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來戲劇在台灣有多紅？文化部的統計數據顯示，2012年台灣電視台的黃金時段，播出韓劇比例為26.42％，陸劇為27.22％，加起來超過一半。去年《後宮甄嬛傳》、《三國》在台灣引發討論，街頭巷尾話題不斷；截至2013年7月底為止，《後宮甄嬛傳》已經重播了7次，仍維持一定收視率。對電視台來說，自製節目風險較高，還要擔心成本無法回收，買陸劇、港劇、韓劇，單純得多。

▲陸製清宮劇《後宮甄嬛傳》2012年5月4日舉辦影友見面會，女主角孫儷（右）與男主角陳建斌（左）會合，近距離與粉絲接觸。（圖文／中央社）

從經濟學的角度分析，中國大陸的內需市場夠大，能夠以大量生產的方式達到規模經濟（產量增加，使得每單位的平均成本下降），因此可以低價售出影音產品，提升其競爭力。當台灣的電視環境每況愈下，缺少高品質的節目時，就給了中國資本進入的空間。

台灣閱聽眾對於外來的文化產品接受度甚高，最早流行的是日劇，而後有「韓流」；國片復甦之前，電影院播映的絕大多數都是好萊塢電影。但當這項文化產品來自「對岸」時，似乎就增添了幾分敏感，甚至出現「洗腦」說等等。文化產品有沒有可能改變閱聽眾的意識形態呢？可以從「文化帝國主義」的角度來思考。

1960年代，好萊塢電影攻占全球電影市場，Herbert Schiller研究了這個現象，提出「文化帝國主義」。「文化帝國主義」雖名為「文化」，背後的運作機制卻是資本主義思維。核心國家生產的文化產品，以符號攜帶意識形態，宣傳了美國的文化與思想，其中的管道包括通訊社、好萊塢電影、跨國廣告公司等。

在全球化的市場機制下，媒體的發展跟資本全球化息息相關。拉丁美洲學者在1960年代研究第三世界國家，發現它們在經濟上大多依賴西方主流大國，形成「中心國」與「邊陲國」的關係，稱為「依賴理論」。觀察台灣電視產業的變化，可以發現，台灣已經從文化產品的「輸出國」變成「輸入國」，所居的位置也從半核心國家變成邊陲國家。

而今年4月，前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表示，如果可以引進中國大陸的央視和鳳凰衛視，有助於解決台灣的媒體亂象。這番話引起討論與爭議，究因於央視與鳳凰衛視都受到中共官方掌握，一旦落地台灣，可能會藉此宣傳中共的政治意識形態。文化部長龍應台受訪表示，央視與鳳凰衛視落地台灣的前提是，「讓台灣的電視台也可以落地中國」。

讓民間及官方單位都如此緊張，主因當然是中國對台灣的政治企圖心。文化產品的輸入，有沒有可能改變國人的政治認同？根據政大選舉研究中心在今年6月公布的調查，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比例有57.5％，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的比例為36.1％，認為是中國人的比例僅有3.6％。即使是馬政府上任後，國人的「台灣人認同」還是逐年攀升，不受兩岸緊密往來的影響。

從民調結果看出，「洗腦」之說顯然過於誇大，但政府仍然不能忽略影視產業的影響力，以及龐大的產值。為了力挽狂瀾，文化部今年9月公布了最新的「高畫質電視節目補助名單」，共40件獲得補助，金額從數百萬到6千萬不等。要打造強勢的影視產業，需要國家的政策支持，但是現在才急起直追，台灣能否找回過去的榮景，還有待觀察。

（傳播學生鬥陣責任編輯）

參考資料

九年看不膩 《康熙》紅翻對岸解密：http://goo.gl/XA2Djg

思考問題一：你認為台灣的節目／戲劇，還有何優勢？未來如何與中國合作，才能發揮最大利基？

思考問題二：除了從民調結果來解讀中國文化產品對台灣人的認同影響之外，你有沒有其他的解讀角度（例如閱聽人研究）？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為了能在明年2月提報行政院的匯流法草案，9月19日拋出第一波8個議題對外諮詢。包含電信工程工會、中華電信最後一哩相關的功能分離（註1）、光纖入戶、濫發商業電子郵件規範等其他。匯流法預計取代廣電三法與電信法，包含電信、網路都可提供視訊服務，或者廣電、網路有關妨害兒少安全內容，往後都會改納匯流法管制，另外，包含電信法相關的網路智財權、著作權也會朝匯流法入法。

數位匯流是當今傳媒產業必然趨勢，匯流法提出至今，不少業者認為NCC溝通不足，因此對外諮詢固然是件好事，但議題方向是否過於瑣碎而忽略大方向政策的溝通、是否應提高八大方向討論內容的層級，都值得思考。另外，匯流法攸關許多產業，這樣的進度是否過於急躁，疏於更細緻的考慮和討論，例如：立法精神、規範紅線、管制內容、管制範圍，也是須注意的地方。

美國經驗中，1996年美國電信傳播法制訂有二意涵，首先是電信事業與廣電事業有互相跨業的可能性，再者是去管制化，放入台灣傳媒發展脈絡中，匯流法立法時應妥善處理反壟斷法，去管制化也應極力避免大者恆大，適當的介入和約束是必需，業者的權責問題也應該重視。

南方朔9月23日指出，他文中指控馬英九與台灣駐美代表金溥聰等商討滅王計畫的專欄，遭《中國時報》高層撤換。南方朔認為撤搞原因與馬英九致電報社高層有關，《中國時報》則表示是因為文中的指控並無事實根據，此篇文章最後轉由《自由時報》刊出（註2）。

新聞與評論不同，新聞是透過採訪、奠基於事實，傳遞消息，專欄意義則為剖析事實，提供讀者不同切入角度觀察時事或議題，作者有其主觀立場和想法，報社刊登文章是相信作者的專業、分析能力。

而南方朔文章屬評論性質，內容不全然代表報社立場，原作者本就該替涉及事實指控之處、或遭質疑憑空捏造負責；但報社以內文「部分提不出事實根據」為由撤稿，無怪乎南方朔會有「致電高層」的聯想。

（張嘉真／傳播學生鬥陣責任編輯）

註1：中華電信最後一哩究竟採用功能分離、獨立一家公司，或採會計分離、以獨立業務，設立獨立會計報表？

註2：文章於《自由時報》刊出後，金溥聰已隔海對南方朔提告。

首要的正當性與急迫性，是此舉對於台灣目前40餘萬東南亞移工、10餘萬東南亞新移民及其子女的影響。

雖然台灣社會同意不該歧視、人情味不該區分國籍貧富，尤其對於新移民及其子女，更在理性上歡迎她／他們「成為我們」。但不可否認，多數的東南亞新移民與移工，仍是台灣的社經弱勢。她／他們的文化，以及與文化並存的語言，並沒有受到台灣主流社會的重視。

若能藉由此次12年國教課綱修訂的機會，在課綱中加入「新住民語言」或「東南亞語言」的字眼，進而落實在教學現場，不僅意謂著台灣「正視」東南亞移民與移工的存在，也算對於當年「國語政策」強壓方言的真誠反省。

再將焦點放在新移民子女身上。教育體制一旦認可「媽媽的話」，絕對有助於親子關係，新住民媽媽將不再是「國語說不好」的媽媽，而是擁有「特殊能力」的媽媽。而瞭解某一種東南亞語言的台灣下一代，要是未來有機會前往當地經商、旅遊、求學，將不至於如這一代的台灣人，因為語言障礙而困難重重。

對於母親不是東南亞新移民的台灣下一代，校園中的東南亞語言教學也有其優點。多會一種語言，就等於替自己多開了一扇窗。即使沒有認真學，但因為從小就知道東南亞語言的存在，知道了「國外」不僅僅指西洋歐美，這樣的孩子，肯定會比當年的我有更全面的國際觀，不會以為所有的「外國人」都是美國人。

當然要考慮目前缺乏的東南亞語言教材與師資。不過，這都是不難克服的技術問題。

所有的東南亞新移民語言（越南語、泰語、印尼語、菲律賓語、柬埔寨語、緬甸語）皆是拼音文字，會拼就會唸，比起中文漢字，進入門檻相對較低。而東南亞各國也都有完整的語言教材，中國大陸亦早已起步。我們以該國的語言教材為藍本，參考中國大陸的經驗，改編為適合台灣的語言教材，絕非難事。

至於師資，當下確實不足，不過任何一門新學科剛剛開張時，不都如此？如果今天在課綱裡訂下目標，自然能發揮導引作用，吸引有志者修習東南亞語言教學。除了已經通曉中文和母國語言的新住民之外，近年大量前往東南亞擔任志工的台灣本地青年，亦為師資來源。從現在開始準備，等到民國107年課綱正式上路，肯定已萬事具備。

最大的技術問題，則是「時數」。如何在現有的時數裡東挪西挪，分給東南亞語言一杯羹？有人主張，以社團時間或彈性課程的「市場機制」，讓家長或學生自行決定要不要學新住民語言。我認為萬萬不可。

強勢語言和弱勢語言不能一概而論。對於主流社會崇尚的強勢語言，你不要學生去學，他都會自己想辦法學，商業力量也不會坐視這塊大餅。學習東南亞語言雖然極具正當性，但是該語言在台灣畢竟是弱勢，除非以政策強力引導，否則可預見其收效甚微。

不管就國際政治、商貿旅遊、文化血緣等各個層面，台灣都沒有理由不重視東南亞。無奈台灣長期籠罩在歐美日等強勢文化之下，以致於忽視了我們的東南亞鄰居。

時至今日，東南亞不僅是台灣的鄰居，更是台灣的親人。教育是最需要前瞻性的志業，「媽媽的話」如果真能進入12年國教課綱，將有機會修正我們長期向強勢語言文化的傾斜，提醒我們平等對待和台灣榮辱與共的數10萬移民移工，這不僅是為了下一代著想，也是為了我們這一代。

（四方報前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