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其中不少現象在一般普通大學也有，但比對過去調查資料，技職校院學生受到的管訓，明顯高於一般大學。令人不禁想問：為什麼？

扣除掉可能的「改革落差」外，有股聲浪說明著：這些管訓措施是「有意圖」地存在、受到支持，而非隨著時間遞嬗、傳統消逝就會改變。

我們不難聽到，技職校院官員或校長們聲稱：對於台灣技職教育下的學生不利處境，解決之道在於技職體系該發展「特色」，和一般大學有所「區隔」。

但這特色和區隔會是什麼？官方通常不假思索得出的結論就是：技職體系的「特色」或「本質」，就應該是要高度符合「業界需求」。他們的邏輯是，只要技職教育合乎了業界需求，那麼，不但技職畢業生地位就會提高、就業容易、薪水提高，甚至產業也因此繁榮，「經濟推升」，並且社會文化將告別文憑崇拜，升學壓力將舒緩等。

教育怎麼來符合業界需求？一方面，這指要在就學期間就培養好產業界所需要的種種技術能力，最好畢了業就能「立即上工」。因此，種種高度以業界狀況為依歸的課程內容（透過教師至業界工作、業界人士成為教師），或乾脆讓學生直接到業界實習工作的要求（不論無薪或低薪），顯得理所當然。

另一方面，則在技術能力培育外，還要求學生更合乎業界要求的「工作態度」，學習種種身為勞工該有的「團隊倫理」。隨之而來，教育中就要進行種種管訓和控制，打造合乎業界需求的心靈與身體；也因此，前述提到技職校院的「低學生權利」狀況，也顯得不那麼讓人意外了。

如同2011年高雄餐旅學院（現已改為大學）被評為學生權利最後一名時，該校校長對媒體回應說：「學校為服務業從業人員的搖籃，需要嚴格的紀律才能讓消費者安心」。

2010年7月31日，國立高雄餐旅學院掛牌升格為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圖文／中央社）

單一學校努力「更符合業界需求」，不論是施展嚴酷的管訓教育（如前述某些技職校院），或是營造某種「假自主、真規訓」的企業家精神校園氛圍（如某些「頂尖大學」），的確都有可能讓該校的畢業生，更容易取得工作機會，「就業力」大大提升。就是要以該校學生承受更多的管教或規訓為代價，但學校與官方經常宣傳這是划算的。

然而，別忘了，這是僅有「單一學校」這麼做，可能產生的狀況。當多數的學校都如此仿效，甚至在教育部的明令要求或評鑑督促下，全體大學都競相追趕這樣「更符合業界需求」的教育模式，那麼，結果不會是全體大學畢業生都能就此有就業機會。人人都提高「就業力」，但不會人人有得「就業」。

先進歐美國家已經例示了這一事實：隨著資本主義的成熟，結構性失業的狀況就是存在著。就是再把畢業生管訓得有三頭六臂、還會對雇主畢恭畢敬，依然無法改變工作機會有限，青年失業率高達15％以上的事實。只是在競相「更符合業界需求」的邏輯下，當你回頭問政府：怎麼你拚命逼我們要有就業力，經過各種訓練和要求，結果還是失業？它只會繼續說：這代表你的就業力還是不夠，要再努力更配合業界需求…。

夠了。客觀來看，回首過去20年，我們的高等教育改革，配合業界需求還不夠嗎？我們歷經了國民黨、民進黨、再回到國民黨的政黨輪替，但不變的是，教育部官員或校園主管時時督促大學師生們，要熟悉業界需求、要強化學生就業力、要人人有實習經驗、要進行產學合作、要申請更多專利、要讓業界人士參與教學…。這還不只是官僚說教而已，大學評鑑、發展典範科大補助、退場機制、教師評鑑…等棒子與胡蘿蔔軟硬兼施，沒有學校逃得了。

搞了這麼多，我們的教師和畢業生，肯定比過去「更符合業界需求」。但結果呢？我們的大學生的科系分布，念廣義人文學科的，已經從15年前的22％，下降到如今只剩17％。未來大學退場威脅下，可預期還會再下降。

我們的大學畢業生從過去只有少數科系如醫療、教育等有實習要求；如今，為了讓畢業生「更了解業界」，技職體系已經每年有6萬8,179名學生進行低薪甚或無薪的實習，佔每年學生的7成以上，政府甚至期望未來要達到100％。

除此之外，政府還帶頭鼓吹大學要實施「勞作教育」、「服務學習」，以培養技能之外的良好工作態度；畢業前要符合「英語能力門檻」，以因應全球化人力的要求…。

前述是20年來「更符合業界需求」的高教改革，但同時社會結果是這樣的：

──是的，我們的人力「更符合業界需求」了，業界也因此大興利市，我們的全國GDP，從1991年的4.9兆新台幣，到了2011年已經攀升高達13.7兆新台幣，漲了2.8倍。

──然而，人力更合乎業界需求、GDP持續增長，卻沒有換來公平的分配，更多的價值是被企業給拿走了。這20年間，受雇者的總體工資報酬佔GDP的比例，從51.56％，下降到44.55％。同時，企業盈餘佔GDP的比例，卻從29.99％躍昇到35.35％。

──不只勞資間分配惡化，人民的失業率也持續攀升。20年間，從平均1.5％的失業率，高升到了將近5％。青（少）年失業率（15～24歲）10年間則平均都在10％以上。

──「企業有源源不絕的實習生，為何還要聘人？正是社會新鮮人起薪低的主因」，高教工會理事陳尚志日前指出。的確，大學畢業生起薪從1991年的2萬3,419元，歷經20年物價指數上漲約30％，目前起薪卻仍只有2萬6,577元，更有不少人只能領取月薪2萬2,000元，特別是女性畢業生。

──而且，人們得投入在教育費用、住屋費用、醫療費用等的經常性開支越來越高。這還不是因為人們愛消費，而是學費、油電費、房價在公共服務私有化與資本投機炒作下飆漲，人民被迫不得不然的支出。

撥開這些繁複的數據，我們不得不問，還要再這樣下去嗎？繼續普遍地把學校教育弄得「更符合業界需求」，究竟憑什麼能改變這樣的現狀？

我們或許需要認清，當前不論是一般大學畢業生或技專校院畢業生的低起薪、高失業率的狀況，問題根本無法再透過人力素質的改善來解決。相對地，問題是出如何提升集體勞方面對資方的權力地位，把勞資不平等下的剝削狀況給根本改變。

回到教育場域中，我們需要的，就是要反對「更符合業界需求」的教改論述，拒絕各種單以企業利益為依歸、規訓勞工心靈、犧牲學生自由的教育活動。包括種種的管訓措施、業界價值勸說、單向度課程、廉價實習等。

或許需要辨明的是，反對「更符合業界需求」的教育，不代表是要倡議遁回「古典博雅教育」的意識形態──那經常不過是在符合另一種業界對菁英人力需求的教育想像（我們在「頂大」不難發現這些，通識發展但最終仍是為了競爭力）。

相對地，我們需要一種能直指「改變勞資地位不平等」的教育，至少包括教育內容的激進化、對當前資本主義社會的分析、對未來勞動團結鬥爭的訓練。讓校園成為醞釀反對壓迫能量的地方。

在這之中，有關提升「生產力」的技術訓練，或許仍值得保存，以圖個人或集體在過度與未來期間的生存；但對於合乎資方利益、再製勞資不平等的「生產關係」規訓，則需要挑明地反對，告別這吃人、而且是日益吃人的舊世界。

這種教育中的階級鬥爭，如何可能？就從認真檢視技職校院學生的種種處境開始吧。

（英國倫敦大學Goldsmiths學院社會學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