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劃、編譯■劉耘

戰地記者向來就承擔著許多風險，但近幾年情況更加惡劣。據科技媒體《Atlantic Wire》報導，近日兩篇描寫戰地記者嚴峻處境的文章，雖然是描寫不同戰區的情況，卻不約而同的點出了戰地記者面臨的共同困境，引起外媒討論。

這兩篇文章，分別是凱撒（Ed Ceaser）在英國《GQ》發表的〈射殺記者〉（Shooting the messengers），以及波瑞（Francesca Borri）在《哥倫比亞新聞評論》發表的〈義大利自由記者在敘利亞的扭曲現實〉（The Twisted Reality of an Italian Freelancer in Syria）。

他們首先指出，近來戰地記者承受風險增加，並不只是因為戰鬥人員比以往兇殘，也因為大部分媒體公司沒有足夠資金聘請全職戰地記者，便仰賴自由記者的報導。媒體公司以較低價格購買他們的報導，且不支付保全人員及保險等費用，這些記者也因為收入不足被迫承擔更多風險，如無法聘僱翻譯人員或得住在便宜旅舍。

此外，日益發達的傳播科技也讓競爭變得更激烈，畢竟任何有手機的人只要買張機票就能成為自由記者，而那些經驗老到的記者也無意退出戰場。他們似乎一致同意，從戰地挖掘出重要報導後，通常榮耀和名聲也會隨之而來，而這是讓他們一再回到戰場的動力。

這些記者也了解一個相當不幸的事實：不論他們先前報導了多少次衝突及死傷數據，在像敘利亞這樣長年征戰的地區，會吸引到讀者注意的戰地報導，通常是那些記者死裡逃生、受傷、遭綁架甚至被謀殺的報導。

波瑞便在文章中坦承她的失望：「事實是，我們是一群失敗者。兩年過去了，我們的讀者仍搞不清楚大馬士革在哪，而世界總是直覺式的以『蓄意的暴行（mayhem）』一詞來形容發生在敘利亞的事，因為沒有人真的理解敘利亞，只知道那裡充滿血腥。」（整理自《Atlantic Wire》）

（圖說）英國倫敦的田野聖馬丁教堂，舉行一場美國著名戰地記者柯文（Marie Colvin）的悼念儀式，教堂外一名男性拿著印有柯文照片的手冊，圖攝於2012年5月16日。（圖／路透）

策劃、編譯■劉耘

兩位《法國國際廣播電台》的記者在馬利不幸遇害的消息，令新聞界再度思考戰地新聞工作者的安危。

1977年，《國際人道法》（IHL）增修了第一附加議定書，其中第79條規定，武裝衝突中的新聞人員享有與平民一樣的權利及保護；因此，衝突中若任何人鎖定新聞人員為攻擊目標，就是如攻擊平民一樣犯下了戰爭罪，違反《國際人道法》及《日內瓦公約》，應受到國家法院或國際刑事法院（ICC）制裁。

但據保護記者委員會（CPJ）統計，去年在衝突區喪生的記者為近10年來第二多，共106位新聞工作者遭殺害（僅次於2007年的112人），其中有90位記者疑遭到蓄意殺害。而自1992年以來在衝突區喪生的971位記者中，有588個案件的凶手並未被判戰爭罪。對此，為何國際間及媒體界似乎未見持續敦促調查和審判的聲音？

據澳洲學術網站《對話》報導，過去新聞從業人員權益倡議者曾發起數個活動，成功為戰地記者爭取到法律認可。舉例來說，美國內戰期間規範北軍的《1863年利伯守則》（Lieber Code）就保護了深入戰區的記者；1927年，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則簽署了一項有關如何對待外國記者的決議，使各界熱烈討論衝突區記者的權益，才促成上述1977年增修的第一附加議定書。

各媒體組織，包括保護記者委員會（CPJ）、國際記者聯盟（IFJ）、無國界記者組織（RSF）及新聞標誌運動（PEC），皆發起多個長期倡議活動，呼籲建立保護新聞記者的實際作為。然而，他們提出的訴求、訴求的對象不一致、倡議活動無法持續，同時也缺乏媒體界和公眾的持續支持。

2007年，於日內瓦成立的新聞標誌運動（PEC）率先發起倡議活動，卻引起不少紛爭。他們主張國際人道法能提供的保護措施無效，於是提出一個保護戰時記者的國際協定，包括實施一個保護媒體識別證的制度。

PEC聲稱自己支援了全球50個新聞記者組織，去年也因「捍衛全球記者」而獲獎；但若仔細觀察此組織的目標，會發現他們的期望是難以實現的理想。PEC提出的協定，包含了要求軍事組織攻擊前需提出警告（且建立在保證記者撤離時身分保密的前提上）、創立國際委員會來調查違反者，並為記者籌措保險計畫資金。

2005年，自PEC分離出來的保護記者委員會（CPJ）聲明，不同意PEC提出的保護媒體識別證制度，因為這「需要另一個單位核發證明、決定誰是記者而誰不是」。此外，PEC引起爭議的主因，是其要求將謀殺新聞工作者的罪行比謀殺平民罪更重的訴求。

現行國際人道法將衝突區的人們分為兩種：戰鬥人員及非戰鬥人員，而平民及記者都屬於後者。然而，由於戰地記者可正式獲准與武裝部隊隨行，當他們被俘時便成為戰俘，具有與武裝部隊成員一樣的法律地位。而比起被視為戰俘時所受待遇，記者被視為平民時其實能獲得更多的保護，攻擊者的行徑也能更毫無爭議的被裁定為戰爭罪。

類似的國際法細節使得衝突區記者所受的法律保障模糊不清，仍需仰賴國際施壓、敦促國家法院或國際刑事法院制裁犯人，讓衝突區武裝團體明白殺害記者得承擔軍事後果，且各政府及聯合國也該支持並鞏固這些裁決。

另一方面，除了國際法律對衝突區的新聞工作者的保護有待貫徹，媒體界本身也有責任要承擔，尤其是針對不受雇的自由記者。

日前，加拿大自由記者琳豪特（Amanda Lindhout）出書，揭露她在2008年前往索馬利亞採訪、卻在抵達後第一週就遭武裝分子綁架、被監禁15個半月、期間遭輪暴並被迫生下一子的經歷。她坦承自己前往索馬利亞的決定魯莽而天真，引來各方的嚴厲批評。

但身為駐非洲自由記者的呂皮克（Travis Lupick）指出，這些批評聲音忽略了新聞界的齷齪秘密：如果一個經驗不足的記者自己跑到危險地區採訪，並因此寫出相當不錯的報導，他們還得有辦法賣出這些報導才行。

對國際新聞媒體公司來說，將特約記者送往衝突區採訪所需的費用非常昂貴。若受雇的記者不幸遭綁架，這些公司就得承擔數百萬美元的贖金；但當自由新聞工作者自願前往衝突區採訪，許多編輯會相當樂意購買他們完成的報導，絲毫不承擔過程中的風險。

供應總是因需求而生。當媒體企業越來越不願將員工送到國外時，獨立新聞記者就理所當然的來填補這些空缺。如果年輕記者因經驗不足就前往衝突區採訪而遭到譴責，那麼那些願意購買他們報導的公司也該承擔同等責任。呂皮克表示，雖然許多大型媒體公司表面上對外聲明，聲稱他們不接受經驗不足的獨立記者前往衝突區所寫的報導，但實際上仍會暗地購買。（綜合整理自外電）

（圖說）墨西哥市舉辦一場遊行，抗議對新聞媒體從業人員施加的各種暴行，遊行過後的街上放置著遭殺害和失蹤的記者相片，以及各式記者使用的工具、雜誌、報紙，圖攝於2000年8月7日。（圖文／路透）

策劃、編譯■劉耘

來自馬利安全部隊的多位消息人士8日表示，至少9位涉嫌在馬利北部綁架並謀殺兩位法國記者的武裝分子，已被派駐馬利的法國軍方偵訊並移交馬利當局。

其中一位在馬利國防部工作的消息人士指出，疑似犯人作案時駕駛的車輛，目前也已指認出所有者。

11月2日，兩位《法國國際廣播電台》的記者維隆和杜邦在馬利北部奇達鎮遭綁架並殺害。他們的遺體在歹徒駕駛車輛附近被發現。

一位《撒哈拉媒體》記者表示，伊斯蘭北非蓋達組織一名區域高階指揮官阿爾塔谷伊的發言人，6日透過衛星電話致電該媒體並以阿拉伯語宣讀一份聲明，稱這次謀殺法國記者案件是由該組織所為。

茅利塔尼亞新聞網站《撒哈拉媒體》經常收到馬利伊斯蘭武裝分子的聲明。

聲明指出，總統歐蘭德和法國人民要為軍事介入馬利付出代價，而這次謀殺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法國今年軍事介入馬利，打算驅逐占據該國一半土地的伊斯蘭武裝分子。

目前，法國、非洲及聯合國維和人員協同當地部隊，合力在馬利執行維安任務。

今年1月，法國在收到伊斯蘭武裝分子威脅將侵犯馬利首都巴馬科後，便出兵清剿該國北部的伊斯蘭武裝分子。法國稱這次軍事介入相當成功。

然而，馬利其他地區一些零星的武裝分子仍相當活躍，沙漠城市奇達鎮就是其中之一。奇達鎮是圖阿雷格族分離主義反抗軍的大本營，法國現在也打算加強駐紮於此的軍力。

記者遭謀殺的事件過後，法國外交部長法畢斯於巴黎表示，法國從馬利撤軍的日程不會延後。他們預計於明年2月，將部隊人員從3,200人減至1千人。（路透）

（圖說）《法國國際廣播電台》兩位不幸遇害的記者杜邦（圖左）和維隆（圖右），圖攝於2013年11月2日。（圖文／路透）

At least nine militants with suspected links to the abduction（1） and killing of two French journalists in northern Mali have been questioned by French forces in the country and handed over to Malian authorities, Mali security sources said on Friday.

The owner of a vehicle believed to have been used by the assailants has also been identified, said one of the sources, who works in Mali's defense ministry.

Claude Verlon and Ghislaine Dupont, both journalists at RFI radio, were kidnapped and killed in the northern town of Kidal on November 2. Their bodies were recovered near the vehicle used by the abductors.

A Sahara Medias reporter said a spokesman for Abdelkrim al-Targui, a senior regional commander（2） for al Qaeda in the Islamic Maghreb (AQIM), had called by satellite phone to read a communique（3） in Arabic on Wednesday, saying that the militant group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killing of the French journalists.

Sahara Medias is often sent statements by Islamist militants in Mali.

The communique said the killing was only a small part of the price French President Francois Hollande and his people would have to pay for this year's military intervention（4）, which drove out Islamist militants who had seized half the country.

France now shares security duties in Mali with African and U.N. peacekeepers and local troops.

France led a military campaign in January to clear Islamist militants from the north of the country after they threatened to invade the capital Bamako, an intervention that France described as largely successful.

Yet pockets of militants remain active in parts of the country including the desert city of Kidal, a stronghold（5） of Tuareg separatist rebels where France now plans to increase its military presence.

Foreign Minister Laurent Fabius said after the killings that Paris would not delay a planned reduction of its troop presence from 3,200 to 1,000 scheduled for February.Reuters

1.abduction（n.）綁架

2.commander（n.）指揮官

3.communique（n.）公報、聲明4.intervention（n.）介入

5.stronghold（n）大本營

策劃、編譯■劉耘

戰地記者向來就承擔著許多風險，但近幾年情況更加惡劣。據科技媒體《Atlantic Wire》報導，近日兩篇描寫戰地記者嚴峻處境的文章，雖然是描寫不同戰區的情況，卻不約而同的點出了戰地記者面臨的共同困境，引起外媒討論。

這兩篇文章，分別是凱撒（Ed Ceaser）在英國《GQ》發表的〈射殺記者〉（Shooting the messengers），以及波瑞（Francesca Borri）在《哥倫比亞新聞評論》發表的〈義大利自由記者在敘利亞的扭曲現實〉（The Twisted Reality of an Italian Freelancer in Syria）。

他們首先指出，近來戰地記者承受風險增加，並不只是因為戰鬥人員比以往兇殘，也因為大部分媒體公司沒有足夠資金聘請全職戰地記者，便仰賴自由記者的報導。媒體公司以較低價格購買他們的報導，且不支付保全人員及保險等費用，這些記者也因為收入不足被迫承擔更多風險，如無法聘僱翻譯人員或得住在便宜旅舍。

此外，日益發達的傳播科技也讓競爭變得更激烈，畢竟任何有手機的人只要買張機票就能成為自由記者，而那些經驗老到的記者也無意退出戰場。他們似乎一致同意，從戰地挖掘出重要報導後，通常榮耀和名聲也會隨之而來，而這是讓他們一再回到戰場的動力。

這些記者也了解一個相當不幸的事實：不論他們先前報導了多少次衝突及死傷數據，在像敘利亞這樣長年征戰的地區，會吸引到讀者注意的戰地報導，通常是那些記者死裡逃生、受傷、遭綁架甚至被謀殺的報導。

波瑞便在文章中坦承她的失望：「事實是，我們是一群失敗者。兩年過去了，我們的讀者仍搞不清楚大馬士革在哪，而世界總是直覺式的以『蓄意的暴行（mayhem）』一詞來形容發生在敘利亞的事，因為沒有人真的理解敘利亞，只知道那裡充滿血腥。」（整理自《Atlantic Wire》）

（圖說）英國倫敦的田野聖馬丁教堂，舉行一場美國著名戰地記者柯文（Marie Colvin）的悼念儀式，教堂外一名男性拿著印有柯文照片的手冊，圖攝於2012年5月16日。（圖／路透）

策劃、編譯■劉耘

兩位《法國國際廣播電台》的記者在馬利不幸遇害的消息，令新聞界再度思考戰地新聞工作者的安危。

1977年，《國際人道法》（IHL）增修了第一附加議定書，其中第79條規定，武裝衝突中的新聞人員享有與平民一樣的權利及保護；因此，衝突中若任何人鎖定新聞人員為攻擊目標，就是如攻擊平民一樣犯下了戰爭罪，違反《國際人道法》及《日內瓦公約》，應受到國家法院或國際刑事法院（ICC）制裁。

但據保護記者委員會（CPJ）統計，去年在衝突區喪生的記者為近10年來第二多，共106位新聞工作者遭殺害（僅次於2007年的112人），其中有90位記者疑遭到蓄意殺害。而自1992年以來在衝突區喪生的971位記者中，有588個案件的凶手並未被判戰爭罪。對此，為何國際間及媒體界似乎未見持續敦促調查和審判的聲音？

據澳洲學術網站《對話》報導，過去新聞從業人員權益倡議者曾發起數個活動，成功為戰地記者爭取到法律認可。舉例來說，美國內戰期間規範北軍的《1863年利伯守則》（Lieber Code）就保護了深入戰區的記者；1927年，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則簽署了一項有關如何對待外國記者的決議，使各界熱烈討論衝突區記者的權益，才促成上述1977年增修的第一附加議定書。

各媒體組織，包括保護記者委員會（CPJ）、國際記者聯盟（IFJ）、無國界記者組織（RSF）及新聞標誌運動（PEC），皆發起多個長期倡議活動，呼籲建立保護新聞記者的實際作為。然而，他們提出的訴求、訴求的對象不一致、倡議活動無法持續，同時也缺乏媒體界和公眾的持續支持。

2007年，於日內瓦成立的新聞標誌運動（PEC）率先發起倡議活動，卻引起不少紛爭。他們主張國際人道法能提供的保護措施無效，於是提出一個保護戰時記者的國際協定，包括實施一個保護媒體識別證的制度。

PEC聲稱自己支援了全球50個新聞記者組織，去年也因「捍衛全球記者」而獲獎；但若仔細觀察此組織的目標，會發現他們的期望是難以實現的理想。PEC提出的協定，包含了要求軍事組織攻擊前需提出警告（且建立在保證記者撤離時身分保密的前提上）、創立國際委員會來調查違反者，並為記者籌措保險計畫資金。

2005年，自PEC分離出來的保護記者委員會（CPJ）聲明，不同意PEC提出的保護媒體識別證制度，因為這「需要另一個單位核發證明、決定誰是記者而誰不是」。此外，PEC引起爭議的主因，是其要求將謀殺新聞工作者的罪行比謀殺平民罪更重的訴求。

現行國際人道法將衝突區的人們分為兩種：戰鬥人員及非戰鬥人員，而平民及記者都屬於後者。然而，由於戰地記者可正式獲准與武裝部隊隨行，當他們被俘時便成為戰俘，具有與武裝部隊成員一樣的法律地位。而比起被視為戰俘時所受待遇，記者被視為平民時其實能獲得更多的保護，攻擊者的行徑也能更毫無爭議的被裁定為戰爭罪。

類似的國際法細節使得衝突區記者所受的法律保障模糊不清，仍需仰賴國際施壓、敦促國家法院或國際刑事法院制裁犯人，讓衝突區武裝團體明白殺害記者得承擔軍事後果，且各政府及聯合國也該支持並鞏固這些裁決。

另一方面，除了國際法律對衝突區的新聞工作者的保護有待貫徹，媒體界本身也有責任要承擔，尤其是針對不受雇的自由記者。

日前，加拿大自由記者琳豪特（Amanda Lindhout）出書，揭露她在2008年前往索馬利亞採訪、卻在抵達後第一週就遭武裝分子綁架、被監禁15個半月、期間遭輪暴並被迫生下一子的經歷。她坦承自己前往索馬利亞的決定魯莽而天真，引來各方的嚴厲批評。

但身為駐非洲自由記者的呂皮克（Travis Lupick）指出，這些批評聲音忽略了新聞界的齷齪秘密：如果一個經驗不足的記者自己跑到危險地區採訪，並因此寫出相當不錯的報導，他們還得有辦法賣出這些報導才行。

對國際新聞媒體公司來說，將特約記者送往衝突區採訪所需的費用非常昂貴。若受雇的記者不幸遭綁架，這些公司就得承擔數百萬美元的贖金；但當自由新聞工作者自願前往衝突區採訪，許多編輯會相當樂意購買他們完成的報導，絲毫不承擔過程中的風險。

供應總是因需求而生。當媒體企業越來越不願將員工送到國外時，獨立新聞記者就理所當然的來填補這些空缺。如果年輕記者因經驗不足就前往衝突區採訪而遭到譴責，那麼那些願意購買他們報導的公司也該承擔同等責任。呂皮克表示，雖然許多大型媒體公司表面上對外聲明，聲稱他們不接受經驗不足的獨立記者前往衝突區所寫的報導，但實際上仍會暗地購買。（綜合整理自外電）

（圖說）墨西哥市舉辦一場遊行，抗議對新聞媒體從業人員施加的各種暴行，遊行過後的街上放置著遭殺害和失蹤的記者相片，以及各式記者使用的工具、雜誌、報紙，圖攝於2000年8月7日。（圖文／路透）

策劃、編譯■劉耘

來自馬利安全部隊的多位消息人士8日表示，至少9位涉嫌在馬利北部綁架並謀殺兩位法國記者的武裝分子，已被派駐馬利的法國軍方偵訊並移交馬利當局。

其中一位在馬利國防部工作的消息人士指出，疑似犯人作案時駕駛的車輛，目前也已指認出所有者。

11月2日，兩位《法國國際廣播電台》的記者維隆和杜邦在馬利北部奇達鎮遭綁架並殺害。他們的遺體在歹徒駕駛車輛附近被發現。

一位《撒哈拉媒體》記者表示，伊斯蘭北非蓋達組織一名區域高階指揮官阿爾塔谷伊的發言人，6日透過衛星電話致電該媒體並以阿拉伯語宣讀一份聲明，稱這次謀殺法國記者案件是由該組織所為。

茅利塔尼亞新聞網站《撒哈拉媒體》經常收到馬利伊斯蘭武裝分子的聲明。

聲明指出，總統歐蘭德和法國人民要為軍事介入馬利付出代價，而這次謀殺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法國今年軍事介入馬利，打算驅逐占據該國一半土地的伊斯蘭武裝分子。

目前，法國、非洲及聯合國維和人員協同當地部隊，合力在馬利執行維安任務。

今年1月，法國在收到伊斯蘭武裝分子威脅將侵犯馬利首都巴馬科後，便出兵清剿該國北部的伊斯蘭武裝分子。法國稱這次軍事介入相當成功。

然而，馬利其他地區一些零星的武裝分子仍相當活躍，沙漠城市奇達鎮就是其中之一。奇達鎮是圖阿雷格族分離主義反抗軍的大本營，法國現在也打算加強駐紮於此的軍力。

記者遭謀殺的事件過後，法國外交部長法畢斯於巴黎表示，法國從馬利撤軍的日程不會延後。他們預計於明年2月，將部隊人員從3,200人減至1千人。（路透）

（圖說）《法國國際廣播電台》兩位不幸遇害的記者杜邦（圖左）和維隆（圖右），圖攝於2013年11月2日。（圖文／路透）

At least nine militants with suspected links to the abduction（1） and killing of two French journalists in northern Mali have been questioned by French forces in the country and handed over to Malian authorities, Mali security sources said on Friday.

The owner of a vehicle believed to have been used by the assailants has also been identified, said one of the sources, who works in Mali's defense ministry.

Claude Verlon and Ghislaine Dupont, both journalists at RFI radio, were kidnapped and killed in the northern town of Kidal on November 2. Their bodies were recovered near the vehicle used by the abductors.

A Sahara Medias reporter said a spokesman for Abdelkrim al-Targui, a senior regional commander（2） for al Qaeda in the Islamic Maghreb (AQIM), had called by satellite phone to read a communique（3） in Arabic on Wednesday, saying that the militant group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killing of the French journalists.

Sahara Medias is often sent statements by Islamist militants in Mali.

The communique said the killing was only a small part of the price French President Francois Hollande and his people would have to pay for this year's military intervention（4）, which drove out Islamist militants who had seized half the country.

France now shares security duties in Mali with African and U.N. peacekeepers and local troops.

France led a military campaign in January to clear Islamist militants from the north of the country after they threatened to invade the capital Bamako, an intervention that France described as largely successful.

Yet pockets of militants remain active in parts of the country including the desert city of Kidal, a stronghold（5） of Tuareg separatist rebels where France now plans to increase its military presence.

Foreign Minister Laurent Fabius said after the killings that Paris would not delay a planned reduction of its troop presence from 3,200 to 1,000 scheduled for February.Reuters

1.abduction（n.）綁架

2.commander（n.）指揮官

3.communique（n.）公報、聲明4.intervention（n.）介入

5.stronghold（n）大本營

策劃、編譯■劉耘

戰地記者向來就承擔著許多風險，但近幾年情況更加惡劣。據科技媒體《Atlantic Wire》報導，近日兩篇描寫戰地記者嚴峻處境的文章，雖然是描寫不同戰區的情況，卻不約而同的點出了戰地記者面臨的共同困境，引起外媒討論。

這兩篇文章，分別是凱撒（Ed Ceaser）在英國《GQ》發表的〈射殺記者〉（Shooting the messengers），以及波瑞（Francesca Borri）在《哥倫比亞新聞評論》發表的〈義大利自由記者在敘利亞的扭曲現實〉（The Twisted Reality of an Italian Freelancer in Syria）。

他們首先指出，近來戰地記者承受風險增加，並不只是因為戰鬥人員比以往兇殘，也因為大部分媒體公司沒有足夠資金聘請全職戰地記者，便仰賴自由記者的報導。媒體公司以較低價格購買他們的報導，且不支付保全人員及保險等費用，這些記者也因為收入不足被迫承擔更多風險，如無法聘僱翻譯人員或得住在便宜旅舍。

此外，日益發達的傳播科技也讓競爭變得更激烈，畢竟任何有手機的人只要買張機票就能成為自由記者，而那些經驗老到的記者也無意退出戰場。他們似乎一致同意，從戰地挖掘出重要報導後，通常榮耀和名聲也會隨之而來，而這是讓他們一再回到戰場的動力。

這些記者也了解一個相當不幸的事實：不論他們先前報導了多少次衝突及死傷數據，在像敘利亞這樣長年征戰的地區，會吸引到讀者注意的戰地報導，通常是那些記者死裡逃生、受傷、遭綁架甚至被謀殺的報導。

波瑞便在文章中坦承她的失望：「事實是，我們是一群失敗者。兩年過去了，我們的讀者仍搞不清楚大馬士革在哪，而世界總是直覺式的以『蓄意的暴行（mayhem）』一詞來形容發生在敘利亞的事，因為沒有人真的理解敘利亞，只知道那裡充滿血腥。」（整理自《Atlantic Wire》）

（圖說）英國倫敦的田野聖馬丁教堂，舉行一場美國著名戰地記者柯文（Marie Colvin）的悼念儀式，教堂外一名男性拿著印有柯文照片的手冊，圖攝於2012年5月16日。（圖／路透）

策劃、編譯■劉耘

兩位《法國國際廣播電台》的記者在馬利不幸遇害的消息，令新聞界再度思考戰地新聞工作者的安危。

1977年，《國際人道法》（IHL）增修了第一附加議定書，其中第79條規定，武裝衝突中的新聞人員享有與平民一樣的權利及保護；因此，衝突中若任何人鎖定新聞人員為攻擊目標，就是如攻擊平民一樣犯下了戰爭罪，違反《國際人道法》及《日內瓦公約》，應受到國家法院或國際刑事法院（ICC）制裁。

但據保護記者委員會（CPJ）統計，去年在衝突區喪生的記者為近10年來第二多，共106位新聞工作者遭殺害（僅次於2007年的112人），其中有90位記者疑遭到蓄意殺害。而自1992年以來在衝突區喪生的971位記者中，有588個案件的凶手並未被判戰爭罪。對此，為何國際間及媒體界似乎未見持續敦促調查和審判的聲音？

據澳洲學術網站《對話》報導，過去新聞從業人員權益倡議者曾發起數個活動，成功為戰地記者爭取到法律認可。舉例來說，美國內戰期間規範北軍的《1863年利伯守則》（Lieber Code）就保護了深入戰區的記者；1927年，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則簽署了一項有關如何對待外國記者的決議，使各界熱烈討論衝突區記者的權益，才促成上述1977年增修的第一附加議定書。

各媒體組織，包括保護記者委員會（CPJ）、國際記者聯盟（IFJ）、無國界記者組織（RSF）及新聞標誌運動（PEC），皆發起多個長期倡議活動，呼籲建立保護新聞記者的實際作為。然而，他們提出的訴求、訴求的對象不一致、倡議活動無法持續，同時也缺乏媒體界和公眾的持續支持。

2007年，於日內瓦成立的新聞標誌運動（PEC）率先發起倡議活動，卻引起不少紛爭。他們主張國際人道法能提供的保護措施無效，於是提出一個保護戰時記者的國際協定，包括實施一個保護媒體識別證的制度。

PEC聲稱自己支援了全球50個新聞記者組織，去年也因「捍衛全球記者」而獲獎；但若仔細觀察此組織的目標，會發現他們的期望是難以實現的理想。PEC提出的協定，包含了要求軍事組織攻擊前需提出警告（且建立在保證記者撤離時身分保密的前提上）、創立國際委員會來調查違反者，並為記者籌措保險計畫資金。

2005年，自PEC分離出來的保護記者委員會（CPJ）聲明，不同意PEC提出的保護媒體識別證制度，因為這「需要另一個單位核發證明、決定誰是記者而誰不是」。此外，PEC引起爭議的主因，是其要求將謀殺新聞工作者的罪行比謀殺平民罪更重的訴求。

現行國際人道法將衝突區的人們分為兩種：戰鬥人員及非戰鬥人員，而平民及記者都屬於後者。然而，由於戰地記者可正式獲准與武裝部隊隨行，當他們被俘時便成為戰俘，具有與武裝部隊成員一樣的法律地位。而比起被視為戰俘時所受待遇，記者被視為平民時其實能獲得更多的保護，攻擊者的行徑也能更毫無爭議的被裁定為戰爭罪。

類似的國際法細節使得衝突區記者所受的法律保障模糊不清，仍需仰賴國際施壓、敦促國家法院或國際刑事法院制裁犯人，讓衝突區武裝團體明白殺害記者得承擔軍事後果，且各政府及聯合國也該支持並鞏固這些裁決。

另一方面，除了國際法律對衝突區的新聞工作者的保護有待貫徹，媒體界本身也有責任要承擔，尤其是針對不受雇的自由記者。

日前，加拿大自由記者琳豪特（Amanda Lindhout）出書，揭露她在2008年前往索馬利亞採訪、卻在抵達後第一週就遭武裝分子綁架、被監禁15個半月、期間遭輪暴並被迫生下一子的經歷。她坦承自己前往索馬利亞的決定魯莽而天真，引來各方的嚴厲批評。

但身為駐非洲自由記者的呂皮克（Travis Lupick）指出，這些批評聲音忽略了新聞界的齷齪秘密：如果一個經驗不足的記者自己跑到危險地區採訪，並因此寫出相當不錯的報導，他們還得有辦法賣出這些報導才行。

對國際新聞媒體公司來說，將特約記者送往衝突區採訪所需的費用非常昂貴。若受雇的記者不幸遭綁架，這些公司就得承擔數百萬美元的贖金；但當自由新聞工作者自願前往衝突區採訪，許多編輯會相當樂意購買他們完成的報導，絲毫不承擔過程中的風險。

供應總是因需求而生。當媒體企業越來越不願將員工送到國外時，獨立新聞記者就理所當然的來填補這些空缺。如果年輕記者因經驗不足就前往衝突區採訪而遭到譴責，那麼那些願意購買他們報導的公司也該承擔同等責任。呂皮克表示，雖然許多大型媒體公司表面上對外聲明，聲稱他們不接受經驗不足的獨立記者前往衝突區所寫的報導，但實際上仍會暗地購買。（綜合整理自外電）

（圖說）墨西哥市舉辦一場遊行，抗議對新聞媒體從業人員施加的各種暴行，遊行過後的街上放置著遭殺害和失蹤的記者相片，以及各式記者使用的工具、雜誌、報紙，圖攝於2000年8月7日。（圖文／路透）

策劃、編譯■劉耘

來自馬利安全部隊的多位消息人士8日表示，至少9位涉嫌在馬利北部綁架並謀殺兩位法國記者的武裝分子，已被派駐馬利的法國軍方偵訊並移交馬利當局。

其中一位在馬利國防部工作的消息人士指出，疑似犯人作案時駕駛的車輛，目前也已指認出所有者。

11月2日，兩位《法國國際廣播電台》的記者維隆和杜邦在馬利北部奇達鎮遭綁架並殺害。他們的遺體在歹徒駕駛車輛附近被發現。

一位《撒哈拉媒體》記者表示，伊斯蘭北非蓋達組織一名區域高階指揮官阿爾塔谷伊的發言人，6日透過衛星電話致電該媒體並以阿拉伯語宣讀一份聲明，稱這次謀殺法國記者案件是由該組織所為。

茅利塔尼亞新聞網站《撒哈拉媒體》經常收到馬利伊斯蘭武裝分子的聲明。

聲明指出，總統歐蘭德和法國人民要為軍事介入馬利付出代價，而這次謀殺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法國今年軍事介入馬利，打算驅逐占據該國一半土地的伊斯蘭武裝分子。

目前，法國、非洲及聯合國維和人員協同當地部隊，合力在馬利執行維安任務。

今年1月，法國在收到伊斯蘭武裝分子威脅將侵犯馬利首都巴馬科後，便出兵清剿該國北部的伊斯蘭武裝分子。法國稱這次軍事介入相當成功。

然而，馬利其他地區一些零星的武裝分子仍相當活躍，沙漠城市奇達鎮就是其中之一。奇達鎮是圖阿雷格族分離主義反抗軍的大本營，法國現在也打算加強駐紮於此的軍力。

記者遭謀殺的事件過後，法國外交部長法畢斯於巴黎表示，法國從馬利撤軍的日程不會延後。他們預計於明年2月，將部隊人員從3,200人減至1千人。（路透）

（圖說）《法國國際廣播電台》兩位不幸遇害的記者杜邦（圖左）和維隆（圖右），圖攝於2013年11月2日。（圖文／路透）

At least nine militants with suspected links to the abduction（1） and killing of two French journalists in northern Mali have been questioned by French forces in the country and handed over to Malian authorities, Mali security sources said on Friday.

The owner of a vehicle believed to have been used by the assailants has also been identified, said one of the sources, who works in Mali's defense ministry.

Claude Verlon and Ghislaine Dupont, both journalists at RFI radio, were kidnapped and killed in the northern town of Kidal on November 2. Their bodies were recovered near the vehicle used by the abductors.

A Sahara Medias reporter said a spokesman for Abdelkrim al-Targui, a senior regional commander（2） for al Qaeda in the Islamic Maghreb (AQIM), had called by satellite phone to read a communique（3） in Arabic on Wednesday, saying that the militant group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killing of the French journalists.

Sahara Medias is often sent statements by Islamist militants in Mali.

The communique said the killing was only a small part of the price French President Francois Hollande and his people would have to pay for this year's military intervention（4）, which drove out Islamist militants who had seized half the country.

France now shares security duties in Mali with African and U.N. peacekeepers and local troops.

France led a military campaign in January to clear Islamist militants from the north of the country after they threatened to invade the capital Bamako, an intervention that France described as largely successful.

Yet pockets of militants remain active in parts of the country including the desert city of Kidal, a stronghold（5） of Tuareg separatist rebels where France now plans to increase its military presence.

Foreign Minister Laurent Fabius said after the killings that Paris would not delay a planned reduction of its troop presence from 3,200 to 1,000 scheduled for February.Reuters

1.abduction（n.）綁架

2.commander（n.）指揮官

3.communique（n.）公報、聲明4.intervention（n.）介入

5.stronghold（n）大本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