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家庭裡，全家共同照顧一個有長照需求的病人已經很吃力了，更何況是父母親都罹患失智症。原本有全職工作的彩霞，在父母相繼罹患失智症時，及時決定退出職場，全心全意陪伴父母，直到父親在2008年以92歲高齡過世，母親在2011年91歲時跟著辭世。

不是每個家庭都能有個像彩霞這樣未嫁的女兒可以陪伴父母人生的最後一段，也不是每個家庭都能在經濟無虞的情況下，給予父母最需要的照顧，為了提供這種具有尊嚴的、有品質的照顧，自己一個人的力量肯定是不夠的，外傭因此扮演了照顧過程中不可或缺的角色。

「難道妳沒有想過要送到機構去嗎？」

「當然有！」彩霞說：「我還特地從台北到宜蘭、員林，去拜訪一些口碑相當好的機構，甚至做好舉家搬遷到機構附近的打算，但即使是一個月收費5、6萬元的機構，也承認他們人手不足，以我父母的情形，可能無法提供足夠優質的照顧。我們還在其中一家機構試住了10天，他們的設備很好，外籍看護素質也很高，但其他患者都是接近植物人的狀態，缺乏人與人之間基本互動的機會，而且家屬每晚9點半就必須離開，審慎考慮的結果，還是決定由我來照顧，可能會做得更好。」

彩霞的母親50歲開始已是糖尿病病患，健康狀況不是很好，83歲那年，因骨折、膽囊癌、膽結石等毛病，頻繁進出醫院，在如此兵荒馬亂的時刻，母親開始懷疑彩霞偷她東西，或是把水果藏在床底下、把貴重物品送人等；當時彩霞不瞭解什麼是失智症，只覺得各種問題接踵而來，壓力很大，直到某天，母親在醫院大廳大鬧了一場，護士當場告訴彩霞，應該帶母親到腦經外科做失智症檢查。

當時，醫師堅持彩霞的母親沒有失智，但是這些不尋常的行徑變本加厲，彩霞決定去找另一位精神科醫師診斷，結果立刻確診為失智症，而且已是介於中度和重度之間。

原本身體硬朗的父親會幫忙照顧母親，雖然母親當時已出現不正常的行為舉止，比如嚴格禁止父親和外界接觸，即使出門倒個垃圾，母親都會疑心丈夫有了外遇，但父親還是儘量順著母親的意思。一段時間後，父親開始會裹著棉被唱歌、看到幻影，變得退縮，不吃、不喝、不上廁所，也不肯洗澡，最後因突然昏倒三進三出醫院急診室，醫師詳細檢查做出了失智症的診斷。

父親的腦部受到壓迫，原本溫文儒雅的性格有了很大的轉變，面臨器官衰竭而臥床，插鼻胃管、導尿管；母親則是心臟積水，也需要插鼻胃管，吃了失智症藥物，卻產生更嚴重的躁動。突然之間，父母親都成為需要24小時照顧的病人，經濟的沉重負擔暫且不說，光是照顧兩個老人本身就讓人精疲力盡。

彩霞很務實的立刻透過仲介申請外傭到家中分擔照顧工作，回想起當時的慘況：「仲介帶著外傭到家裡來看，外傭一進家門口就嚎啕大哭，無論如何好說歹說就是不願意留下來。」

如果當時沒有找到願意留下來的外傭，彩霞一家人的狀況可能更難以想像。當外傭負擔大部分的照顧工作時，家屬可能沒有意識到外傭對這個家庭的意義，一旦少了他們的協助，才會明顯感受到他們的重要性。

彩霞說：「母親去世的一年前，我得了重感冒，外傭也臨時離開，只好自己照顧母親，抵抗力弱的母親因此被感染，從此插上鼻胃管，開始了另一段噩夢。」

「生活品質比生命長度更重要」，然而這個道理，是許多來自異鄉的客工共同支撐起來的。2011年2月7日，聖若瑟失智老人養護中心舉辦新春團拜活動，家屬陪伴失智長者一起迎新春。（圖文／本報資料室）

同時照顧生病的父母時，一年的開銷高達187萬，對單身的上班族來說，是相當沉重的負擔，所以彩霞力行節儉，把好的東西都留給父母，買昂貴的水蜜桃給咀嚼力不佳的父母吃，彩霞和外傭絕對不碰，而剩菜剩飯也絲毫不浪費，終於撐過這段時間，沒有遺憾地照顧父母直到他們生命的盡頭。

彩霞談到當時自己心裡充滿矛盾與掙扎，一面到寺廟裡點光明燈，祈求父母延年益壽，同時又去拜拜，祈求他們能早日脫離苦海。原本躁動的母親到了生命最後的期間，不斷進出醫院，也不再吵鬧了，只是不斷對彩霞說：「抱抱我！親親我！」

陽明醫院胸腔內科宋主任對她說：「老人家就像樹枝上的枯葉，什麼時候會掉下來，沒有人知道，只能儘量對他好一點，如此而已。」

母親終於還是跟著父親的腳步，像最後一片樹葉，靜靜地落下了……

「真有什麼遺憾的話，就是年輕時只顧著自己去旅行，卻沒有趁父母健康時，帶著他們一起去旅行。」彩霞說。

「照顧老人家，只要盡量寵他就對了，反正也不怕寵壞。」彩霞寓意深長地說。她認為即使是重度失智的病人，還是可以不斷用言語和愛來灌溉他們，即使是原本對死亡帶著不甘心與恐懼的人，透過慢慢的溝通與引導，還是可以讓他們心平氣和地接受與理解。

彩霞照顧父母這些年期間，體會到「生活品質比生命長度更重要」的道理，而這個道理背後的台灣家庭，是許多來自異鄉的客工共同支撐起來的。對於這些照顧者家屬以及外傭，我打從心底充滿了敬意。

我們不難觀察到，各種的社會運動，在大大小小的行動中，通常都要「提出訴求」。

在台灣，所謂的「訴求」，經常是一種「指向政府」的訴求。例如說，要求修改某一法令，要求撤銷某一政策或措施。而有的時侯，訴求的對象是「企業」，我們要求它賠償對勞動條件、環境狀況造成的損害，或是中止各式各樣不當的措施。

指向政府或企業的訴求，當然很重要。政府與企業在我們身上施加了如此多的壓迫、剝削、排擠，我們有理由大聲向它們喊出，不可以再這樣下去！各種壓迫性的作法，應當立刻改變！

2005年11月20日，「2005秋鬥人民火大行動」在台北中正紀念堂前舉行，不只台灣勞工，許多外勞朋友也走上街頭，爭取自身的權益。（圖文／中央社）

然而，我們越來越常發現，向它們喊話，真是沒什麼用。或許可以說，在一些相對小的議題上，透過有效的抗議動員與行動策略，政府或企業仍有可能會讓步。但是，在根本的大方向上，很清楚地，政府與企業的基本立場，並不站在勞苦大眾的這一方。透過向它們喊話，往往是好不容易能阻擋了下來了一個問題（例如：本勞外勞基本工資是否脫鉤的暫緩研議），但又多出了另外三個問題來壓迫我們（例如：開始研議勞保給付減少、環評制度鬆綁、根本廢除基本工資、大學法人化……）。

回過頭來，反而是在這個向它們喊話的過程中，讓我們看清楚了「自己與它們的關係」。我們或許還是要向它們喊話，向它們施壓。但我們越來越清楚一件事情：我們最終的利益要能夠實踐，我們所受到的壓迫要能被解放，是沒辦法倚賴它們的。漸漸地，我們開始學習著另一種的發聲方式，朝向真正合乎我們利益的彼岸。

如同「人民要向左轉」訴求的對象，它不再（只）是針對政府或資本家。它訴求的對象是「人民」，是各個「受壓迫的群體們」，是「我們自己」。政府、企業都沒辦法幫助我們向左轉，只有我們自己能夠做到。而人民的意識狀態，最終將決定了實際的政治經濟狀況。

左轉？這指的是什麼？究竟是要轉到何處？要反對的右翼指的又是什麼？……一連串的問題，反而比較像是這樣的「訴求」所要帶來的效果。

這種訴求，它不會讓政府立刻兌現某一個福利政策，或者在某個問題上退讓。但倘若挖得夠深，在綿密的宣傳與組織下，漸漸促成了台灣社會人心的「左轉」，那麼，我們能得到的，將遠多於統治者一時給予的蠅頭小利，而是有機會邁向根本處境的改變。

例如說，歐洲學生運動中會喊的「徹底廢除學費」、「要免費而解放的普及教育」（free emancipatory education for all）。或者，像是去年占領華爾街運動席捲全球時（包括香港、台灣），有人喊出來的「反對資本主義」口號；或像過去反資本全球化運動中有的「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這些口號都不會是立即就能成真的，甚至根本就是要超越資本主義才有可能。但是，當下的不可能，反而才清楚指出了矛盾所在，與未來出路為何。

它應當比較像是在喊一種「我知道當下不會馬上做到，甚至是這個政府應該就是不會做到的，但是它依然是我們要的東西」，而不只是盤算著「在當下立即可以要求政府妥協的東西」。後者這類短期改良方案該是什麼，不能說完全不重要；但它比較像是議會遊說者或政府策士要進行的工作，而社會運動者則更值得在「根本方面」使力。

有人或許會說，喊這些，不都只是「喊口號」而已嗎？難道一直喊，狀況就會改變？

的確，口號不過是思想的濃縮。我們當然不能天真的以為說，多喊這些口號，就會讓人深入了解背後的思想。更具體的宣傳和組織，還是不可少的。但是呢，如果連以「長遠的訴求」為內涵的口號都沒有，而只剩下「立即可行的口號」，究竟有什麼機會，能夠讓聽到我們口號的人們，來接觸到我們想傳達的深層思想呢？

例如說，在經常可見的勞工遭侵權的抗爭中，「要資遣費」、「要加班費」這些訴求，當然該喊，應該要求。但是，如果我們不同時講清楚「資本家為了最大化利潤，自然會無所不用其極地想剝削勞工」的論述，說明清楚「反對資產階級」、「反對資本主義」的必要性，並鼓勵採取進一步的長期行動，那麼，廣大受壓迫的勞工們，真的有不再被資方恣意剝削的一天嗎？

倘若有人擔心，只講大的、長遠訴求，會被人覺得不切實際，在「打高空」。那能不能至少是，我們提出的各種訴求，能有一個具體的，配上一個抽象的呢？有一個立即可行的，但也有一個是長遠而根本的。為「一般人會聽不懂」的問題，保留超越的可能。

最後，筆者作為社運後進，一方面期許著社運訴求的根本性之外，另一方面也期許著超越當前的右翼政治統治。如同秋鬥文宣提到的：「希望製造左派政治力量集結的契機，為台灣找到新的方向。」

社運在台灣仍在萌芽當中。然而，我們一再地看到，藍綠力量經常是撕裂、分食社運能量的主要來源之一。你因為反對綠營，而和藍營走比較近；他因為反對藍營，而和綠營分進合擊。然而，明明現實中不分藍綠，都是我們根本改變必將遭遇的主要敵人。

有沒有可能是，讓我們在「反藍反綠」、「反對右翼統治」的口號中團結在一起？你也許比較支持統一，他也許比較支持獨立，這當然是實際的國族認同差異，但沒有關係。因為有更重要的價值能凝聚彼此，劃分敵我。如果我們願意一起喊出「反藍反綠」、「反對右翼統治」、「反對資本主義」，很清楚地，我們會看到我們的共同敵人在哪裡。而究竟誰是我們的朋友，也將漸漸浮出來。

（英國倫敦大學Goldsmiths學院社會學博士生）

註：【會後新聞稿】2012秋鬥—人民向左轉行前記者會：http://www.coolloud.org.tw/node/715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