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該項民調結果，回答有過被霸凌經驗的比例有57.2％，幾乎6成，可見霸凌問題的普遍；女性被霸凌的比例略高於男性，為60.5％，高於男性的54.1％；現年30到40歲的受訪者比例最高，至於城鄉差距並不明顯，東京、京都在58％左右，琦玉縣神奈川縣則近60％。遭到霸凌的學生時期最多發生在小學，佔24.8％，並且以女性為主，有40.9％的女性在這個階段有過經驗，其他時期比例差不多，約為17％上下，幼稚園時期最低，為4.5％。

霸凌類型最多的是背後說壞話、孤立，佔32％，其次是誹謗中傷、威脅等言語暴力的19.3％，東西被藏、被破壞的有15.6％，毆打等身體傷害則是12.6％，前面幾種類型在男女上的差異不大，不過毆打等身體傷害，男性高於女性10個百分點。至於遭霸凌後的反應，有27.4％的人想過自殺，8.6％表示記不得了，女性的比例在各年齡層普遍比男性高，而且年紀越小比例越高，男性比例最高的是10歲以下的時期，約28.1％。

而遇到霸凌的時候，可以跟誰商量呢？高達54.3％的人認為沒有，26.5％會跟家人談，顯然多數人即便被壓迫，也很難找到訴說的對象。回答說找老師的人，只有一成，顯然老師並非校園發生霸凌問題時，學生會求助的對象。而找人商量之後，就能解決霸凌的狀況嗎？36.8％的人回答是，24.4％認為嚴重程度減輕，雙雙高於覺得沒有幫助的21.5％，值得注意的是，有2.6％反而變得更嚴重，這個問題的答案在男女上沒有明顯差異，以年齡層來看，受訪者越年輕，越多人表示商量之後可以解決問題。

跳脫受害者的狀況，當被問到「有無霸凌過別人呢？」時，回答有的佔15.9％，以及「當時不覺得是霸凌，但後來一想，對方應該覺得被欺負了」的佔26.7％，相對於6成的人有過被霸凌的經驗，合計4成以上的人霸凌過別人，回答有的人裡面，男性比女性多4.7個百分點。那麼，有過被霸凌經驗的人裡，曾經霸凌過別人的人又佔多少比例呢？答案是將近7成的68.9％。

至於為什麼要霸凌別人，31.5％認為「跟著周遭的同學行動，沒有特別原因」，其次是「被害者的個性、樣子、態度等」佔30.8％，「好玩」佔18.2％，男性裡比例最高的答案是同儕效應，女性則是被害者。至於停止霸凌別人的原因，38％的人選「不知不覺地就住手了，或者不幹了」，21.8％是因為自我反省，15.2％是換了班級或畢業，只有9.7％的人是因為老師的關心，教師對於霸凌問題的解決，似乎讓人覺得存在感薄弱。

那麼學生自己對於霸凌問題的助益呢？儘管有65.4％的人目擊過霸凌現場，但接著被問到「看到有人在霸凌別人的時候，你會怎麼做？」時，54％，也就是半數以上的選「裝做沒看到，什麼也沒辦法做」，出手相救的只有12.3％，告訴老師等長輩只有10.1％，顯然在發現到別人被罷凌的時候，會找老師報告的人也不多。不過，相對於此，對於什麼是解決罷凌最重要的事情，26.9％的人覺得，也是比例最高的答案是「讓老師等管理者知道」，其次有22.6％的人認為需要警察介入，似乎認為教育系統於事無補。

主辦單位在8月20日發表調查結果後，從當天到25日連續5天開線上現場節目討論，或者找受害者雙親吐露心聲，或者就調查結果設想解決之道等，在廣泛普查之後，接著從不同角度深度剖析問題；如第一天出席的，有寫過好幾本少年犯罪專書的寫實作家藤井誠二，曾以高中生斬首殺人事件為題材寫作的奧野修司；各集節目皆吸引了幾萬名的觀眾，以及上萬條的留言討論。

10月又在網路以文字公布了霸凌受害者的心聲。一名現年18歲的女性投稿說：「我國中一年級時不論人在學校內外都被霸凌，二年級時和欺負我的同學同班，在他視線所及的範圍內，不管在哪裡，甚至是上課中，不斷地以言語羞辱我，當時班上同學以他為中心，所以對他欺負我的行為視若無睹。剛好當時爸爸也虐待我，只能一直忍耐，但終究是不行了，患了拒食症等而無法上學。我覺得霸凌就跟殺人一樣恐怖，希望霸凌別人的人能自覺到，這是徹底摧毀他人人生的行為。」

另一名現年20歲的女性，則分享了比較溫暖的故事。「我是在小學的這6年裡被霸凌的。先前雖然住在別處，但後來全家搬到爸爸的故鄉。一就讀當地小學，霸凌就開始了，有時我帶的東西會不見，或者被孤立起來等等。當時也不知道為什麼，所住的地方似乎有排外的傾向，我媽媽也被排擠。在那時讓我得到救贖的，就是守護著我的老師，像是游泳比賽時，泳衣不見了因而哭泣的時候，他也流著汗陪我一起找，讓我覺得自己不是孤單一人，養成我不向霸凌認輸的態度，托老師的福，我才能平安無事地自小學畢業。」

由於民間防治霸凌的呼聲不斷，日本政府開始推行各種相應的措施。9月5日，日本文部科學省訂定「關於霸凌與學校安全等的總體方針～守護孩子的『生命』～」，內含相關施政綱要與各計劃的預算規模；11月初，文部科學省決定，未來5年將組織1千6百名「反霸凌教師」，分發到全國中小學去，專門從事相關工作，此外，也有地方警政單位組成專案小組來協助學校。在民間的關注與政府的協力之下，各項反霸凌工作陸續推動──為了守護孩子的人生與生命。

雖然輿論多從正面解讀，惟結束街頭發聲後，吾人仍有必要重新思考國家整體發展路線，檢討以破壞環境、壓低勞動成本為代價的發展政策，在強調成長的迷思下，尤須反思如何導入重視社會公平與分配正義的左派價值？

誠如前次所說的，台灣是個缺少左右論辯、以右為尊的社會，不僅重大政策向右看齊，一般人民對資本主義價值體系要不奉為圭臬，就是心存幻想。殊不知，台灣從來就不具尊嚴勞動的傳統，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向來也只能維護資本家的利益，早在經濟成長的年代，台灣GDP成長的分配，就已嚴重偏向資產階級，在經濟尚有動能時，雇傭勞動者為了增加收入，只能忍受超長工時與偏低薪資，在經濟發展陷入長期停滯的現在，廣大勞工毫無意外又被要求「共體時艱」，以繼續拼資本家的「經濟」。

是時候了，此刻人民必須自問：犧牲勞動權益、環境品質、居住正義，甚至以加速M型化的社會為交換，卻只掙來微幅經濟成長，這是何其昂貴的代價？這樣的經濟成長究竟滿足了誰的利益？人民又該如何遏止這樣的「殺人經濟」？

各種團體因為不同的原因與理由而不滿意現在的政府，25日「2012秋鬥-人民向左轉」在勞保局會合遊行至凱達格蘭大道。（圖文／姜林佑）

基此，今年的秋鬥以向左轉為號召，毋寧是對右派執政者的當頭棒喝，而在要求向左轉的主軸下，全國教師工會與學生社團合組「反教育商品大隊」參與秋鬥，尤其別具意義。我們以為，師生同一陣線參與秋鬥，足以反映教育的公共性，足以象徵師生全力捍衛教育公共化的意志與決心。

應該看到，從教師成立自主性組織以來，無論三級教師會時代或目前的教師工會，時常被反對者扣上「只爭教師私利」、不管學生權益與教育品質的罪名。事實上，全國教師會此前就曾嚴厲批評縣市超收中小學學雜費，在教師組織持續施壓下，其後監察院終於對行政院、教育部、縣市政府提出糾正，要求減少雜費名目與收費；此次的師生集體行動延續了教師組織關心學生權益的傳統，也再次證明：師生利益實有高度一致性，為捍衛教育公共化，師生必須組成堅強的統一戰線。

須知，作為教育勞動者，教師的主要任務即是透過教育，讓同學增長知識、習得批判思考，以協助其翻轉階級、自我實現，教師不僅要傳授學子適應社會生活的基本技能，更應積極啟發其公共性與進步性，質言之，師生必須共同參與社會改造、實踐公民社會。就此一脈絡理解，當知學費問題就是階級問題，高學費不僅阻絕了社會流動，也從根本上妨害了教育的本質，妨害了教師的教育任務，也唯有停止學費自由化政策、進而逐年調降學費，才能落實教育公共化理想。

新自由主義教育政策不僅僅體現在高漲的大學學費，更清楚反映在扭曲的教師評鑑等諸多教育思維上，這或許會是師生聯合陣線最適合的切入點。

目前的情勢是：官方無視台灣高教評鑑已經嚴重影響教學品質，無視中小學教師對官式評鑑的疑慮，在未提出完整評鑑模式、評鑑指標、評鑑規準、評鑑程序下，竟然執意推動中小學教師評鑑入法，而且是以空白授權方式委任教育部制訂辦法。

基於高教評鑑的惡劣影響，以及現行中小學校務評鑑產生的形式主義、干擾正常教學、影響校務發展、甚至為爭搶教育資源不惜作假等弊端，更基於教師組織對教育專業的堅持、對學生受教權益的重視，我們必須全力阻止教育評鑑災難複製到中小學來。

然而，分析各界對教師評鑑之看法，除了基層教師與教師組織持反對意見外，從教育行政系統、鼓吹評鑑的教育學者、各級學校校長、檯面上的家長組織，大抵均支持立即實施中小學教師評鑑。形式上，就是否實施中小學教師評鑑的輿論宣傳效應來說，教師組織確易陷入當事人與被動因應的困境，此時若能由大學生社團以高教評鑑受害者的角度發聲，既有助於釐清教師評鑑缺失，亦有利於評鑑法制化的修法攻防。

在2012秋鬥之前，教師工會與學生社團就曾經進行廣泛的議題合作，未來師生應以此為基礎，結成更為堅強的教育統一戰線，持續針對反高學費鬥爭、反教師評鑑鬥爭、開展勞動教育、創造尊嚴勞動，以及其他公共議題進行更為深入的合作，以實現我們對教育公共化、公民社會的理想。

（全國教師工會文宣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