你的結婚權利」；有的務實嚴肅如「百萬連署，現在就行動！」；有的直接卻感人如「我是異性戀，我挺同性戀」、「我是老師，我挺同志」；有的直戳敏感話題如「真愛就像彩虹，永遠沒有盡頭」、「我們是基督徒，我們支持同志平權」。

第10屆台灣同志大遊行於10月27日下午登場，主題「革命婚姻–婚姻平權˙伴侶多元」，爭取同志平等婚權，現場宛如熱鬧嘉年華，2名女同志甜蜜接吻。（圖文／中央社）

其中，有位女子拿的標語引起了我的一些思考。她的標語是「我只跟直同志約會」（「直同志」是個政治宣稱，指得是那些公開表態支持同志的異性戀者）。走在路上的時候，汗水和情慾被高溫烘烤而膠合在皮膚的表層，我不禁在想這樣的問題：在當今社會裡（老、中、青，受過教育或沒有），「直同志」究竟是個怎樣的形象？對於一個異性戀來說，要宣稱「自己是直同志」究竟需要承受怎樣的壓力？相較於一個同性戀要「出櫃」呢？

我以為，一個健康的社會裡，人們理當因為自己利他的行動和包容多元的心胸而感到自豪。然而，一個道德普遍淪喪──抹黑者佔盡社會資源，成了英雄；有志之士卻苦於喑啞（即便能透過網路或獨立媒體發聲，聲音卻是多麼的微弱）甚至遭到抹黑的社會，人的尊嚴和道德感似乎已經被名、利、地位和現實吞噬殆盡，如此鄉愿化的社會風氣裡，「直同志」似乎成了一個標籤，基於一些教義或社會輿論，一件本應值得自豪的事就這樣硬生生被扭曲（成富有淫亂意味的身分）了……

事實是：一個連異性戀都可能不敢宣稱自己是「直同志」的社會，同性戀要「出櫃」的壓力可想而知。另一個事實是：對身體的開放程度是值得被挑戰的。

我在想，父母對子女的期待有很大一部分想必是經年累月具有強烈情感的，因此對於大多數的父母而言，要求他們在第一時間欣然接受兒女是同性戀，等於要他們瞬間自我毀滅，這的確有違情理。然而，除非彼此決定無限期逃避甚至不惜隱瞞一輩子（這或許比較貼近許多現實狀況，但是，可曾想過，很可能，我說很可能，你就只有一個人生？），否則幻滅的陣痛總得面對，如果總得面對（不考慮外在環境的變遷），父母越早面對，不是可能越早重獲新生嗎（就不妨以結婚或抱孫這兩個期待去想像）？有些人可能因為實在無法面對而選擇把自己跟父母切割，我的另一個觀點是：父母有被告知的權利（孩子有告知的義務）；孩子也有被接納的權利（父母也有擁抱的責任）。

至於朋友之間免去那些經年累月情感性的期待，伸出雙手擁抱這事固然仍舊是一個開拓心智的過程，要欣然接受應該相對容易得多（因為同性戀只不過是個情慾身分，甚至稱不上是一種生活方式）。實際的問題便轉移到，那隻在房間裡的大象（或螞蟻）要怎麼說出來比較適切？不妨試想：一個異性戀要率先拋磚引玉宣告自己是「直同志」，比起一個同性戀要在一個還不甚友善的環境主動「出櫃」，哪個容易？哪個對彼此較不尷尬？如果有心珍惜友誼，哪個方式比較能夠有效達到目的？

我總感覺，朋友之間有大秘密，很難不影響到關係的正常發展。如果我是個異性戀，我想我應該會至少找個（不需花太多心力的）機會（參與同志遊行，支持伴侶法等等）表明自己真心支持同志的立場。除了為自己感到驕傲外，也可能意外獲得幾個知心好友；如果我是同性戀，我會希望有一天自己的情慾身分不需要再被視為一個標籤或議題，我想我並不會眷戀被討論和關注的感覺，我會想用別的方式開展自己的生活，被自然地對待，靠自己的努力贏得別人的尊敬，就像黑人、女性和原住民的權利和尊嚴一樣，「that all men and women are created equal」。

天色漸晚，兩路人龍經過兩個多小時的分隔再度在凱道會師，氣氛也從熱烈激昂轉趨溫馨感性，當我正發著呆，台上的一句話再度衝擊了我，「今天你們勇敢站出來，向社會大眾訴說你們的訴求，但明天回到家中，回到日常的生活中，回到學校、職場，還有364個艱難的日子要過」。那個聲音裡面盡是滄桑和堅毅……。

■陳柏謙

兩個月前，台灣社會研究學會以「面對公民社會的矛盾」為主題的年會裡，一場子題為「重訪社會運動與主流政治勢力的關聯和矛盾」中，發表人分別就台灣主流政黨與社運關係於首次政黨輪替後的質變、社運內部對政治轉化討論與歷史上各種實踐路徑、以及對社運組織與成員不同「政治觀」類型化分析進行討論。其中陳政亮老師以勞工陣線、團結工聯與火盟為實際案例分析的三個典型發表專文，並嘗試提出了台灣社運政治轉化的「社運聯盟」作為一條可欲的實踐路徑。

值得一提的是，陳文特別嘗試跨越過去對類似論題純然由「抽象原則」出發的「傳統」，轉而直接聚焦於過去台灣社運政治轉化的歷史上的實際經驗進行討論與分析。也正有賴於這一嘗試，提供我們在其分析基礎上進一步思考與延伸討論的機會；筆者試圖在陳文基礎上提出一些個人的初步想法及回應，也希冀能藉此拋磚引玉讓更多朋友繼續參與台灣社運政治轉化的更具體與建設性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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