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我的人都知道，我對於在學歷高度迷信的台灣社會下，勇敢選擇技職教育並且引以為榮的人，有著很高的敬意。拜這位臉書友之賜，我知道原來政府為了鼓勵技職校院師生，所以設了「技職之光」獎項，包括獲得國際性技藝能競賽卓越表現及獎項的「競賽卓越獎」，還有鼓勵發明展得獎、專利取得、技轉或於特定專業領域有傑出表現者的「技職傑出獎」。

但是「專業證照取得」作為技職傑出的獎項之一，卻讓我非常疑惑。

根據這位朋友在臉書上所說，這個獎項同種類的證照只取最高等級的證照，所以兩百多張証照中「只有」1百多張被技職之光承認，但是不止如此，教育部另外還規定，「擇優證照」門檻：30張。這30張最高等級的證照，都要跟自己所讀的科系相關，目前還差12張，因為他讀的是金融，問題是就算將全部的金融證照考完也不到30種，所以還要考TQC（TQC是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腦技能基金會針對企業用才需求，所提出來的一項整合性企業人才技能認證，也是坊間各大電腦補習班的最愛）相關的財金證照去「湊」滿30張擇優證照，才能去參選「技職之光」。 說到這裡，還不覺得怪的人，應該非常能夠適應台灣官方的邏輯吧！

▲褚士瑩認為，多元價值社會下，專業應該是人性的、是經驗加知識的總量，而不是「紙筆化」、「執照化」的那種專業，圖攝於2006年7月26日。（圖／Alberto G.攝　來源／Flickr創用CC）

獲得第7屆「技職之光」的技職體系學生，因為半年多來考取34張國際證照而得獎，接受記者採訪時他說：

「當初只是想考取職業有關的證照，想不到愈考愈順手，累積越來越多國際證照。」

教育部透過技職之光鼓吹技職學生變成證照達人，好像加持「沒人罩，也要有證照！」這句補習班的廣告詞。不斷推出新證照，帶來整個證照產業的興旺，也帶來年輕人跟家長的不安，看到許多台灣年輕人被證照追著跑的狼狽相，我的心裡有說不出的難過。

問題是擁有一抽屜的證照真的就是就業的保證嗎？老實說，大多數普級的認證，根本不符合業界的實務需求，辛苦通過的證照最後只淪為裝飾品，並不是很多人想像中就業的保證，毅然選擇技職體系的人，卻淪入各種考試的漩渦，為了學生就業，各技職校院都卯足全力在推動證照，有的學校將證照列為畢業門檻，甚至提供高額的獎勵金，有學生還把考證照當成理財活動，而不是將時間、精力花在加強自己的專業實力與技術學養，那何必選擇技職教育？

國際證照考試費用很驚人，動輒數百美元，沒考過要重來，為了30張最高級的證照門檻，可能要累積1百多張普級、中級的證照才行，還不見得每考必過，所以全部的報名費，參考書的費用，補習費，加起來輕易就上百萬，以到台灣人到大陸考照，整個不能退費的「考試仲介費」為例，一次就要10幾萬，套餐價格包括講義、考古題、機票、住宿，考完後還順便當地旅遊，但是請問有幾個花了大錢去考照的，真的拿證照前往中國大陸發展？真的去了中國大陸的專業工作者，又有幾個人在當地考證照？

當我問一個去考試的人，那他為什麼還要去考，我聽到的答案千篇一律：

「我也不知道。覺得考起來比較安心。」

在台灣的技職校院，約有4成多學生的家庭年收入在50萬元以下，本來就屬於經濟相對弱勢族群，有些證照考試僅以幾十題測驗題決定，死背題庫之後就可通過，不但對就業並無多大幫助，搞不好還浪費資源、越來越窮。

不信的話，請想想社會上有沒有聽說過台灣有哪個有錢人是證照達人。

致理技術學院校長說的好：「考證照前先做職涯規畫吧！先弄清楚就業目標，例如想去高雄，總不能因為去基隆的車票比較便宜、較易抵達，就買往基隆的車票吧，那永遠到達不了目的地。」

我的工作，需要我在中南半島各地辦理許多訓練課程，我也不時聽到學員提出「上完課有沒有發結業證書？」「有沒有證照？」這樣的要求，我都會聯想到我一個教育心理出身的朋友，他曾經參加被公認是敘事治療的權威大師Michael White辦的工作坊，當在休息時間被參加者問到有沒有執照可以拿時，大師很詫異地說：「頂多只有結業證書，我們不發執照的。」因為他說在這個時代，我們不應該想著「專家化」，因為當我有權發給你執照時，我們之間的權力位置就已經不平等了，好像在說，只有我做的，才是對的，很容易變成一種傲慢和權力控制的工具，身為專業工作者、訓練者，更應該小心使用我們的權力，盡量避免壓迫到他人。

如果正確答案永遠只有一個，人在社會生存多麼痛苦？會游泳要用影片證明，健康要用體位檢定證明，為了怕人家以為自己不夠聰明所以智商也要證明，會中文要用檢定考證明，有沒有專業也不是用行動來證明，而是用證照。

用證照來取代一個人的專業價值，這個社會會變成什麼樣子？在多元價值社會下，專業應該人性的，專業度，應該是經驗加知識的總量。而不是「紙筆化」、「執照化」的那種專業。

就在兩岸服務業貿易協議於中國上海簽署的2周前，台灣最具實質影響力的國際商業團體「台北美國商會」，依往例出版了2013年台灣白皮書。書中洋洋灑灑列出幾十頁對台灣政府各項「建議」，其中，美國商會再一次不避諱地為私募基金「請命」，要求台灣政府應該持續放寬對私募基金投資台灣市場的種種「不當」限制。美國商會白皮書簡要版摘要中清楚言明：「私募基金大舉投資亞洲市場，要有效吸引資金來台，政府必須公布明確、全面的投資計畫審核標準，並為審核決定的產生訂定明確時程」。後續總論說明中，則是直接批評「17個亞洲國家當中，台灣在吸引私募基金方面的表現排名倒數第2，只贏過巴基斯坦，連斯里蘭卡都不如。近來流入亞洲地區的資本當中，國際私募基金是一個重要的來源，但好幾項廣受矚目的投資計畫未能獲得台灣政府核准」。

事實上，早於上述白皮書發表前，因美牛事件後中斷了將近6年的台美貿易暨投資架構協議（TIFA）會議，今年3月重新復談時，美國政府談判代表同樣對台灣官員「關切」外國私募股權基金來台投資的審查流程。不難看出，從美國政府到美國商會，都將要求台灣政府繼續開放或放寬私募基金進入台灣投資視為重要的施壓方向之一。

▲一位由於私募基金透過私下而非公開募集資金的方式，所以基金一切運作並無需對社會公開，整個投資過程往往更顯神秘而難以監督，圖為印度孟買一位交易員，攝於2008年7月23日。（圖／路透）

面對美政府與商會雙重壓力，果不其然，財經媒體隨後披露，掌握外資對台投資審核相關權限的經濟部投審會立刻召開「閉門」公聽會，邀請私募基金在台主管懇談。7月初，行政院則公開表示為「爭取」私募基金來台投資，將推動修法，將私募基金來台併購案列為重大投資案，不僅將會事前對有意併購台灣企業的私募基金說明遊戲規則，也將爭取在3個月的時間內就快速跑完准駁程序，以方便私募基金併購台灣企業。上週，一場號稱亞洲最重要的私募與創投論壇在台北舉行，被邀請致詞的經濟部長，再次對私募基金業者公開喊話，經濟部對於私募基金在台投資高度重視，1年內已召開4次座談，邀相關行政單位、投資業者與美國商會開會，研商如何能營造更有利私募基金在台投資的環境。

也就是說，如果沒有意外，因為不同於服貿協議，整個台灣社會與各政黨（無論是勞工團體還是民間組織）對私募基金可說完全缺乏警覺與防備之心之際，也許當服貿協議都還卡在立院貌似朝野對峙對決時，行政院回應美國政府與商會而對私募基金進入台灣市場持續放寬與鬆綁過程，恐怕將是一條不會遭遇到任何阻力的光明坦途。

但，其實詭異之處就在於此，嚴格說來，相較於中資進入台灣產業與市場的「未來式」，過去10幾年來在台灣，尤其是有限電視產業近乎呼風喚雨的私募基金的「現在進行式」，我們缺乏警覺的程度實在顯得有些不真實。

為什麼筆者以為，當台灣社會一窩蜂盯著服貿協議，以各種豐富的想像構思出日後中資入台可能的衝擊時，我們更需要留意完全未受到應有警覺的國際「私募基金」，其所可能即將在台灣發起新一波的企業併購潮？

簡單說，私募基金有幾項特色，首先，顧名思義，「私募」指的是透過私下而非公開募集資金的方式，而其投資標的則以公司股權為主的基金，資金來源則為向各地富豪巨賈或退休基金直接募集。因是私募，所以基金一切運作並無需對社會公開，整個投資過程相對於其他資本市場上的資金往往更顯神秘而難以監督。

第二，隨著上個世紀西歐資本主義利潤率遭遇到危機的60年代起發展；並在8、90年代大規模成長的私募基金，往往被稱為「禿鷹基金」；為何？因私募基金併購一家企業並不考慮長期經營，短期內對併購標的重整以出售並獲利了結才是常態。若要比喻，私募基金運作獲利模式大體與房地產投資客雷同。私募基金通常鎖定陷入危機或是評估有利可圖（具寡占／壟斷傾向）的產業／企業，以併購的方式取得實質經營管理權，並在主導經營後，透過大規模裁員減薪、部門重整或關閉等破壞性降低成本的方式，「改善」企業體質，或是在產業市場進行進一步併購朝向寡占化發展，而後在3至7年不等的期間後出售獲利。也因此，在國際上，私募基金總是與裁員、減薪或弱化產業發展畫上等號。

過去10年來，進入台灣的私募基金，考量到台灣市場與產業規模，僅集中在金融與媒體產業；尤其在有線電視系統業，伴隨台灣有線電視「開放」過程，更是私募基金相中的一級戰區。前一陣子因為旺中集團想買下有線電視系統業中嘉網路，而引發反媒體壟斷聲浪，然而事實上，旺中併購中嘉事件在台灣的有線電視系統業的發展歷程中，已是上一波國際私募基金紛紛競逐併購，一步步向寡占、壟斷發展，賺飽後尋求獲利了結的一個後續動作罷了。目前台灣有線電視三大系統業者，包括中嘉、凱擘與台灣寬頻，背後都（曾）由國際著名的私募基金所持有。知名私募基金凱雷集團曾持有的台灣寬頻，在2006年以9億美元賣給澳洲麥格里集團時，更是創下獲利高達3倍的驚人利潤。這些將台灣媒體產業推向寡占／壟斷發展的私募基金，在台賺取的高額獲利，更可能因層層避稅財務規劃而讓台灣政府根本課不到稅。

至於進入台灣金融市場的私募基金，以萬泰銀行為例，入主之後則是伴隨著大規模的部門裁減、裁員與勞動條件下降的趨勢。

這些私募基金對併購標的的勞工或產業發展的負面效應，並非在台灣所特有。基本上已經是國際上對私募基金的普遍共識了。《私募基金風暴》（The buyout of America : how private equity will cause the next great credit crisis）一書的作者Josh Kosman，在書中引用世界經濟論壇的研究說明：私募基金入主後，前2年相較它在同產業的經營者多裁員了3.6％的員工；第3年起則普遍開始經歷惡劣的勞動條件下降，為了讓公司的賣相更佳。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兩年前的一份針對1980到2005年3,200樁私募基金交易的研究，同樣證實了私募基金的併購案，前兩年將導致3％左右工作崗位的減少。

上述討論私募基金所帶來的負面效應的這些研究結果，事實上比服貿協議目前在台灣學界的爭論還要來得更具體與明確，而且，更重要的是，過去10年間都已經紛紛在台灣發生了。可惜的是，我們對它的警覺和防備，相較起服貿協議，卻竟然是如此地不成比例，甚至在行政院怯於美府及美商的壓力下打算進一步放寬私募基金進入規範時，可以說我們幾乎聽不到任何一絲絲反對的聲音。也許，指出這些，可以讓我們更進一步反思，我們反對的是什麼？恐懼的是什麼？又，真正應該反對的，到底是什麼？我想，這會是我們每一個人在思考服貿協議的同時，都值得提醒自己的大哉問。

（Queen Mary學院商管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