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因素」這個詞，在去年反壟斷運動進入高潮後，被運動者高舉出來，成了去年社運圈的熱門話題，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吳介民更宣稱2012年為「中國因素元年」。但若以吳的原則式定義「中國政府侵蝕台灣民主的作用力」來說，2008年的野草莓運動，也會是一場不折不扣因「中國因素」而起的社會運動。當時馬英九政府因應海協會長陳雲林首次來台訪問，布下大批警力保護陳雲林來台的行程，期間不僅為了防範民眾接近陳雲林，導致數起警察執法過當而讓民眾受傷的例子，甚至發生了警察毀損國旗的事件。

▲901反媒體壟斷聯盟2012年11月15日召開記者會反對壹傳媒交易案，並發表聲明呼籲政府主管機關介入調查，阻止違法併購，維護台灣言論自由。（圖文／楊萬雲）

當時馬英九政府顯然為了陳雲林來台，調整了對一般民眾的執法態度。雖然我們不能簡單將這樣的反應連結到中國統治中心的「命令」──如同我們不能任意將旺中集團內部的自我審查直接連結自中國官方，但絕對是因應中國統治集團施加台灣的正式／非正式力量導致的結果。

就這樣的脈絡來處理，中國因素早已存在，甚至如果拿掉不知為何的「侵蝕台灣民主」說法，我們幾乎難以指認中國因素的起始。一般的詮釋是，台灣在1990年代走向政治上的形式民主。可難道「中國因素」是因應「台灣民主」而起，而台灣民主化早於中國因素嗎？吳式定義的中國因素，似乎錯置了先後順序：中國因素早在台灣民主化之前就已存在，反之則否。

事實上，因為種種歷史因素，無論是冷戰的延伸、國共內戰的延續、舊中國的領土想像等，中國企圖統一／收復台灣從來就不是新聞。先不論日治時代之前，光是國民政府於1949年撤退至台灣後，中共無論軍事上或外交上，都不曾停止對台灣的威脅恐嚇。2008年引發野草莓運動的原因，與2012年引發反媒體壟斷運動的起因，如何能簡單劃分為中國因素／非中國因素？又如何能如此大張旗鼓地宣稱2012為中國因素元年？若欲回答這問題，可能得回到野草莓與反媒體壟斷運動的比較中尋找脈絡。

2008年野草莓運動剛開始時，是台大社會系李明璁老師為首，以及少數有組織經驗的學生（部分台大學生會與濁水溪社的成員等）一同發起。由於運動擴張的速度遠超過發起人的預期，且群眾們當時對於擁有「權力核心」這類組織有著根本上的不信任，所以一開始發起的類似核心群體在提出模糊的組織運作模式後很快退位，當時若有稱得上是組織的架構，頂多是依靠不斷輪替的行政團隊，以及幾乎做不成決議的審議式民主流水席大會（註2）。

▲2008年11月16日野草莓學運進入第11天，3位學生從15日起，在學運現場自囚在牢籠內24小時，藉此凸顯台灣人權及集會遊行自由受到箝制。（圖文／本報資料室）

當時絕大多數的參與者，對於剛結束執政的民進黨抱持著高度不信任，對於政黨勢力的介入也異常敏感到幾乎神經質的地步。當運動開始的前兩天，還在行政院門前集結時，民進黨曾「邀請」運動者前往民進黨合法申請的場地，但卻被現場的群眾以絕對多數對0票否決。期間也曾發生民進黨政治人物如林佳龍想上台發言被趕下台的事件。雖然此運動不斷被部分媒體質疑其政治立場，甚至筆者作為參與者的親身觀察，確實有多方的力量不斷試圖介入運動──從既有的獨派團體，到社運圈的工運團體，其中也有部分組織的成員直接參與運動──但自始至終，都沒有被任何特定團體綁架。

（下週續，作者為政大社會所博士生）

●註1：筆者參與的野草莓為台北野草莓場，所做的觀察主要也以台北野草莓為主，有時無法對應至野草莓不同區域的活動，特此聲明。

●註2：有人將這樣的模式稱為「無領導的民主行動群」（蕭遠，2011）。

影片故事發生在1988年，在美國政府全力支持下武裝推翻左翼民選總統阿葉德，建立獨裁政權的皮諾契特統治智利進入15年。為回應國內外日益增加的反對與批評壓力，提出以公投方式，讓智利選民決定是否支其得以繼續連任，為了表面上讓正反兩方都有發聲管道，智利政府同意在深夜時段讓支持與反對雙方透過電視台各15分鐘時間向選民宣傳。

電影主角，是一位商業廣告出身，手上正負責「自由牌」可樂廣告案的導演，他被當時反對黨派找來負責公投競選影像拍攝工作。電影中，這位設定為父親同遭獨裁政權鎮壓而流放，前妻又為反對運動積極分子的廣告人，力主在15分鐘的時間內拋棄原先多數反對派所採用暗色調悲情路線，改以商業廣告為師的清新、陽光基調，向選民販售簡單的「幸福」與「希望」，打出「智利，幸福即將到來」的口號。

電影鋪陳裡，沒想到，看似去政治化、告別悲情的商業廣告，卻廣受好評，成功激起原本不願意投票的年齡層與族群，最後，即便皮氏政權祭出各種包括攻擊、抹黑手段、威脅恫嚇廣告製作人，甚至最後企圖作票的小動作後，依舊在智利人民對追求「即將到來的幸福」的強大渴望下，輸掉了這場公投，也直接導致政權日後的「和平轉移」。

▲電影《NO》劇照。（圖／前景娛樂有限公司）

這樣一部在國際影展上頗獲好評的電影，故事鋪陳，確實頗為符合片商在中文海報廣告詞上寫的「創意救國；用可樂推翻獨裁政權」的論點。我們也許可以試圖理解《NO》片不到40歲的新生代導演，希望以不同的角度捕捉與詮釋智利人民在這段告別獨裁之路歷史軌跡；但，影片上映後在智利引發了不小爭議，其中爭議點就在於，對這段歷史如此簡化甚至偏狹的呈現，極為容易讓觀影者陷入錯誤的認知與想像。一篇影評甚至諷刺地稱，《NO》是部「重寫」歷史之作。

簡單來說，《NO》將智利當年那場公投奇蹟式獲勝，偏頗地歸功於向選民販售了清新希望的廣告，片中當然還是有不少在首都街頭上抗議而遭軍警痛毆的民眾的畫面，但無論如何，片中很大一部分篇幅都還是放在反對陣營對影像廣告呈現的發想、內部衝突、轉折與呈現上。如此呈現，對於親身經歷過那段歷史的智利民眾也許還未必能造成詮釋權的壟斷，但，對於身處幾千里外的台灣觀影者而言，卻有著極大的認知上的誤導效果。

劇情裡對這段歷史扁平化地描述，很容易就讓人真的以為當初情勢竟就如同好萊塢劇情般，僅透過一個廣告團隊開威能，就足以讓統治智利長達15年的強人政權俯首就範。如此，此前智利人民，尤其是左翼與工會組織在皮氏高壓鐵腕鎮壓之下，依舊展現出驚人的反抗能量的努力，就此遭到隱沒。事實上在公投舉行的1988年之前，即便持續有數不清左翼人士遭暗殺、失蹤或遭流放的命運，智利工人與工會卻還是屢屢發動了成千上萬人參與罷工與示威行動。然而，這些驚人的反抗力量，在《NO》的影像中，卻連跑龍套的配角都沒能掙得。

再者，《NO》片對皮氏政權看似戲劇化的下台背景，同樣嚴重缺乏足夠的國際情勢交代。皮氏當年的政變與日後獨裁體制的建立，如今歷史檔案中都已經證實與美國政府及跨國資本有最直接之相關，但事實上，皮氏政權成也美國，其敗也不脫「美國因素」。不少評論顯示，正因智利人民長期對皮諾契特展現永遠無法真正鎮壓的反抗能量，讓美國政府擔憂若持續支持皮氏在智利的血腥統治，恐將再度壯大智利、甚至拉美支持左翼的基礎，反而可能再次鼓動真正左翼反美力量的壯大。此外，冷戰情勢漸淡的國際氛圍，同樣讓皮氏政權失去往昔其對美的戰略利用價值。因此1980年代後，美國政府即一方面對智利非屬左翼的民主派人士頻示好甚至直接資助，另一方面開始對皮氏展開施壓；要求他引進當初同樣在美國授意下所推翻的形式民主體制。

事實上，就在公投前後，以美方與資本利益為主的考量與規劃同樣深入正反兩方陣營中，公投反對派陣營為了向美方與軍方示好，主動簽約保證若未來獲勝，將持續與軍方合作，更積極表態爭取智利私人資本支持，承諾絕不會進行任何的國營化計畫，讓美方與智利資方相信皮諾契特下台不會對其利益造成任何影響，而這，也才是公投開票最後一刻軍方倒戈的重要因素之一。

這些《NO》一片中所遺漏的歷史與事實，在筆者看來，反而更應是這場25年前公投背後更值得台灣民眾認識與深思的。然而很遺憾，影片中所見，卻彷彿只是原來在當年民進黨打出告別悲情、快樂希望的選戰策略前，智利「民主派」早已準此打出漂亮一戰了。而當販賣兜售的不過只是口號式的廉價希望時，片尾打出皮諾契特下台邁向民主化後的歷任總統無一不持續新自由主義政策字樣時，也就顯得理所當然而全無違和感了。

（Queen Mary學院商管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