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對德國綠黨來說，更是重要的一個里程碑。68世代經過長達10年的社會運動於1970年代晚期開始在西德邦層級的選舉中得到成果，1979年在布萊梅市（註2）取得了4席市議會議員，開啟了綠色政治的代議政治之門。1980年綠黨於西德成立，並於1983年的聯邦選舉中，以5.6％的得票率跨過基本法中5％的席次分配門檻，在眾議院贏得28個席位。今天，德國綠黨在邦層級有將近250名議員，在總數622席的眾議院擁有68個席次。在聯邦層級，曾與社民黨於1998到2005年共組聯合政府，2011年，在巴登－符騰堡邦選舉中綠黨一舉成為該邦第二大黨，與落居第三大黨的社民黨共組聯合政府，該邦綠黨黨主席克瑞許特曼（W. Kretschmann）任邦總理，為德國歷史上首位綠黨邦總理。距離1985年綠黨首次在黑森邦共組聯合政府，到取得邦總理有27年之久，同年9月，梅克倫堡—西波美拉尼亞邦選舉中大有斬獲，得票率首次突破5％的門檻，由於該邦是綠黨之前唯一未取得邦議會席次的邦，自此之後綠黨在德國每個邦議會都有席次。

▲德國綠黨共同主席羅思（Claudia Roth）在綠黨黨內初選中連任後，拿著寫有「綠黨獲勝」的布條，圖攝於2012年11月17日。（圖文／路透）

德國綠黨的成功，固然有其選舉制度上保障小黨的優勢，但並不是每個政黨都能夠利用這個優勢。以前年竄起的海盜黨為例，從柏林市議會大有斬獲快速吸引德國民眾的目光，到現在民調已經將其排除在2013年大選的調查名單之外，就是未善用制度性機會的一個政壇彗星。就政黨的起源來說，德國綠黨可以說是具有群眾黨的性質，1972年，西德境內約有1千個綠色民間團體，但是到了1977年間已經發展出5萬個，這些團體及其成員構成了綠黨的基本群眾。但相當弔詭的是，綠黨其實並不是一個強調吸收黨員的政黨。

除了公民社會團體此一新托克維爾學派再三強調的民主政治以外，綠黨帶來更多的是價值上的轉變。綠黨所主張的生態意識幾乎已經成為德國民眾的共識，1986年間，認為環境問題已經是相當迫切的問題的比例高達80％，到1992年更增加到89％，也因為德國綠黨對核能與核武問題絕不妥協的態度，自1989年之後，德國民眾能夠從綠黨方面不間斷地獲取相關訊息，2003年於眾議院通過的《核廢法》、2011年福島核災後萬里之外的德國出現全球最大規模的反核示威也絕非偶然，梅克爾總理也只能宣布打消原先想要延長反應爐使用時間的盤算。

另一方面，德國綠黨不只是一個關注環境生態與世界和平運動的政黨，性別平權以及國際人權的關注同時也是構成其黨性的支柱。在戰後德國，婦女在眾議院的比例相當之低僅佔10％（註3），西德綠黨也是第一個在黨章中明列婦女要佔政黨各級參選人名單與黨主席至少一半名額的政黨，確保婦女的政治發展不被性別因素所干擾。這一項關於性別平權的政策不僅德國境內的政黨爭相仿效，以免失去佔人口半數的婦女選票，其影響力也散佈到國外。在台灣2005年憲法修正案針對婦女保障名額之部分，規定各政黨不分區立委之婦女當選席次，不得低於2分之1，即幾乎是比照德國綠黨當年精神的制度設計。這股性別平權意識的覺醒不僅在政治界，即便在社會界也是如此。德國最大的工會組織，服務業工會Ver.di的章程規定工會的委員會也必須以50：50的性別比例組成，這在工會界幾乎都是由男性主宰的台灣簡直是難以想像。

德國綠黨的發展軌跡是一個整體性的翻轉，對現代性下的社會關係具有不同的想像圖景，環境生態、和平主義，關注兩性平權與人權議題構成了綠黨的四根支柱，其具體策略是從地方到聯邦發展，經過了10餘年的醞釀在政治面尋求突破與改革的契機，改變了德國的政治版圖，也改變了德國人政治議題設定的方式。社運如欲政治化，不是喊喊過去的主張拼湊出一個戰線，必須要有總路線以及世界觀的關照，這就是德國綠黨進入聯邦議會30年給世界進步運動的啟示。

（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候選人）

●註1：德國社會民主黨社民黨的前身是1863年成立的全德工人聯合會和1869年成立的德國社會民主工黨，1875年這兩者合併為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1890年改組為社會民主黨。

●註2：布萊梅屬於自治市，其位階等同於邦。同屬於自治市的還有柏林與漢堡。

●註3：當前中華民國第8屆立法委員，婦女在總席次113名中佔38名，比例為33.6％。德國的資料來源請參見Andrei S. Markovits and Joseph Klaver. "Thirty Years of Bundestag Presence: a tally of the Greens' impact o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s political life and public culture", AICGS German-American Issue No. 14, 2013, p.13。

片中兩個家庭都不是什麼反核英雄，他們是日本近年來社會趨勢的縮影：年輕、少子、從鄉村移住城市、中低收入，與社區鄰里沒太多關係，對外界的認識和資訊來源，多半依靠網路與大眾媒體。但是兩個家庭中的女性，都在核災發生後，被迫面對原本存在自身處境中最深層的焦慮。其中一個是地震後迅速遭到老公拋棄的年輕媽媽，離婚理由竟然是「地震一發生，我第一個想到的不是妳」，受到災難與婚變雙重打擊的她，只能在經濟不穩定的狀況下獨立扶養小女兒，每天提心吊膽，擔心超市食物有輻射、擔心戶外輻射超標會傷害孩子，天天去女兒就讀的幼稚園跟老師理論，卻遭到其他家長的排擠、恐嚇，最後甚至無法承受而企圖帶女兒自殺。

▲民眾在日本福島縣一片盛開的向日葵田前，拿著蓋格計數器（geiger counter）測量輻射，圖攝於2011年8月6日。（圖文／路透）

另一家則是一對曾經走過流產陰霾的年輕夫妻，或許是過去的經驗讓太太對兒童特別敏感，在閱讀媒體報導和上網查詢輻射資料後，她要求丈夫申請跟公司調職去關西，甚至買了一整包口罩跑到幼稚園裡面，企圖發送給素昧平生的小孩與家長，被當成神經病轟出去。她在意外救回自殺的那位媽媽之後（對，她們本來就是鄰居，但核災前誰也不認識誰），跟丈夫約定：「再生個孩子吧！」這是她在這個充滿謊言的國家中，能夠「以自己的方式過活」所使用的抵抗手段。

災難把隱在安穩日常裡的不安給抖落出來，那些不安早以潛伏盤踞許久，只是被壓抑而未顯。看電影的時候一直想到一句老調：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臨頭各自飛。日本災後出現一個名詞：核電離婚。許多同住的夫妻、情侶因為在調適災後生活方方面面意見不一，例如要不要買東北的農漁產、出門要不要戴口罩、要不要關窗、要不要讓孩子在戶外玩、要不要搬家避難等等，往往一吵起來就鬧得離婚或分手收場。特別是原本負責操持家務、採買生活用品的人（又多半是女性），對於各種細節較為敏感，往往被身邊的人譏諷小題大作。

不過，也有許多單身者，因為在災難發生時警覺自己竟然孤獨一人，無依無靠的強烈感覺，讓他們渴望建立穩定的關係，因此災後日本的婚姻介紹所也生意興隆，或者去災區當志工跟共患難的夥伴在一起。這在新井一二三的《311故事》和山田洋次的電影《東京家族》中都有著墨。

更可怕的是社會壓力。片中一幕對於「歧視」的對話很耐人尋味：幼稚園裡，一群母親指責那位擔心輻射、堅持不讓孩子去戶外玩的年輕母親：「現在這種時候，我們要應該團結在一起努力重建國家，你這樣做根本就是對災民的歧視！」年輕媽媽不甘示弱地說：「你們迴避真實的危險，這才是歧視災民吧！」巨大的災難，竟然還不足以讓人承認長久依賴的這個國家的無能，這可能才是社會重建的最大危機。

相較於《希望之國》的黑色幽默與諷刺調性，《若無其事的寧靜》顯得更平淡真實，它告訴我們，日常即災區，崩解的力量，可能是潰散，也可能是新生。

311後，許多日本社會觀察者擔心，災難帶來的遷移，將會讓日本家庭更為破碎化，而這個現象已實實在在地發生，甚至在你我周遭。

幾週前，台電與核能學會舉辦「福島事故後日本現況」論壇，邀請日本核能專家演講並入府拜會馬總統。然只要稍微Google一下，就會發現他們都是長期鼓吹核電的人士，核災後的發言與作為，更企圖扭曲核災真相，已在日本引起民怨。

▲日本反核民眾在位於東京的首相官邸前緊握拳頭，反對政府重啟核電廠，圖攝於2012年6月22日。（圖／路透）

當天綠盟在場外另外發起抗議活動，邀請一對311後移居台灣的日本母女發言。他們一家人原先住在福島縣郡山市，距離出事的核電廠大約50公里，災後立即自主避難到琦玉縣，每個月領取6萬日圓房租補貼。後來覺得留在日本實在不安心，於是母親帶著一對姊弟來到台灣，姊姊念大學，弟弟念國中，爸爸繼續留在仙台工作。會選擇來台灣，最主要的因素是距離日本比較近，且經濟上也還可以負擔。事實上，許多自主避難到外地的福島人，災後一年已不堪外地房租壓力（補助也取消），只好搬回輻射警報尚未解除的災區。

20歲的女兒私下跟我說：「在福島大家都不能講核災了。」我特別問她「不能講」到底是如何「不能講」？是電視媒體不報嗎？那鄰居朋友之間都如何討論？

「日本人不跟意見不同的人討論事情啊！」她說。兩年前福島核災發生時，她還是一個高中生，來台灣後從頭學起中文、唸大學。許多以前的同學，因為她們家搬到台灣而漸漸疏遠，「因為你就變成他們眼中不合群的異類，而日本人是很害怕跟別人不一樣的」。

她細數種種災後看到的事情：超市裡賣的蔬菜，表面標籤是「九州」，背面標的實際產地卻是「福島縣」；來自關西的小黃瓜跟福島的小黃瓜綁成一捆賣，強迫推銷災區蔬菜；搬來台灣後認識另外一對也來避難的父女，還留在日本的太太不願家人分開，跨海打官司，想要回女兒的監護權。撕裂與不信任，在公領域和私領域不斷發生。

前陣子聽一位綠盟講師說得好：「核電只是諸多社會問題中的冰山一角，隱藏在下面的，是更大一片冰山。」下面這片難以撼動的冰山，可能是根深蒂固的政治習慣、可能是原子化的人際關係、可能是對國家和資本的過度依賴。

那是任何清楚切割的政治分析都無法明說的，生活本來就是由破碎綿密的片段組成。也許災難教會人們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停止妄想再也不會有災難，若無其事的寧靜背後其實暗潮洶湧，或許誠實地與災難共存，跟身邊親密的人一起面對，才是真正的幸福。（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專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