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盟當下如臨深淵，既是歐債危機，亦為教育危機——

■俞可

2012年，歐盟問鼎本年度諾貝爾和平獎。正值歐盟面臨分崩離析之際，殊榮從天而降，顯然，授獎是對歐盟歷史功績的追認，褒獎「歐盟及其先驅者過去60年一直致力於推進歐洲的和平與和解以及民主與人權」。然而，授獎畢竟無法妙手回春。歐盟當下如臨深淵——既是歐債危機，亦為教育危機。歐盟10月23日指出，歐洲15歲至24歲年齡段有750萬人既未就業亦非就學，25歲至29歲年齡段失業青年有650萬人，每年由此遭受的經濟重創高達1,530億歐元，約占歐洲國內生產總值（GDP）的1.2％，自2008年以來，攀升了28％。

在歐洲，成長與生活的地域會在很大程度上制約教育機會及其成就。這是歐盟近期發佈的報告《警惕差距：歐盟各區域間教育不均等》中的結論。這份報告由設在法國國家教育科學研究院（INRP）的教育與培訓社會觀察專家網絡組織（NESSE）為歐盟委員會撰寫，基於歐盟統計署數據，從地理與教育兩大維度展開研究。

報告顯示，各級各類學校在讀學生占總人口比率最高的地區是北歐和西歐，尤其是芬蘭和瑞典以及比利時和愛爾蘭，比率最低為德國東部、義大利北部和東南歐以及西班牙西北部和葡萄牙；愛爾蘭、葡萄牙、西班牙南部以及荷蘭、丹麥和瑞典南部是義務教育階段在讀學生占總人口比率最高的地區，比率最低在義大利北部和東南歐；在比利時、義大利、瑞典和芬蘭，義務教育完成後接受非高等教育的學生占15至24歲年齡段人口比率最高，比率最低則在西班牙、希臘、葡萄牙、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和法國；以終身學習參與者占25至64歲年齡段人口比率來考量，英國、丹麥、芬蘭和瑞典顯示最高參與率，最低參與率則在東南歐。

▲歐盟正面臨各國間、各國境內教育不均等的挑戰。圖為西班牙康普斯頓醫學大學（Complutense Medicine University）的實驗室，攝於2012年12月4日。（圖文／路透）

從最高學歷為初中者占15歲以上年齡段人口比率來看，高比率主要出現在南歐尤其是葡萄牙和西班牙，比例較低則在英國以及中歐和東歐；初中學歷者占25至64歲年齡段人口高比率集中在南歐尤其是葡萄牙和西班牙，低比例則在英國以及中歐和東歐，葡萄牙的首都地區最高（77.9％），且比率最高的10個區域全部集中在南歐四國；就25至64歲年齡段擁有高中文憑的人口比率，高比率地區在東歐，低比率地區則在南歐，捷克的中摩拉維亞地區以77.1％位居榜首，葡萄牙北部以11.4％排列榜尾；以15歲以上年齡段人口擁有大學文憑的比率來排序，最高地區首先是英國、比利時和荷蘭，其次是西班牙北部和塞浦路斯，而低比率地區為義大利、葡萄牙以及中歐和東歐，倫敦市中心比率最高（41.82％），捷克的賽維羅薩帕登區最低（7.03％）。

最高學歷為初中者境內比率差異最大出現在法國，落差27.2個百分點，即從亞爾薩斯的32.9％到科西嘉島的60.1％。其次是希臘，落差有27.09個百分點。在斯洛文尼亞、愛爾蘭、斯洛伐克、奧地利和芬蘭，境內落差均在10個百分點以下，尤其是斯洛文尼亞，落差為0。

高校在讀學生所占比例不均等現象最為嚴重的是比利時，幅度在97.3個百分點，即從布魯塞爾的120.7％到盧森堡省的23.4％。其次為捷克和奧地利。希臘、義大利和羅馬尼亞也同樣顯現出不均等，境內差異竟然超過80個百分點。最為均等是愛爾蘭（14.9％）和英國（20.2％）。

高校畢業生所占比例在一國境內最高與最低相差15個百分點的歐盟成員國共有7個，分別是英國、法國、比利時、捷克、西班牙、斯洛伐克和羅馬尼亞。差距較小則為愛爾蘭、義大利、斯洛文尼亞、葡萄牙、芬蘭和奧地利，境內差距均低於10個百分點。

關於就近接受高等教育，西班牙顯示最大境內不均等，跨度99.7個百分點，即從馬德里和巴斯克自治區的0％到休達市的99.7％。其次是希臘、芬蘭和保加利亞。高等教育資源分布最為均勻的是比利時、愛爾蘭、斯洛文尼亞和德國等國。

英國境內的終身學習參與率不均等最為嚴重，參與率最高的倫敦（16.1％）與最低的北愛爾蘭（5.7％）之間相差10.4個百分點。低於1個百分點的是羅馬尼亞（0.3％）和葡萄牙（0.7％）。

儘管歐盟各國均有義務促進教育均衡發展，保障所有歐盟公民不受居住地制約來享受優質的教育資源，但教育的地理空間分布不均仍根深蒂固，由此，在一體化道路上漸行漸遠的歐盟被撕裂得支離破碎。這是首份該類報告，其描繪的雖為一幅歐盟各國境內的教育不均等圖景，但這有助於呼籲各國為構建機會均等的教育體系而盡心盡力。

歐盟教育一體化之輝煌舉世矚目，如蘇格拉底計劃和博洛尼亞進程，此番外揚家醜意在問診病因。報告的邏輯起點為：一國均值往往遮蔽境內差異，而整合以空間來劃分的數據可鍛造一種重要的旨在強化地方職責以及「去集權化」的工具。報告建議，受教育不均等的方式、程度及影響，歐盟各區域間落差劇烈，因而，政策性解決方案不可單一，須量體裁衣，而那些直指貧困以及社會歧視等根源性問題的舉措，很可能比純粹的教育政策性干預更有效。當然，人才流動不啻為消弭教育裂痕之利器，歐洲47國教育部部長今年簽署的《2020流動戰略》便是明證。

教育裂痕把歐盟撕傷，進而撕醒。如何既追逐多元一體，又共同實現《2020流動戰略》，歐盟在全球仍能製造示範效應。這正是諾貝爾和平獎青睞歐洲的意旨。

（上海師範大學教育部國際教育研究基地）

中國教育報2012年12月28日7版

對這2所愛爾蘭大學來說，加入QS的評等為他們帶來可觀的報酬。科克大學一名主管表示，若QS授予的評等，能吸引一名全職（full-time）的國際學生前來就讀，那麼相關報酬便能抵銷加入QS評等的花費。

都柏林理工大學（Dubl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高等教育政策研究小組執行長、《排名及高等教育的重塑》（Rankings and the Reshaping of Higher Education）一書作者艾倫．哈澤空（Ellen Hazelkorn）表示：「問題在於：這是在購買評等嗎？他們可對排名在後的大學說，『說不定你能得到四星或五星的評等』，而大學在網站上宣傳時會吸引更多目光。」

波士頓學院國際教育中心主任菲利浦．艾爾特巴赫（Philip Altbach）長久以來就不斷批大學排名，他說：「他們所衡量的不過是教育領域非常片面的部分。」

艾爾特巴赫曾撰文反對使用基於聲譽的調查。他說，這種做法的有效性令人質疑，而半數QS排名都是使用該做法，星級評等問題尤為嚴重。

艾爾特巴赫指出：「QS在利用排名兜售其他的產品，這些產品包括世界MBA學院巡迴旅遊，以及為商學院、大學和雇主提供策略意見的服務。QS讓大學對排名調查作出回應，然後讓大學付錢來換取星級評等，我並不是在指責QS看誰付費就給評等。對此，我沒有任何證據。但這裡存在著利益衝突。」

監督QS大學評等和排名的QS情報組負責人班．蕭特（Ben Sowter）表示，QS的評等方式沒有偏袒。他說：「不能因為評鑑機構對大學收費，就意味著他們存在偏見。我們的業務只涉及高等教育，因此若有任何證據證明，公司在進行不適當的業務，這會為公司業務帶來災難性後果。」

蕭特指出，收費對大學評等沒有任何影響。他說：「若大學在購買評等，那麼在整個評選過程中，就不會出現如此多的○星、一星和二星級大學。在目前所評選的106所大學當中，超過半數拿到了二星或更低的星級。」

蕭特說：「在所有大學排行榜中，哈佛大學是五星級，其他大學對於獲得三星級，還會有什麼不樂意的嗎？很多人都願意住三星級酒店。」

QS表示，哈佛大學、劍橋大學和其他幾所知名大學，在沒有付費或提供資料的情況下拿到了五星級，收錄這些大學是為了設立評等標竿。

▲猶他州蒲魯佛的楊百翰大學校門口，圖攝於2012年2月16日。楊百翰大學在2012的「美國最佳大學」評比中排名第68。（圖文／路透）

在混亂的學術聲譽世界裡，QS的大學排行榜長期以來一直是很具影響力的排名之一。2004年，在上海交通大學公布首次世界大學排名1年後，以及《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公布首次「美國最佳大學」（America's Best Colleges）指南21年後，QS也開始進行世界大學排名。如今，QS世界700所頂尖大學排行榜的讀者包括上千萬欲申請就讀大學的學生、家長和大學院校主管。儘管QS和「泰晤士報高等教育」特刊目前是競爭對手，但在2009年之前，大學排行榜都是由雙方聯合發布。

英國衛報和《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網站都是QS全球排名的合作媒體。QS的影響力還能觸及決策高層。專家表示，有些國家不會資助學生就讀未上榜的外國大學，有時是未在100名以內的大學。

為了讓大學的排名更前面，有些國家開展了大學整併計畫，強迫較小的大學進行合併，以仿效長期位居排名頂端的美國和英國大型研究型大學。有些大學參考排名來決定潛在的合作學校，在研究計畫或學生交換計畫方面是否值得合作。

英國華威大學經濟學家安德魯．奧斯華（Andrew Oswald）表示：「那些依據排名來做決策的大學都是在自欺欺人。排名都是在回顧過去，因此他們都是在消化過去的資料。但作為一名學者，我認為QS的排名是最不可靠的，部分原因在於，QS的排名最商業化，原因是，相對於其他排名，QS更依賴調查資料。」

墨爾本大學高等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員賽蒙．馬吉森（Simon Marginson）在9月號線上期刊《大學世界新聞》（University World News）寫道：「QS所採用的方法不能提供社會科學足以信服的堅實資料。」他在電子郵件中又指控，QS曾二度放話要以法律手段來恐嚇新聞機構，而這些新聞機構曾刊登過他對該公司的批評。

蕭特否認爭議已經嚴重到如此地步。他說：「馬金森博士在澳洲人報發表一篇文章，該報事先給我們看了這篇文章，但裡面有些指控完全沒有根據，我們因此與他發生了爭執，沒有根據的指控也被刪除。我們並沒有威脅，只是針對此事發出警告。」

蕭特指出，學術界喜歡強調QS作為商業公司的事實，但「泰晤士報高等教育」特刊是由媒體公司出版的，而上海交通大學在排名時也將自己列入了榜單中。

哈澤空表示，對於大學評等的爭議最後可能會讓人失去焦點。她說：「我們該捫心自問，為什麼所有大學對排名如此熱衷。對於愛爾蘭這樣的國家而言，教育和建立國際影響力對於經濟復甦是非常重要的，名落孫山會讓國家乏人聞問。」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喬．諾契拉（Joe Nocera）對《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去年10月公布的美國大學排行榜也不以為然。他批評說：「該雜誌喜歡標榜使用了嚴謹的方法，但恕我直言，這只是一份由該雜誌的編輯拼湊的名單。整個操作都有點愚蠢。甚至可以說，即便該雜誌現在還沒帶來什麼害處，但未來一定會造成惡果。」

諾契拉指出，《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非常看重一所大學能籌募多少款項，又在師資陣容、小班授課和學校設施等方面的花掉多少錢，該雜誌也很在意大學的錄取過程有多挑剔。

諾契拉說，有些大學原本是要為無法進入哈佛大學或耶魯大學的學生提供服務，但現在他們也開始追逐頂尖的高中生。這些大學知道，若要取得更前面的排名，就得瘋狂地撒錢，儘管這麼做的結果是，讓原本已不堪重負的教學任務變得更加繁重。

諾契拉強調，這些排名還加劇了高中生對大學排名的焦慮。現在很多高中生受到父母、輔導老師和社會的壓力，想進一所好大學。未被名校錄取的學生會覺得自己是失敗者。而那些被錄取、卻沒錢上學的學生，最後常會背上沉重的貸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