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伊戈爾•阿列克謝夫（Igor Alexeev）在俄羅斯智庫「戰略文化基金會」發表的文章「俄羅斯核能產業在福島核災後重新啟動」（Nuclear Industry Re-Energizing after Fukushima）為例，他提出「在公眾關切與核電應用的平衡點上，俄羅斯對於後福島核災的國際社會能提供有助益的解決方案」（註1），雖然文中沒有任何佐證的就推斷所有專家都知道人為造成核電事故的可能性已大幅降低。然後又拿出一個2010年的OECD舊資料，指出核電與天然氣被認可為安全性最高的能源供給設施。再酸已開發國家（如德國、西班牙與瑞士）是不理性的群眾恐懼心理作祟，導致政治人物作出討好民眾廢核決策。單就文章內容來說，其實有不少草率之處，偏偏剛好符合中國近年努力建設核電廠的企圖，四處刊載而捧高了這篇中文名為「重塑核能信心應借鑑俄羅斯經驗」的文章。

▲俄羅斯向伊朗輸出核能技術，派技術人員前往德黑蘭的一座核電廠，圖攝於2009年2月25日。（圖文／路透）

在車諾比事件25週年的這個時候，西方在車諾比事件後與俄國的發展側重方向不同。西方歐美系統，由於普遍擔心斷電會影響核電運轉，力主被動式的核電安全系統研發。俄羅斯主推的NPP-2006機型號稱能克服歐美機組的設計缺陷，於是自2011年起，俄羅斯最大核能企業俄羅斯原子能公司（Rosatom）開始大動作布局海外，主推三代堆型NPP-2006（120萬千瓦核反應堆，外界熟知的名稱為VVER-1200）。標榜該機組設計集主動和被動式安全防護系統於一身，其他創新之處還包括配備高端堆芯熔化收集器、被動式熱衰減除塵系統和其他升級改造過的防護設施。「如果日本使用的是俄國的機型，或許就不會發生或至少不會演變成嚴重的災害」。

俄國國家扶持的核能公司甚至能協助伊朗克服技術問題，原本由德國西門子（Siemens AG）公司負責建造的布歇爾（Bushehr）核電設施，1979伊朗革命後西門子因配合美國的禁運政策而退出，自1998年起由俄方接手重新完成，並於2012年完成規劃裝置容量百分百的供電。

當然俄羅斯核電集團不是不清楚這個市場誘人但又敏感，畢竟幫助像伊朗這樣的國家可能隨時會受聯合國安理會制裁政策而受牽連（註2）。但其著眼點就在吃下部分西方國家退出的發展中國家核電合約。俄國擁核派想證明的是，自從1952年以來，國際核安事故中俄國境內所佔份額其實是相對的低。而俄羅斯更已從車諾比核災記取珍貴的教訓，從理論與實務上去預防災難與設計安全上著手，研發出世界上安全性能最高、技術水平最先進的核電機組。換句話說，俄國的核電技術其實比起其他已發展國家來的安全而成熟──所以後福島核災的核電市場最值得依賴的承包商必然是「俄羅斯原子能建設出口公司」。不僅是伊朗、中國、印度、埃及與土耳其，甚至是芬蘭都打算與俄羅斯簽下訂單。

為了幫祖國的核能技術打上後車諾比與後福島的優質產品標記，這篇文章代表的觀點和台電的核四安全性論調一樣簡化，卻剛好相反──俄國核電系統安全，歐美系統狀況較多。有趣的是，作者還意識到核電技術系統在知識界中高風險高爭議的爭論，索性將東西方技術差議論放進佩羅（Charles Perrow），這位耶魯大學組織社會學的著名反核社會科學家所創立的高風險工業組織體系理論一併消費。

佩羅自1970年代以來從組織行為科學提出的主張，核電作為高風險產業，因為營運制度的特性，發生意外的機率幾乎是必然。他2011年12月在《原子能科學家學報》（Bulletin of Atomic Scientists）發表「福島核災以及無法避免的意外」（Fukushima and the inevitability of accidents）。簡單地說，品質控制、密切關注預警顯示和災害應變計劃也無法阻絕災害發生的可能性。相反的，近數十年歷史上的巨大災難都是伴隨著失當的管制、對警告訊號的忽視，或者是無效的災難應變，以及常見的人為錯誤。因此在擁有複合並緊密交關系統的現代社會，「正常的意外」（'normal' accident）無法避免地發生，再導致未能預期的、串聯式的災難。正由於系統組合運作上的災難風險可能性永遠存在，儘管政府與企業可以透過更多管制、更好的設計、更多訓練和更有心來減少嚴重意外，但根本性的決策反而是一起來審視某些個產業體系的特點使其災害風險太高（huge catastrophic potential）因而「不應該存在」（too dangerous to exist）。

而俄國派只要說出西方理論家所指稱的系統缺陷，是建立在「西方公司」缺乏對可能出現的多種意外組合情境的全部資料，西方設計者也不可能預想到全部情境，因此不可能有「故障時保證安全」的斷然處置設計（註3），但佩羅這些西方反核學者卻也不能否認前述前提建立在對俄國核電機組設計模式無掌握的資料上，所以上述論點只在歐美核電技術批評上有意義，俄國核電則不受此限。

所以俄羅斯核電組織能兼容各種可能狀況，且在本國受到信賴與支持嗎？不，根據上個月在俄羅斯最西邊的卡里寧格勒新建「波羅的海核能發電廠」（БАЛТИЙСКОЙ АЭС） 的民意調查顯示，48％的卡里寧格勒居民反對，另外有30％支持。請不要忘記去年正是俄國鎮壓NGO組織、包括環境NGO組織的開始，俄羅斯的核電事業發展巧妙地與國內的民間聲音被打壓聯合在一起（註4）。從俄國到台灣，核能產業組織的維護者，向來就只偏好讚揚自己技術處置得當，懶得處理菊地洋一這樣的專業批評者的評估。在忙著保證核四安全性可以被科學地確認之前，馬政府是否應該邀請像佩羅這樣受人敬重的管理學者，組織社會學者組成團隊，針對台電不能窺見知識全貌又封閉的營運體系，證明其人的核電組織社會學批評已不再有創見了呢？

或者，佩羅的論點可能要做個補充，他的核能產業高風險不僅是因意外串聯而無法預測，還有像台電這樣直接拒絕更多方參與預測的僵直性風險！（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常務理事）

●註1：'Nuclear Industry Re-Energizing after Fukushima',http://goo.gl/IODPy

●註2：請參考Russia Today網站的報導，Atomic republic: Iran's Bushehr power plant fully operational。

●註3：請參考彭明輝部落格，「為了核四而玩命，值得嗎？」，http://goo.gl/VAaIN

●註4：請參考ОПРОС: 48% ЖИТЕЛЕЙ ВЫСТУПАЮТ ПРОТИВ БАЛТИЙСКОЙ АЭС，http://goo.gl/TcQTs。以及挪威NGO組織Bellona Foundation官方網站關於俄國政府對外國支持的非政府組織俄羅斯分支辦公室的法律行政騷擾，http://goo.gl/07Y7k

1992年以來，迦納開始在軍政府開放政治空間的情況下啟動了民主化工程，軍政府的羅林斯（Jerry John Rawlings）總統於該年解除了黨禁，之後並連續贏得1992與1996兩屆大選。在2000年的大選中，羅林斯主動放棄連任，在野黨「新愛國者黨」（New Patriotic Party）庫福爾（John Agyekum Kufuor）擊敗總統所支持的艾塔米爾茲（John Evans Atta Mills），實現了民主化後首次政黨輪替，艾塔米爾茲於2008年捲土重來，但卻於任內辭世。如果說台灣的民主化是一場「寧靜革命」，迦納的民主化其實一點也不遑多讓，且發展路徑與台灣至為相似，令人嘖嘖稱奇。

▲迦納民眾在東部的基比（Kibi）投票，這裡是反對黨新愛國黨（New Patriotic Party）的大本營，圖攝於2012年12月7日。（圖文／路透）

不僅如此，1980到1990年代的反對黨陣營對執政的軍政府採取較為容忍的態度，並放棄使用武力顛覆政府，當時執政的「國家民主會議」（National Democratic Congress），2000年敗選成為在野黨，2008年大選又再成為執政黨；而今天的迦納是西非國家中具有民主法治建設的國家，無國界記者組織於2013年給予迦納第27名的好成績，在這一點，台灣甚至還不如迦納，僅拿到47名（註1）。自由之家亦認定其為西非新聞自由的度最好的國家，報紙、雜誌、電視頻道與廣播頻道以及無線通訊服務在1995年民主化之後蓬勃發展。

迦納過去是英國殖民地，擁有與其他殖民地同樣的經濟結構，高度依賴木材、可可豆與黃金等原物料出口賺取外匯，但是這個國家的經濟並未因為出口而受惠，1980年，每年人均收入僅452美元，即便到今天，也還不到1千8百美元，而台灣在1980年即已超過了2千美元。

盛產黃金的迦納，引起了廣西省壯族自治區中上林縣民眾的關注。根據估計，現在在中國淘金的上林民眾約有5萬到10萬之譜，他們都普遍集中在機械採礦無利可圖、但需要人工淘金技術的小型礦場，上林民眾憑著過去淘金的技術，來到迦納這一個新金山構築發財夢。只是，人工淘金相當耗水，而且會對水造成污染，這惹惱了下游種植可可豆的農民，農礦產業之間的利益衝突，碰到族裔之間的矛盾，一發不可收拾。今年6月，124名礦工被迦納政府逮捕，原因是非法打工（註2），這個夾雜環保與國族主義情緒的問題終於爆發出來。

對許多上林淘金客來說，去異鄉打工無異於19世紀的舊金山，發財夢中伴隨著身家性命的安危；但另一方面，發財致富者多有，且帶來了中國商店、餐館以及風化產業，形成了西方世界最「頭痛」的華人社群，更不消說，當地的美女，也投入了富有淘金客的懷抱，形成了多重社會問題。

除黃金以外，自1980年代迦納發現石油蘊藏，而到2007年終於在朱利比（Jubilee）海域探勘到一塊蘊藏30億桶輕原油的油田（註3），該油田已於2010年開始投產，2012年底，日產量已超過10.5萬桶。雖說與利比亞每日160萬桶來說簡直是小巫見大巫，但這已經為迦納創造了14％的超高速經濟增長，外匯儲備大幅上升。

然而，在民主化研究中，擁有豐富自然資源的國家往往會被視為民主化的詛咒。這是因為自然資源幾乎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帶來的豐富收入將阻礙工商業者發展，而工商業發展對公民社會中具有自治能力圖體的興起是相當重要的。現在對迦納的問題就在於，迦納是已經在民主化之後開採石油，其所帶來的巨大利益是否有害於既有的、具有不錯發展狀況的公民社會發展？

2010年，艾塔米爾茲政府就決定要納進公民社會團體一起對石油開採議題進行共同治理，超過110個包括智庫、環境、人權與社區等市民社會團體加入了一個稱之為「油氣相關的市民社會平台」（Civil Society Platform on Oil and Gas），並得到來自於世界銀行、位於紐約的歲入觀察研究所（Revenue Watch Institute）以及美國樂施會的技術協助，幫助迦納的市民社會團體如何進行油氣資源的監督與相關技能，以提昇迦納政府在油氣挖掘政策上的透明度（註4）。尤其在兩黨激烈競爭的情況下，執政黨每每可以從油氣資源的分配中取得合法與不法的利益，因此，如何能夠培力公民社會團體力量，使之有足夠的能力制衡政黨與政府相當重要，就這方面來說，同樣擁有天然氣資源的俄羅斯就於2000年之後退回到威權主義的道路，殷鑑實在不遠。

處在西非的迦納，隨著石油的開採，與美中關係持續加深，其地位更勝於聖多美普林西比（註5），而在經濟隨著油礦類開採而成長的過程中，文明的衝突與市民社會團體力量的增長又會對這個國家的政治發展產生何種實質影響？迦納未來的發展，將對這個問題提供重要的參考範例。

（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候選人）

●註1：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2013 World Press Freedom Index: Dashed hopes after spring."http://goo.gl/23tpo

●註2：上林淘金客往往是持觀光簽證或是第三地簽證進入迦納，並非以工作簽證入境，屬於非法打工性質。

●註3：之後調高到50億桶。

●註4：Gyimah-Boadi, E and H. Kwasi Prempeh. 2012. "Oil, Politics, and Ghana's Democracy."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23, No.3. pp. 94-108.

●註5：倪世傑，〈聖多美普林西比:中美區域角力的微型戰場〉，台灣立報，2013/06/04。http://goo.gl/U7Tc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