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個一點都不喜歡唸書的朋友，在家人的壓力下莫名其妙一路念到博士。從英國回到高學歷博士過剩的台灣以後，只能勉強在南台灣稻田中央一所名不見經傳的私立大學，擔任按照鐘點領錢的通識科目老師，有時候一個月才領幾千塊台幣，付每次台北來回開車的油錢都不夠。但轉眼已經超過40歲了，還是住在家裡，天天讓媽媽煮飯給他吃，幫他洗衣服。我這朋友說他從小到大按照父母期望的路走，所以就算自己能選擇，也想不出來未來還能做什麼別的事，只期待時來運轉，隨便哪個比較近的學校能有正式的職缺。但是教書從來就不是他喜歡的事情，所以當然在教學中得不到什麼滿足感，在學生眼中也不會是什麼好老師，大部分的時間都在玩線上遊戲。

「我現在把教書當做修行。」我這位朋友無奈地說。

我想了很久，想不出什麼能夠安慰他的話，老實說，我覺得他是自找的，所以也沒什麼好值得別人同情的地方。

在這同時，我在打工度假的網上討論區，卻看到許多的熱情，迅速地交換：

「對於往後工作，會有什麼幫助呢？」

「我想我得到了可以自己照顧自己的能力，還加強了學習能力。我不會的東西太多太多，但我懂得要求自己學習，這是最重要的。」

「我也想要去打工度假，有什麼建議或是需要注意的地方嗎？」

「來了，就會學會了。做好了準備，就出發吧！」

「人生是自己的，如果是自己認真思考過後，覺得想要做的事情，那就不應該被誰阻止。不管是男、女朋友也好，父母也好，多重要的人都一樣。因為人生到來，終究，所有的人都只是『他人』。享受你自己想要的人生吧！」

能夠享受自己想要過的人生，這才是活著最大的意義，不是嗎？如果不能愛自己、為自己而活，那麼你眼中的世界，總是似乎少了一大塊。

曾經記者問沈芯菱「成功是什麼？」時，她理直氣壯地說，她這一代對成功有不同的定義，成功的定義，是可以幫助多少人，未必是打敗多少人。

而幫助是什麼？跑到非洲去當志工才算是幫助嗎？沈芯菱說無非是兩件事：

1. 把自己的專業培養好；

2. 用自己的專業幫助周遭的人。

社會上對於林懷民老師的雲門舞集，都認為是很成功的，他從一開始就非常嚴謹地守住這份成功，而且20年來越做越好。但林懷民老師自己對於成功的定義，卻讓人驚訝地比年輕的沈芯菱寬鬆許多，他說以前年輕人只有在職場成功，才算成功，但現在的成功卻可以是各式各樣的，不只是雲門舞集自己的「流浪者計畫」，對於年輕人去澳洲打工遊學，林懷民老師也公開表示覺得非常好：

「……今天的年輕人可以擁有全天下，不要評價他對社會的貢獻是什麼，那個東西不一定重要，重要的是，是不是活出夢想。」

必須是很有自信的人，才能理直氣壯地說出「『活出夢想』比對社會『做出貢獻』更重要」這樣的話來罷！如果每個年青人跟他們的父母、師長，都能接受這個成功的定義，允許每個年青人都可以沒有負擔的活出自己，做一個把自己夢想推到極致的人，無論那夢想是什麼，當然都會變成一門專業。

一個充滿自信的專家，不需要有任何人規定或是催促，必定也會想把自己夢想實現的滿足感，帶給剛上路的年輕人，幫助他們能夠有朝一日像自己一樣，也能夠盡情綻放，活在夢想裡。

就在勞動節前夕，桃園縣政府和該地方教師工會發生爭議，工會幹部在模範勞工的頒獎典禮上，以拉白布條、遞陳情書的方式抗議縣府打壓工會，諷刺的是，該教師工會正是勞動局當天要表揚的優良工會。打壓工會的事證來自於教育局以一紙公文，逕自要求各校校長限縮工會幹部的會務假。

究竟「有教師身分的工會幹部是否得以公假處理會務？」，須從何謂「會務假」談起。「會務假」就是工會幹部為辦理會務而向雇主所請的公假，我國《工會法》第36條明文規定，企業工會（註1）至少有50小時的法定公假。直言之，法律保障在職員工領雇主的薪水，卻在工作時間可不受其指揮監督，專職從事與工會相關之事務。若按一般認知，這其實是對雇主財產權的侵害，哪有雇主花錢請員工，員工卻不必提供勞務的道理？然而，此模式在台灣並不罕見。

沒錯，這是國家賦予工會行動的「特權」，雇主必須在合理範圍內忍受。為何有此立法？林良榮教授指出「其法理形成的意義乃在於團結保護的具體實踐」（註2）。在台灣，工會實力與資方往往差距甚大，毫無談判籌碼，勞工的權益無法保障。國家透過立法干涉雇主的經營權，伸出第三隻手調整勞資雙方不平等的天平，是出於落實勞工團結權，及促進勞資關係正常發展的現實考量。

具教師身分的勞工在法律上不得組織學校內的「企業工會」，因此皆是以「產業工會」的形式進行活動，工會幹部無法直接適用法定的公假時數，而必須用和雇主約定的手段為之。但從教育部不願接受勞委會「以學校為雇主」的意見，而死守「三層雇主」的頑強意志來看，就知道教師連雇主都要找半天，如何展開進一步的協商或約定（註3）？保守的教育官僚不願改變思維，校園的勞資關係就無法正常化，這是教師工會面臨的現實困境，短期內恐怕難以突破。

法律的保護傘撐不開，還不是組織教師工會最辛苦的事。教師的「勞工」身分和社會對「老師」的高度期待相互糾結──要訂定工時，說老師是高尚的職業，不是打卡上下班的勞工：要協商工作內容，說老師是志業，要為學生無私奉獻。因此，「老師請會務假影響學生的受教權」成為每試必靈的緊箍咒，如此似是而非的簡化推論得以奏效，其實和整個台灣社會勞動意識薄弱，且多以資方思維看待勞資關係有關。

教師的薪俸來自於政府稅收，必須提供教學及照顧學生等勞務，豈能領國庫薪水，還不務正業從事工會活動？這與上述「員工理應為雇主提供勞務」的邏輯是相同的。說穿了，學生受教權都還是後話，前面沒說出口的是壓制勞工的團結權的資方立場。後面抬出「學生受教權」，是刻意區分教師這門職業和一般勞工的差別──因為學生不是生產線上的產品，強化教師工會幹部「不務正業」的形象。

「學生不是產品」，同意；但某教師請會務假對學生受教權的實質損害究竟是什麼？請說清楚。正式教師有可能因為各種因素必須長期請假，如疾病、生產、進修等，學校依據不同的狀況，徵選代課或代理教師承續其所留課務，是行政程序的常態。若因此造成學生上課找不到老師，是行政端的失職，與請假教師無關。真正影響受教品質的不是教師「流動」，也不是教師「資格」，而是教師本身的「素質」。我們必須承認，無論正式或代課教師都有良莠之分，建立更完善的制度，提升教師品質才是根本。

教師和學生一樣皆是憲法保障的權利主體，個人基本權利也不該被剝奪。「教師爭取勞動權必將犧牲學生受教權」的說法，乃是有心人士的操弄。事實上，教師工會目前取得的只是跛腳的勞動三權，相關勞動條件如工時、工資在法令限制下，尚無協商空間（註4）。教師工會最使得上力的，反而是和學生權益最相關的教育政策，例如爭取提高國小教師編制、監督常態編班的落實、揭發校園弊案……對學生究竟是利是弊，完全可受社會公評，其努力不該被無限上綱的「學生受教權優先」一筆勾銷。

去年（2012）9月，芝加哥教師工會展開大罷工，期間有人喊出這樣的口號：「如果把老師排在最後，就不會有以學生為優先的教育。」（You can't put students first if you're putting teachers last.）什麼時候，台灣社會對教育可以有這樣進步的體悟？

（桃園縣教育產業工會中央政策聯絡部主任）

●註1：「企業工會」是以同一企業為組織範圍所成立的工會，台灣的工會類型以此為主；「產業工會」是結合相關產業之勞工所組成的工會。

●註2：林良榮，〈論我國工會法上有關「會務假」之不當勞動行為性—會務假的法律性質與雇主准駁的權限〉，工會行動權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政治大學勞動法與社會法研究中心，2011年。

●註3：教師雇主的認定，教育部和勞委會多次協商未果，最後仍以教育部堅持的「三層雇主制」為準，也就是依照議題所涉層次判斷雇主是誰─中央為教育部、地方為教育局、校內為學校。

●註4：勞動三權指的是「團結權、協商權、爭議權」，目前法律禁止教師以罷工行使爭議權，且在最新《教師法修正草案》中，教育部納入多條團體協商的限制條款。

許多觀察家、媒體不斷地傳達西班牙青年失業極為嚴重的訊息，卻相對缺乏檢視數字背後的形成因素，導致對於問題的錯誤解讀。2008年的經濟危機，雖然普遍性地重創世界各國的經濟情勢與就業表現，但唯獨西班牙的失業率高出其他國家甚多，而且其中失業對象又以青年所受到的衝擊最為慘烈，十分值得進一步考察。

一般而言，失業率的解釋可以從經濟緊縮的程度、就業分布的部門與非典型契約的使用進行思考。據此，西班牙青年高失業率的原因，一方面是來自於全球不景氣造成出口貿易陷入低迷，製造業在衰退之餘連帶緊縮工作機會，製造業卻又是青年就業分布的第三大產業；再者，金融危機引發的房產泡沫化，導致許多國家的營建業步入蕭條，例如立陶宛、愛沙尼亞、拉脫維亞、愛爾蘭與西班牙，其中危機發生前西班牙有將近28％的青年受僱於該產業，進而衍生出龐大的失業人口。

另一個潛在的因素是青年獲得臨時性契約的比例。根據統計，西班牙有大量青年是屬於非典型勞工，歐盟國家平均41％的青年從事臨時性工作，但西班牙在2007年卻有高達63％青年男性是不穩定就業的工作者；一份調查顯示，在2008年至2012年之間，西班牙失業青年有57％先前是從事臨時性的工作。

這也意味著西班牙的勞動市場具有高度外部彈性化的特徵，企業傾向透過降低員工的數量作為景氣動盪的因應之道，而不是如其他歐洲國家是藉由調整工作時間來適應環境的變動。

面對嚴重的青年失業危機，西班牙政府本應祭出短、中期的政策工具，作為應急的舒緩措施，但在2010年制訂的撙節計畫之下，財政資源受到嚴格的限制，加深問題本身的嚴重程度。直到最近，政府才端出為期4年的振興青年就業計畫，並且在未來3年將補助窮人租屋或翻修房舍，藉以提振遭逢重挫的營建業。

最後，西班牙從1980年代以來，歷任政府都致力於勞動市場的去管制化，青年不但未如預期受益，非典型的就業機會不利於後續的工作生涯，反而容易使青年長期在失業與不穩定就業之間流轉，一場金融風暴更是清楚凸顯，改革後就業處境的不穩定與社會脆弱性，這提供許多國家在處理問題時的反思機會，也就是解決青年失業的辦法，不會是降低勞動條件與打造更多的不安全，過往依循「有勝於無」（any job is better than none）的觀念是時候該被翻轉。

（前青年勞動九五聯盟執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