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或許是健忘的，但只要曾經發生的事情，都會在網路上留下痕跡。如果你不記得或根本沒聽過這件事，請容許我根據維基百科的紀錄，重新簡單敘述一下當時發生的事情。2011年11月11日，擔任駐美國堪薩斯辦事處長的劉姍姍，突然遭到美國聯邦調查局以外籍勞工契約詐欺罪名逮捕，檢方隨即起訴被告劉姍姍並移送出庭，法官當庭諭令還押。

▲2011年11月14日，台灣移工聯盟等移工人權團體前往外交部抗議，指責外交部放任外館人員劉姍姍虐待外籍傭人，不顧移工人權，徹底違反兩公約規章。（圖文／本報資料室）

根據檢方指控，劉姍姍強迫菲籍家庭幫傭超時工作，僅給付工作合約上的3分之1薪資，僅付菲傭450美元且超時工作，非合約載明的1,240美元，而且禁止他們自由外出，裝置閉路電視監視菲傭。3名駐堪薩斯辦事處人員被列為合作證人，2號證人向調查人員表示，劉姍姍不但在知情的況狀下付給該名菲傭低於合約的薪資，還經常大聲斥喝。前一名幫傭也遭劉姍姍短付薪資，還曾遭劉動粗，變得情緒沮喪與甚至厭食。3號證人則表示，他工作之一是記錄付給該名菲傭的所有款項，給付金額遠低於合約規定，並向調查人員展示該名菲傭簽名的收據，也說劉姍姍對前一個幫傭也沒有依合約金額付薪。

劉姍姍在羈押聽證會上，當庭聲明放棄交保權利，因為罪證確鑿，短短不到10分鐘聽證會結束，劉姍姍承認檢方指控的「外籍勞工契約詐欺」罪，而且交出8萬44.62美元的賠償金給兩名受害菲傭，支付囚禁她所需的4千7百美元，和押解她回台灣的美國移民官的機票費用。兩名菲傭則因禍得福，獲得為人口販賣受害人所設的T簽證，可以永久居留在美國。

在美被關2個多月認罪返台後，劉姍姍竟然大翻供，公然在法院以及新聞稿中完全矢口否認虐傭及合約詐欺，供稱在美認罪協商是不得已，不代表有犯罪。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的決議因為距離事發已經隔了一段時間，沒有引起健忘的媒體重視，但既然能以「嚴重損害國家形象，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為由，予以休職2年的懲戒，事實究竟如何，相信任何有常識的人應該都可以輕易判斷。

雖然我不認識劉姍姍，整個事件從頭到尾也跟我沒有關係（除非以納稅人的立場，看待由全民稅金買單的上千萬台幣律師訴訟費用，那麼你我也都算是無辜的連帶受害者），但是顯然出國對於一個台灣出身的外交官來說，不但沒有學習到世界級的道德標準，留學、駐外工作多年，就連在台灣生活最基本應該要有的人權尊重概念都沒有，更別說事發之後，欠缺孩子從小就被教育的「不說謊」、「知錯能改」、「勇於面對錯誤」的道德勇氣，不只責浪費了自己的大好人生夢想，也讓身為國人的我們無故蒙羞。

因為整件事情從頭到尾都是「故意」的，沒有任何一點「意外」的成分在內，所以我即使再如何厚道，也難產生任何同情，只覺得遺憾，為什麼在接受休職懲戒的這兩年間，劉竟然還能夠繼續領半薪。

撇開正義與法律不談，這個事件我個人覺得很奇妙的還有一點，那就是劉姍姍明明畢業於美國東北密蘇里大學歷史系碩士，曾派駐芝加哥及波士頓，還擔任過外交部國際組織司科長及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副祕書長；也曾為台灣駐菲律賓代表處副代表，任誰都覺得應該有著外交使節該有的英語程度，然而她在美國法庭上說的英文，書記官與法官卻都表示聽不懂。法官問她是否了解協議內容，劉卻回答謝謝，法官再問一次，她才說「NO」。

這個新聞事件，讓我心都碎了，畢竟想要當外交官，也是我在大學念政治系時，一度有如天上遙遠星光般的夢想，還曾經因此在進入研究所前，為究竟應該選擇哈佛大學的甘迺迪政府學院，或是Tufts大學的Fletcher外交學院時舉旗不定，甚至因此延遲入學一年讓自己慎重考慮。但劉姍姍事件的發生，像有人將我珍視的夢想，故意摔在地下以後，還繼續用那些狡辯和拙劣的謊言，重重的再三踩踏。在生氣過後，我開始試著去尋找這事件正面的意義。

靜下來以後，我意識到：「如果觀念沒有改，就算走遍世界那又如何？」如果沒有看清楚自己是誰，那麼花大把鈔票去留學、在國外做著讓人羨慕的工作、有機會得到珍貴的海外生活經驗，有可能都只是童話當中國王的新衣，自欺欺人罷了，甚至還會因此傷害了身邊的家人和陌生人。

所以如果你還年輕，不知道未來的自己想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其實沒有關係，因為這正是我要討論的事情。但是請你答應自己，千萬不要變成另一個劉姍姍，讓家人和社會因為我們的所作所為而蒙羞、傷心。出國不會自然而然讓我們變得聰明、勇敢、風趣、強大，原本面對的各種現實問題，也不會因此自動消失，那麼無論是工作、旅行、唸書、談戀愛，出國的真正意義是什麼？出國的價值在哪裡？才是真正值得在決定出國前問自己的問題，至於人到了機場行李沒到怎麼辦？班機誤點轉機趕不上怎麼辦？護照證件找不到怎麼辦？語言有沒有學好？說真的，不過都是雞毛蒜皮而已。

今年3月，英國《獨立報》出現一則關於待用咖啡的報導，內容提到時下許多咖啡店允許客人「寄杯」，但不是為方便自己往後可以取用，而是提供給任何想喝咖啡卻無力負擔的窮人，而且不需要附上任何證明文件。

這個想法起源於義大利南部的那不勒斯，不久後傳到保加利亞，超過150家咖啡店開始響應這項活動。很快的，這股風潮吹到美國、英國、俄羅斯、加拿大、澳洲、亞洲國家等，都可以在當地的咖啡店點購待用咖啡。

事實上，待用活動對店家而言是個穩賺不賠的生意，一方面可以藉由參與活動獲得慈善愛心的名聲，另一方面又可以帶來人潮與宣傳效果。因此不到一個月後，咖啡連鎖店的龍頭——星巴克也隨即決定在英國分店提供待用咖啡的服務，當地行銷副總裁進一步指出：「消費者每購買一杯待用咖啡，我們就供應咖啡給長期合作的社區慈善伙伴——綠洲（Oasis），透過英國各地社區中心將咖啡配送到各個角落，……並將每杯待用咖啡的收入捐贈給綠洲……。」

▲倫敦的行人路過一家星巴克分店，圖攝於2008年11月25日。（圖文／路透）

不過諷刺的是，去年底星巴克才遭到英國社會團體「UK Uncut」佔領40家分店，點名13年來營業收入與付出的公司稅之間不成比例，根本不到營業額的1％，過去3年營收高達4億英鎊卻毫分未繳，國會議員也針對跨國企業的避稅行徑提出質詢，一時間引發公共輿論的關注壓力，重創長久以來建立的企業形象，迫使星巴克承諾在未來的兩年將分別繳納1千萬英鎊的營所稅，試圖平息眾怒。

在待用咖啡受到社會大眾高度評價與肯定同時，也出現少數反思質疑的聲音，例如認為在缺乏監督機制之下，無論是店家或者是使用者都可能存有篩選對象的困難，以及不可避免的潛在道德風險，造成最需要的人反而得不到幫助，失去這個活動原本的美意。另外，有學者則指出，待用餐食提醒我們，必須回歸思索現行救濟機制所隱含的運作失靈或結構限制。

然而，對於待用餐食的負向批評似流於技術層次的討論，反倒忽略大眾集體愛心狂熱的背後，有著更值得深思的議題。實際上，行善義舉恰好反映出現實社會嚴重的貧窮危機，窮人數量的增加或貧窮程度的深化，才撐大了愛心可以施展的空間。更重要的是，慈善的暖風巧妙地吹熄窮困的怒火，忘記挑戰巨大的不公義結構，愛心終將成為複製貧窮與不公的幫凶。

如果稅制與社會移轉是弭平貧窮風險與兩極差距的有效政策工具，台灣現階段的表現顯然不及格。《天下雜誌》在去年9月與今年5月都分別以封面故事分析因為當前的不公稅制，台灣已經淪為富人的低稅天堂。

根據雜誌的報導，台灣的租稅負擔佔GDP的比重，比美國、日本、香港、新加坡、中國大陸，就連長期視為競爭對手的韓國都來得低，一路從1990年代的20％下調至2011年的12.8％，為世界第7低的國家；此外，課稅制度漏洞百出、減稅條例連年不斷推陳出新，譬如眾所皆知的《促進產業升級條例》，導致企業租稅負擔率在亞洲四小龍之中最低；另有少數稅制的進步立法，也在藍綠聯手否決下闖關失敗。獨厚資本家、偏袒富人的稅制結構，本來帶有重分配任務的制度全然失靈，貧富差距逐年擴大。

當社會氛圍充斥著歌頌慈善之際，就容易衍生相伴而來危險，一則是忽視多數的愛心活動本質上是窮人間互助取暖，二來錯認少許願意投身公益的財團是大善人（卻一面忙著避稅、呼籲減稅）。我們認為整體社會不應追求隨喜隨心的殘補正義，而該是致力於撼動既得利益者所身處的不公平權力結構，更富平等正義、少貧窮的美好社會才可能來臨。

（前青年勞動九五聯盟執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