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組織閱讀教科書想要回答的問題，是如何運用「唯物辯證法」、「矛盾論」來具體處理社會主義建設中的政治經濟與文化問題。通過閱讀毛的談話紀錄，我們看到所謂「中蘇分歧」不僅僅是冷戰地緣政治衝突，更是社會主義實踐路線背後的理論衝突。從閱讀談話紀錄中，我們得以還原一個作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家」的毛。這對於今日馬克思主義具有重大意義，「毛主義」不應該僅僅作為動員革命激情或懷舊的符號，而必須是被作為一套具體的運用唯物辯證法與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科學」加以認識。「科學化的革命、革命化的科學」，這是馬克思一生著述論戰所要指向的改造世界的理論與實踐，也是列寧、毛澤東這些20世紀的革命家所畢生奉獻的人類解放事業。

在過渡時期，要「進行一切社會關係的根本改造」，對於何為一切社會關係，毛認為「應該包括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包括經濟、政治、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關係」。這不僅僅是對「所有制」的改造，而是關於一整套不同於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式的生產、生活方式的形成。整個社會關係的根本改造既是過渡時期的最終目標，又是「使生產力得到保證社會主義勝利所必須的發展」的前提條件。生產力的大發展依賴於由社會關係改造所釋放出來的優越於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社會勞動的可能性，而這種生產力的大發展反過來又構成進一步改造社會生產生活關係的物質基礎。這是社會主義建設中「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辯證統一，也是毛理解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問題的起點。

如何進行社會關係的改造呢？這又涉及到辯證地理解「暴力」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因為「剝削階級在要革命的時候總是要動武的」，因此「沒有人民革命的暴力」鎮壓敵人的反抗，怎麼能實現人民革命的目的呢？出於革命家的立場，毛在此正面闡述了無產階級專政中的「暴力」的具體性——即是對敵人的鎮壓、又是對階級的改造。「地主、官僚、反革命分子、壞分子要改造，資產階級、上層小資產階級要改造，農民也要改造。」並且這種改造，一定是具有反覆性的，「甚至要半個世紀」，而且必然與生產力的發展相互制約，並不是一個一蹴而就、一勞永逸的事情，「農村來說，基本的社有制實行了，社有變國有了，全國佈滿了新的城市和大工業，全國交通運輸都現代化了，經濟情況真正全面改變了，農民的世界觀才能逐步的以至完全的改變過來。」

我們知道，對於農民的分析和改造，辯證地理解不同階層的農民和工農聯盟，是毛發展馬克思主義的一筆寶貴遺產。對於毛而言，農民不是一個統一均質的整體，而是存在於由不同部分構成的動態的農業生產關係中。在革命的不同階段，農民中的各個階層既可能是革命的主體，又可能是革命的物件。因此，他不滿於蘇聯教科書「對中農沒有分析」。對毛來說，「中農」具有「兩重性」，既是勞動者，又是私有者，因此對合作化會產生動搖和反對。毛反對「合作化」就是從「富農那裡沒收來交給貧農和中農的土地」，毛認為「這是一種恩賜觀點，不搞階級鬥爭，不搞群眾運動」。對於毛來說，「合作化」既是一個經濟過程，又是一個政治過程，是一個新階級、新農民、新的生產關係形成的過程。我們今日理解「合作化」，僅僅把它當做一個「分配」過程來理解，這正是毛所反對的。

與此相似的，合作化與機械化之間也要遵循這一辯證關係。工農聯盟不僅僅是階級身分的聯盟，而且是以工農聯盟的生產關係的發展作為基礎。「單有合作化、公社化而無機械化，工農聯盟是不能鞏固的。」因此，工農聯盟既是政治上層建築，又是經濟基礎，它表明一種「合作化＋機械化」的城鄉互哺關係，是「消除工農差別」的政治經濟基礎。

▲筆者分析，毛澤東思想認為，在革命的不同階段，農民中的各個階層既可能是革命的主體，又可能是革命的物件，圖為中國大陸江西省鷹潭市一名農夫在大樓旁的一塊菜園裡澆水，攝於2007年12月27日。（圖文／路透）

沿著這個邏輯，由對工農聯盟的分析過渡到對知識份子的分析，「教科書只講了培養工農自己的知識份子，而沒有講對知識份子的改造」，毛認為除了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就是工農出身的知識份子也因在各方面受到資產階級的影響而需要進行改造」。這實際上是反對了絕對化的「階級論」、「出身論」，出身並不能保證或決定一個人的世界觀，因為新社會的一切階級都不可避免地帶著舊社會的生活習慣和世界觀，因此我們要理解，所謂「階級鬥爭」不僅僅是發生在新社會的不同階級之間，更根本的是發生在舊社會的資產階級世界觀、生活方式，同新的、社會主義的世界觀之間。

具體到知識份子問題上，「世界觀的問題常常表現在對知識的看法上，究竟知識是公有還是私有？」（這裡就觸及到了馬克思對「一般智力」問題的思考）在此毛呼應了前文所說對於「過渡時期」的理解，教科書只把過渡時期當做「在經濟生活領域」展開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鬥爭，毛認為這是不完全的，「我們的說法是在三條戰線上即政治、經濟、思想的戰線上都要進行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在整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改造世界觀的問題是一個極大的問題，不重視這個問題，對資產階級的東西採取將就的態度當然是不對的」。

毛清醒地認識到社會主義必須建立在與資本主義不同的一套生產關係之上，這意味著對「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整體迴圈產生一種另類」的組織方式，也就必然涉及對於意識形態、社會再生產、生活方式、消費行為的一整套改造。因此毛在接下來的談話紀錄中多次展開對這個方案的思考。比如個人財產和公共財產、個人消費與社會消費的關係。不同於教科書只談個人消費，毛認為社會主義必須建立在更多的社會財產和社會消費基礎上，如公共文化教育設備、福利事業、衛生等。這涉及到社會主義中個人的一整套新生活、新價值觀的建立，因此在分配環節中片面強調「物質刺激」也是有悖社會主義原則的，毛認為教科書產品分配部分的內容應該重新寫，強調擴大再生產、強調共產主義前途遠景，不能強調個人物質利益，不能把人引向「一個愛人、一座別墅、一輛汽車、一架鋼琴、一台電視機」這樣為個人不為社會的道路上去。

由此我們得以重新發問，「毛式社會主義發展模式」同「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的區別究竟要在什麼意義上來理解？它只是國家抑制消費為實現高速累進工業化的資本「手段」（蘇聯模式），或者只是出於人道對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行的「調節」與「補充」（社會經濟），還是一整套關於新社會如何從孕育著它的舊社會中脫胎出來的、科學的「政治經濟學」？我想這是我們今天面對「何為社會主義」、「何為社會主義遺產」時所必須首先辨析的問題，這也正是我們今日重訪作為「社會主義理論家」的毛澤東的重要意義。

依此，各黨只要在選黨不選人的「第二票」計票中得到5％以上，便可以按照得票的比例，在國會中獲得席次。例如自民黨於2009年第二票得到史上最高的14.6％，便在國會開議時622席之中，分得了93席，占了「原定598席」的15.55％。

之所以自民黨會增加近1個百分點，是因為排除未過5％門檻的票數，以致總票數這個分母變小了的緣故。那次選舉中，新興崛起鼓吹資訊自由的海盜黨得票2％，極右的國家民主黨得票1.5％，還有其他小黨合計2.5％，這些票數在席次分配時是不予計算的。

所以，2013年大選中，原本一鼓作氣，支持度衝三衝四的海盜黨與反對歐元的德國另類選擇黨，即使如今聲勢不再，也還略略牽動著票數與席次的計算，萬一翻身上揚，進入國會，影響所及便是可與其他政黨合縱連橫了。

因為，席次分配之後便是組閣。德國是立法行政合一的內閣制，內閣由議會產生，內閣總理與閣員全數皆是國會議員。產生方式是由議會中席次過半的政黨組閣，多年來慣常無黨過半，於是便由基民基社聯盟、社民黨這兩大黨與綠黨、自民黨、左派黨等等小黨上場展開排列組合的遊戲了。

本報週二專欄「德國大選前的形勢」一文中，筆者便列舉「黑黃（基自）、紅綠（社綠）、紅紅綠（社左綠）、還有紅綠燈（社自綠）、黑紅（兩大黨聯盟）、」外加「黑綠（基綠）」這些組合。

▲德國國會大廈內一景，圖攝於2013年1月18日。（圖／路透）

眼前民調看來，只有黑紅與黑綠是確定可以獲得國會席次的穩定多數。黑綠組合，在綠黨被疑向右轉時，檯面上已遭否認，如今又被點名，而黑紅組合，則是在8年前就出現過了。

2005年9月18日大選結果：兩大黨得票相當，然黑黃與紅綠皆未過半，其他如紅綠燈、「牙買加」（黑黃綠）等組合也沒談成，角力折衝費時良久，直到11月11日，兩大黨簽下長達226頁的聯合執政協議，大勢終告底定，開啟梅克爾自當年11月22日迄今的總理生涯。

這也是為什麼第二票最最關鍵的原因。這樣的設計架構了在朝執政或在野問政的權力，乃是基於政黨的第二票得票比例而取得，而這政黨的第二票，「無須政治世家、地方深耕或人氣明星」的加持綁樁，乃是得自於選民對其屬性與政見的認同支持。自然也就沒有所謂新政黨因為具備知名度的候選人不足，而無法與大黨或傳統勢力一搏這樣的問題。所以當年綠黨可以嘯聚為義，今日海盜與另類可以上演小黨風雲，在在奠基於此。

故此也就確立了政黨的黨綱主張、競選政見與黨的凝聚力，比起個別來看，眾多候選人未必政見鮮明的資質與魅力而言，遠遠更為重要，更為符合競選主戰場架構裡的遊戲規則。即使，這些政見於合組政府時不免妥協，但衡諸當世，如此政見為先，政黨主導，實屬難能。這自然也是選舉制度的設計與長年實作而成習性，有以致之，而非單薄一句「德國人天性如此」可以應付了事。

回過來談選人不選黨的「第一票」。如同前次2009年，德國全國分為299個小選區，選民投下第一票，選出299位議員，國會預定席次總數598之半。

接著，第二票上場，政黨依照第二票比例決定可以於598之中得到多少席次，各邦扣掉第一票直接當選的名額後，餘下名額，根據政黨事先公布的名單，依序當選為國會議員。列名首位的候選人，便不成文地成為該黨一旦勝選組閣時的總理候選人，是以為選戰之主帥。小黨無望於大位，此番2013年綠黨推出了雙首席，左派黨則推出首席團隊共計8位。

再舉2009年為例，綠黨依第二票應得68席，直選當選1人，則有67人依名單序進入國會；左派黨76人，是直選16加名單60，自民黨93席則完全是名單人選，一個直選當選的也沒有。

自民黨難道沒有實力堅強可以靠第一票當選的人嗎？非也。關鍵在於，這樣的兩票制復以無黨過半必須結盟，於是產生了「分裂投票」，以壯大我軍與盟軍，也就是，以大黨的支持者而言，關鍵的第二票可以「略略撥些」給友好小黨，讓它得以進入國會與我結盟，我大黨則靠著第一票攻城掠地。所以當黑黃對抗紅綠時，策略便是1黑2黃與1紅2綠。

這樣一來，第一票逐漸集中大黨，讓它兩雄對決，衍生了所謂「超額席次」的問題。一旦大黨第一票大有斬獲到根本超過它依照第二票所應分配而得的席次時，怎麼辦？第一票當選就當選了，不能不算數的。基民基社聯盟2009年的超額席次達到歷史新高的24席，也就是說，第一票就選上了218席，再依各邦分開計算，得到21席名單席次，超過原本依第二票應得215席有24席之多，連國會的總席次，都因此超過公告的598席，變成了622席。

於是最高法院出手了，如此超額，破壞了第二票所決定的比例關係，裁定是屬違憲。國會於是通過新法，維持當選者在位，並增加名單席次，以使比例符合第二票結果。這樣一來，預估國會席次會比原訂598席增加50席以上，極端值甚至可達800席。

所以，當自民黨眼前告急，幾乎守不住5％門檻時，它的首席候選人布呂德勒開始高喊，投給自民黨就是投給梅克爾。如此乞憐只為求生，而非是以政見取票，既被《南德日報》一篇評論罵為「骯髒、自賤」，現實中只怕友黨也不會伸出援手，蓋因合縱連橫，黑綠或黑紅，盡可再談，第二票若讓了出去，萬一自己吃虧拿到太少，那就糟了。

說回政見，內政上如何防堵極右派；財政上如何處理歐元危機、金融體系改革，乃至施行金融交易稅；稅制如何改革、兒童年金如何更易；以及勞動、福利、家庭各個面向的政策，尤其歐洲政策、環境與能源政策，各黨均清楚明白地呈現它們的立場。

與舉世各大國相似，雖然外交至關緊要，大選中決定的終究是國內情勢。如今以德國言，美國方面的因素，如國安局監聽、敘利亞問題、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夥伴計劃談判等等，當然也影響了德國局勢，至於歐盟與歐元危機，亦是如此。關鍵在於，選民如何理解並關聯起這些變化。

第二票底定權力分配的制度下，關鍵也就在於，選民如何將眼前政治社會生活的林林總總，關聯於政黨的立場、政黨的政見，以此投下這一張決定性的第二票。

（作者為屏東教育大學社會發展學系助理教授、德國馬堡菲利浦大學社會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