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在曼谷工作的菲律賓朋友，聖誕夜時在自己的臉書上刊登了一則動態，內容是這樣的：

「致家人：很抱歉今年聖誕節因為種種原因，我無法回家團圓，但是我對你們的愛，已經轉到各位的銀行賬戶跟西聯匯款了。」

一開始，我以為這是個玩笑，因為他頭腦好，總是油嘴滑舌，但從他遠在馬尼拉的家人回應看來，顯然沒有任何譏諷的意思。對於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來說，聖誕是個比過年還慎重的大日子，他人雖然沒回去，但錢轉回去了，實實在在的愛就傳達到了。

如果無法理解這樣的愛，那要恭喜你，這表示你這輩子從來沒有需要用金錢或物質來表達愛，但是並不是每個人都這麼幸運。

根據世界銀行（World Bank）估計，來自發展中國家的駐外勞工與在海外出賣勞力的勞工，一年匯回母國的所得款項高達4,060億美元。光是印度在世界各地的外勞在海外打拚，2012年匯回印度的款項就高達7百億美元，排名世界第一，中國第二，華人外勞匯高達660億美元回大陸（中國個人向境外匯款總額，2011年高達2,250億美元，是匯入的3倍以上），第三名是由菲律賓與墨西哥平分秋色， 外勞各自匯款240億美元回國。就算世界經濟不景氣，外勞匯回母國款項還將持續成長，預計到2015年匯款額上看5,340億美元。

如果以外勞匯回款占國內生產總值（GDP）比重來看，塔吉克共和國去年的比重最高，高達47%。根據世界銀行的資料顯示，外勞匯款回母國的手續費平均高達9%。也就是說，要從異鄉將愛轉回到故鄉的成本，是9%。

對於很多人來說，轉達愛的代價卻高達20%。

過去許多華人在海外非法打工，因為沒有證件，不能合法在銀行開戶、透過銀行匯款，因此需要使用 「匯款代理人」這類的管道寄錢給故鄉的家人。對他們來說，把愛轉出去的成本就更高了。不久前曾經發生紐約華埠一個劉姓地下錢莊的莊主「輝哥」，跟姐姐攜帶百萬美元鉅款潛逃的新聞事件，是華埠新移民社區有地下錢莊以來，首例捲款潛逃事件。輝哥表面在百老匯街上經營髮廊，但髮廊大部分的生意並非來自於剪洗燙，而是幫華籍「黑工」把美國的錢匯往中國。一開始以同樣來自長樂的同鄉為主，匯款不需要身分證明，手續費比其他匯款代理人便宜一半，客戶因此漸漸擴大到福州馬尾的瑯岐、亭江等地。

這件事情並沒有在美國新聞當中引起任何注意，因為依賴地下經濟的外勞，本來就是自動消音的，就算發生了這樣的事情，也不敢報警。

華工估計有十幾萬人的阿拉伯國聯合大公國的杜拜，也同樣發生過一家叫做「海灣華人全球通特快匯款部」的地下錢莊老闆捲款潛逃的事件。因為當地銀行語言障礙以及收費較高，華人不願意到當地銀行辦理匯款業務，更主要的是因為收入低或是身分不合法，根本沒法在當地銀行設立賬戶進行匯款，於是地下錢莊就辦起了非法匯款業務，事發以後調查才知道這所謂的「匯款部」其實登記的是一家旅行社。受害者超過3百多人（其中包括一些在中資公司合法工作的工人），受騙金額估算約6百萬迪拉姆（約合1千2百多萬元人民幣）。

▲緬甸仰光購物中心外的自動櫃員機，圖攝於2012年5月27日。（圖文／路透）

這是為什麼，會有那麼多辛苦的窮人，願意選擇我們眼中高昂到不可思議的代價，只是為了減少血本無歸的風險。對於這樣高風險、高利潤的匯款生意，我抱持著很複雜的心情，畢竟最大的贏家都是有錢人，無論金融結構如何改變，是國際知名的西聯匯款還是地下經濟的「匯款代理人」，在這兩端的窮人用戶總是負擔着最大的成本，錢每轉手一次，就少了1／5。任何有錢人，都不會選擇做這樣的交易吧！

我想在還沒有把這件事情完全忘記之前，儘我最大的能力記錄下來，因為我實在無法保證，如果不儘快這麼做的話，一旦Hundi從緬甸消失了，還能夠記得多久。這就好像倒車入庫一樣，當我可以毫不經思考就順利將車駛入狹窄的停車格時，在駕駛學校所學習的口訣，向左打幾圈後迴幾圈這種事情，就再也無法記在腦海裡面一樣。

Hundi，發音聽起來近似中文的「哄底」，雖是所有緬甸人都耳熟能詳的一個字，卻不是緬甸語。這件事情，緬甸人一般恐怕也不曉得。不過這也不怎麼要緊，因為再要不了多久，緬甸人應該就也再用不到這個字了。

「哄底」其實是緬甸借用印度文的一個字，在印度半島耳熟能詳。簡單來說，就是私人錢莊匯款，這種地下經濟的匯款制度存在已久，可說是旅行支票的始祖，通常用在跨國指名對象付款，沒有法律保障，靠的是地下錢莊的信用。在印度、巴基斯坦甚至已發展成為網路化、專業化的地下銀行系統。

這樣的匯款服務，是幾百萬海外緬甸人和他們家庭之間的生命線，不管合法還是非法打工存的錢，都透過「哄底」送回遠在緬甸的家人。這個奇妙的連結可能是任何人，光是我使用過的，就包括一個在新加坡讀書的學生，某個人住在瑞士的姐姐的朋友，有個住在美國的緬甸佛教僧侶，日本的一間餐館，還有一個在台灣的旅行社。雖然聽起來很奇怪，但是只要是跟緬甸有金錢往來的話，大家都知道該找誰。通常透過一個可靠的介紹人，把現金交給這個特定對象，商議好金額跟匯率，口頭告訴這個人，錢要送到哪個城市，交給誰，那個人的名字跟電話號碼，就大功告成了。因為他唯一需要做的，就是透過網路告訴在緬甸接頭的人，對方就會打電話跟收款人聯絡，確定金額數字跟送現金的時間地點。

「為什麼不像全世界其他方一樣，透過銀行匯款就好了呢？這樣不是比較有保障嗎？」大部分聽到我這番解釋的朋友，都百思不得其解。更麻煩的是，如果匯款的是一個公司或是NGO組織，這麼做是財務部門完全不能接受的，也就是說，無法接受這種匯款方式的機構，過去這十幾二十年來，幾乎就沒有辦法跟緬甸有金錢往來。

原因其實很簡單，兩個原因之一是因為直到2012年底之前，緬甸被列入國際經濟制裁名單，也就是說，除了少數沒有對緬甸施行禁運跟制裁的國家，都不能夠合法跟當地政府銀行有所往來。就算可以往來，恐怕也沒有人願意，因為黑市匯率大約1美金兌換1千緬幣，但是緬甸政府外匯銀行的匯率卻是1美金只能兌換6緬幣，誰都不會這麼傻吧？但是一些和緬甸政府還有經濟往來的國家，像是泰國政府，或是有設分點的國際單位，像是聯合國，就必須以這個匯率來付款，就算不是全額，也有一定的比例，其他的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允許用黑市匯率。

另外一個原因，更加明顯，那就是緬甸國內大部分的市鎮並沒有銀行，就算有銀行的大城市，一般人也都沒有銀行戶頭。在緬甸，銀行是有錢人的專利，就算有戶頭，銀行也會隨時有倒閉或是被政府沒收的風險，所以對大多數人來說，這種沒有保障的銀行是沒有什麼存在必要的，國內匯款還算好，但是國際匯款，那簡直是想都別想。

在伊斯蘭世界，同樣這種正常不透過金融機構也能轉錢的方式，則叫做哈瓦拉。這是遠從西元8世紀就已經存在，伊斯蘭律法就已經記載的交易模式，甚至影響了日後法國、義大利的商事法。雖然操作的方法跟哄底相同，但是哄底用的是「匯款」的概念，哈瓦拉基本上做的是「轉移債務」。

例如，在美國的索馬利亞籍外勞，將掙的美金存入美國的「哈瓦拉」，索馬利亞的親人就可以到當地的「哈瓦拉」提款。雖然實質跟「哄底」其實是一樣的，但是「哈瓦拉」卻被貼上危險的標籤，因為使用哈瓦拉的委託人，很多是已經被全球調查單位鎖定監視列入「黑名單」、不能運用金融管道匯錢的人，例如恐怖份子。一個來自阿富汗的恐怖分子可以將從事毒品交易的所得，帶到索馬利亞的哈瓦拉，讓外勞親人可以提款；至於索馬利亞外勞在美國存入當地哈瓦拉的美金，就成為了恐怖活動的資金，因為這些名義上「匯」的錢，實際上是沒有移動的。

無論叫做哈瓦拉還是哄底，有些國家（像是大英國協的成員國）認為這是合法商業活動，有些國家（如中國）則認為這是非法交易。但是真正的危險是，如果這些匯款沒有實際跨過國境，那麼在這些貧窮國家的收款人所提的大量現金，是從哪裡來的？還有那些大量存進富裕國家的現金，又到哪裡去？既然這些資金沒有跨境，監管機構要如何追蹤資金走向？

不管叫做哄底也好，哈瓦拉也好，這樣的情形，在緬甸很快都要改變了。不但政府銀行解除了不合理的匯率，改採跟黑市同步的匯率，緬甸國民原本持有外幣是犯法的行為，現在也允許緬甸公民拿著身分證去銀行兌換外幣，同時也逐漸開放外國銀行跟緬甸國內的商業銀行合作。所以受到全世界移工採用的西聯匯款，雖然手續費高達20%，但是對於沒有能力開銀行帳戶的一般人來說，卻是能夠收到在海外工作的家人寄回來的薪水，最可靠也最「接近」合法的方法。

在緬甸的未來，「哄底」的記憶，可能很快就會被「西聯匯款」所取代，最遲到了下一代，緬甸會變成一個很正常、很平凡的東南亞國家，每個緬甸人都可以有普通的銀行帳戶，提款卡，信用卡，電子銀行，匯款也不再是需要關係與信任才能夠完成的跨海任務。

9%或是20%的愛，是昂貴還是便宜，我不確定，因為如果沒有他們的存在，可能意味著許多人完全無法將在海外掙的錢寄回家。但我也無法忽略，這表示一個辛苦工作的外勞，每個月有3天到一個禮拜不吃不喝存下來的薪水，要交給這些匯款代理人。

領的錢從哪裡來？存的錢到哪裡去？我相信這幾乎不在他們的顧慮之內。

誰會想到一個人對家人純粹的愛，可能變成另一個恐怖份子購買武器的現金來源呢？但如果不知道，也不去想，是不是就比較好呢？當我們都多知道了一點的時候，也少了一點天真。這是明天的世界，無論緬甸還是台灣，都必須共同面對的未來。

二次戰後，英國年金體系依循1942年貝弗里奇報告書（The Beveridge Report）的建議，建立起普及式、均一保費與單一給付的「國家基礎年金」（Basic State Pension）；但值得注意的是，因考量低所得人口之故，所以收取十分低廉的保費，而單一給付也僅是最低保障水準，都預留往後私人年金的發展空間。

時序進入1950年代，年金制度隨即面臨棘手的難題。一方面給付額度過低帶來嚴重的貧窮問題，另一方面，為維持低所得人口可負擔的保費水準，直接影響社會保險的財政健全性，迫使英國政府著手一連串的改革工程。

不過當時英國兩個主要的政黨，對於年金改革的看法卻是大相逕庭。執政的工黨政府認為國家必須主導退休的所得安全，藉由薪資相關繳費式體系取代均一保費，並且提高國家基礎年金的給付水準，只是工黨在不久之後就失去政權。1959年，甫取得執政的保守黨，積極引進分級年金體系，以增加整體保費的收入，且特別另外建立起委外的制度安排，允許勞工參加委外的職業年金方案，成為公私年金並存發展的起點。

▲英國戰後年金體系呈現公私混合的發展圖像，是兩大政黨政治競爭下的產物。倫敦聖詹姆斯公園（St. James Park）的躺椅上坐了一對老夫妻，圖攝於2006年5月11日。（圖／路透）

然而，改革後的制度仍存在著不少問題，並未改善給付水準不足、排除女性與自僱者等限制，直到1975年工黨執政時期，才正式提出具體回應。當年工黨政府主導通過社會安全年金法，主要是改善已婚婦女與私部門藍領勞工的福利保障，不僅肯認家庭照顧責任而給予國家基礎年金的積點（年資），同時規定國家基礎年金給付與工資指數連動，並於第一層之上建立著名的「國家所得相關年金」（SERPS）；實際上，這個方案的目的在於補充無法獲得適當職業年金的勞工，相對於已經參加企業年金方案的受僱者，則可自行選擇排除適用，甚至為促使職業年金方案對雇主更具吸引力，參與委外方案者則可以得到來自國家保費的退款。

1970年代的改革被視為往社會民主的方向移動，但進入1980年代之後，重回執政舞台的保守黨，在柴契爾的領導下所推動的年金改革，大幅度偏離先前的路徑。首先，將國家年金體系的「國家基礎年金」及「國家所得相關年金」的給付水準改與隨物價指數調整，又分別在1986年與1995年進行兩次法案修正，大規模削減公共年金的所得替代率。

為彌補退休者失去的給付水準，保守黨採用鼓勵私部門年金的擴張，惟是透過支持增加個人年金而非集體職業的形式。因此，在1986年年金委外的規則又進一步適用至貨幣購買型與個人年金方案，同意勞工免參與「國家所得相關年金」（公共年金），再次朝私有化方向跨步。

事實上，保守黨的年金改革並未解決長期以來年金貧窮的現實，同時私有化年金體系是複製勞動市場不平等的結果，與來不及跟上腳步的規範架構，帶來一連串的醜聞，重創私部門年金的運作，其中最為著名的例子是1991年的「麥斯威爾醜聞」（Maxwell pension scandal）；這間具有領導指標地位的報業公司，負責人涉嫌挪用企業年金基金投資在瀕臨破產的企業，後來事件曝光引起社會一片嘩然。

英國戰後年金體系呈現公私混合的發展圖像，是兩大政黨政治競爭下的產物。英國多數決與中央集權的政體特色，使執政黨擁有相對寬廣的空間可以決定、貫徹改革主張，由於政權長時間在工黨與保守黨之間交互更迭，年金體系改革過於頻繁，導致現下高度複雜且不穩定的局面。值得一提的是，雖然兩黨經常輪流掌權，不過各自在位的執政時間並不短暫，因此任內新開辦的年金方案即便無法成熟，卻足以限制繼任者的改革選項與幅度。

所以，例如1975年工黨政府在改革方案上，業已在私人年金體系上作出讓步，又如同1985年保守黨提出「社會安全改革綠皮書」，企圖使第二層「國家所得相關年金」（SERPS）階段性退場，意外引發包括來自傳統支持保守黨的團體反對而作罷，最終僅微調計算公式以降低公共年金的給付水平。

保守黨自1980年代執政將近20年以來，除尚未根除一直以來年金貧窮的難題外，甚至強化年金體系的繁雜程度，更且帶來私人年金保障不足與缺乏規範等新問題，是接手上台的新工黨必須面對的嚴肅考驗。

（下週續，前青年勞動九五聯盟執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