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主要由消息來源提供，記者雖有守門員功能，假設最初消息來源就有失偏頗，新聞報導也就難以展現社會真實。Giber Johnson（1961）曾提出3種記者與消息來源互動之關係，彼此獨立、互相合作、支配關係，而新聞記者因為制式作業流程和時間壓力，偏向反應官方或菁英立場，也就是後兩者，能與消息來源保持完全獨立的可能性相對較小，造成新聞常反應權貴、既得利益者的意見，社會資源與權力分配不均的現象更惡化，長久以來的異性戀霸權地位更被再三複製。

再現是討論媒介真實經常被提及的理論，霍爾（Stuart Hall）提出有關文化與再現兩者間的關係，表示，「文化是共享意義」，而語言是「我們賦予了事物意義、意義被製造、被交換的首要工具」。媒體作為傳遞語言和影像的媒介，是製造共同意義的管道，同志如何被展現影響了大眾如何理解同志，因此同志如何被媒體再現也更顯重要。

根據吳翠松（1998）依時序將三階段分別命名為「病態罪犯期」（1981-1985）、「愛滋病關聯期」（1985-1990）以及「人權爭取期」（1990-1995）。不能否認媒體與同志間關係已逐漸改變，但媒體在報導同志議題時多半八卦化、他者化，牽涉名人時才會報導，或者以嘉年華式報導同志相關活動，對於核心問題或訴求常避重就輕或一語帶過，甚或糟糕些還會與愛滋、濫交等污名有高度關聯性。

前述以理論分析同志議題，回到這次多元成家的爭議脈絡，可以發現兩個現象，主流媒體的空降與名人效應，不似全民瘋黃色小鴨，小鴨一舉一動都可以上版面；多元成家議題直至3周前郭采潔表態後才開始受到媒體關注，這之前只有3篇報導。自由時報也是自郭采潔事件後，報導才如雨後春筍冒出，而電子媒體的缺席更是嚴重，TVBS新聞台只有與郭采潔相關1件，而三立電視台更是掛零，這件關乎重大、具有歷史性意義的法案，似乎就在食安風波、黃色小鴨、九月政爭中抹去痕跡。

而近期因郭采潔後遽增的報導，多與名人主動或被動表態相關，或以報導記者會的形式露出，換言之，反同志婚聯盟以雄厚社會、資金資本，不斷繁衍各類聯盟和組織，舉辦記者會，抱著嗷嗷待哺的嬰孩表示要捍衛下一代的幸福，並積極爭取媒體曝光機會，這項媒體策略的確奏效。

其實早在郭采潔表態反對前，伴侶盟就已經串連許多支持的藝人，多位名作家也曾為此議題寫出動人文章（註1），舉凡：張惠妹、蔡依林、梁詠琪、許茹芸、張懸、蔡康永，卻不如郭采潔幾句不清不楚的文字來的有渲染力，而且這次只有通過婚姻平權部分修法，媒體也沒有清楚向民眾解釋，若沒有自行找尋相關資料，等於只看到「郭采潔、宗教團體、多元成家」3個關鍵字（註2），訴求和目標卻始終是霧裡看花。

統計兩邊粉絲頁人數，「伴侶盟」有32,878人、「捍衛民法972 一同護家救妻兒」有16,352人，連署人數則是「多元成家，我支持」：140,253人；「連署反對同性婚姻及多元成家方案」：546,441人。

下一代幸福聯盟曾說：「我們這群『多數的弱勢』，勇敢地挑戰『少數的強勢』」，姑且不論究竟誰是弱勢、誰是強勢，重點是傳媒作為建構社會真實管道、公共領域角色，應該有更清楚的討論和報導，重點是要避免落入複製社會霸權和刻板印象的循環中，別忘了我國憲法第七條明定：「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傳播學生鬥陣責任編輯）

（圖說）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等多個性別人權團體，2013年10月3日在立法院舉行記者會，將包括「婚姻平權」等3種版本的多元成家方案送進立院，呼口號表達多元性別婚姻訴求。（圖文／中央社）

註1：例如駱以軍的文章：http://goo.gl/w7Yk39

註2：以上提及媒體報導以各媒體官方網站之關鍵字搜尋為依據。

參考資料：

〈我們這群「多數的弱勢」，勇敢地挑戰「少數的強勢」〉，http://goo.gl/nTNd3d

〈台灣立法院研擬同性婚姻與多元成家法案〉，http://goo.gl/jeCyD5

羅文輝（1995）。〈新聞記者選擇消息來源的偏向〉，《新聞學研究》，50：1-13。

侯政南（2010）。〈台灣同志運動之媒體策略模式研究：以 2009 年台灣同志遊行為例 〉，「中華傳播年會」。

商周於11月20日於週刊上發表一篇調查報導「牛奶駭人」，指出台灣的幾家知名企業的乳品中，驗出違法的殘留藥物，且商周點名的企業如統一、味全、光泉與台灣比菲多在乳品市場上市佔率6成，商周藉此質疑台灣的農政與食品安全政府機關把持不力，導致消費者的權益受損。

近來因為食品安全的議題，不斷延燒，時空拉遠來看，台灣從禽流感、塑化劑、混油、混米等等問題，已經令台灣的消費者不知有什麼食物「安全」。因此，商周本文一出，導致乳品銷售量下滑，而台灣比菲多則表示其乳品銷售下滑3成，按鈴控告商周刑事毀謗。酪農也受到衝擊，酪農協會則開記者會要求商周給予其正面回應，澄清事件，否則不派除提告或於商周潑牛糞。而商周則在27日發表〈我們的反省與使命〉，軟化態度，除了表達造成社會紛擾的歉意外，更強調其嚴守媒體崗位的使命。

針對商周身為媒體的角色，把關公共利益，以食品檢驗的調查報導為題，在國際間也都是常見的媒體調查報導主題，比起其他追逐名人、搜查私事的調查報導，商周的調查報導正是站在媒體良心的角度。但可能施力過猛，標題下得斬釘截鐵，牛奶駭人，標題更駭人，導致後來遭受人質疑。媒體為消費大眾的食物安全把關的同時，也需要更加小心看待自己收集來的資料，不得見獵心喜，畢竟媒體公信力得來不易，尤其像商周這樣台灣數一數二的品質雜誌。

近來台大教授劉靜怡亦投書蘋果日報〈鮮奶風暴的對與錯〉，本文重要結論在於，就算將商周稱為「黑心媒體」，也無法確立政府有真正為台灣的消費大眾把關完全。畢竟之前的各種食品風暴，已經讓政府機關的公信力大受損傷，當年李惠仁《不能戳的祕密》發表後，農委會防檢署表示不排除提告，更是揭露了台灣的食品安全早有問題，而政府機關則監督不力。另外，這類調查報導出爐後，有時會激化記者與業者之間的對立，但其實真正該為消費者站出來的人應該是政府機關，而非記者。記者對其讀者負責，看見真相報導出來本是天經地義，而政府應對業者賞罰並施，且檢驗資訊透明，為台灣的社會大眾提供更安全的食品，而非只會批評記者。（許峯源／責任編輯）

眾所周知，台灣學校教育長年被升學主義宰制，幾個世代的學子深受其害，為使學生從高度競爭的升學壓力中解放，進而落實正常國教。過去20年來，如何減輕學生壓力一直是各界關注焦點，具體方案主要表現在入學制度的改變，例如，以指考、基測取代大學聯考與高中聯考、推動社區高中、提高申請入學名額等。基本上，12年國教政策也試圖透過逐年提高免試升學比例以減輕學生壓力。

也正基於這樣的社會期待與政策設計思維，輿論以「是否減輕學生壓力」檢驗相關教育政策，或依前揭調查報告質疑學生壓力不減反增，甚至據以認為12年國教必以失敗告終，並不讓人意外。

筆者的看法是，如果12年國教僅停留在升學管道上打轉，僅停留在對「超額比序」的討論上，以為這樣就能減輕學生壓力，實無助釐清政策價值，甚至可能因此迷失政策目標。

必須再次指出，從75學年度起，國中畢業生「就學機會率」就已超過百分之百，目前除了主動放棄升學的國中生外，想要升學的國中畢業生均有學校可以入學。亦即，國中生的壓力主要不在於能否升學，家長的焦慮也不是因為擔心子弟無法升學，困擾師生家長的不外是，依新制度學生能否進入「理想的」學校就讀？家長徬徨的不外是，如果子弟就讀的是「不理想的」學校，孩子的未來是否將因此落入「失敗組」而致難以翻身？

不難預見，即便採取全面免試的升學方式，師生家長還是要面臨擇校壓力，學生壓力或者家長的恐慌，表面上看似來自考試，實則來自爭取進入少數名校的競爭壓力。進一步分析，多數家長老師期待子弟搶進明星高中，則反映了想要出人頭地的社會氛圍，就這個角度而言，12年國教不會解除師生家長的集體壓力，如果整體社會不能真正放棄唯有讀書高的價值觀，不能打從心裡認同職業平等與尊嚴勞動，就算台灣實施16年國教，恐怕也難以改變社會的集體焦慮。

這恐怕也是我們耗費巨大社會資源，企圖建立符合公平的超額比序計分方式，卻少有所成，甚至引起更多紛擾的根本原因。從來不存在沒有壓力的學習，與其深陷改變升學方式以減輕學生壓力的迷障，不如正視社會現實，積極與社會對話，唯有如此，12年國教高舉的「成就每一個孩子，提升中小學教育品質」的核心意義，才不會成為一句口號。

此次調查顯示，有高達77.86％的學校，仍以傳統「老師講課，學生聽課」的教學方式為主，論者深以為憂，認為老師必須改變教學方式，否則如何推動12年國教？對此，教育部則回應，已將今年訂為「教師專業發展行動年」，正積極推動「518課程」（5堂課、共18小時的增能研習），以協助國高中老師做好12年國教的準備，並通令所有國高中教師均須在明年7月底前完成研習。

我們完全支持教師必須精進教學專業，表面上，教學現場似乎也是最容易進行調整的場域。然而，應該提醒的是，教師的「教學」其實從來都不是單獨存在的技術層次問題，教學相當程度是教育改革、社會氛圍、家長要求、學生學習態度、教師角色期待的最終產物。職是，絕不能以技術問題小看教學背後複雜的社會因素，要求教師改變教學方法的同時，也必須理解家長對教師在升學績效上的角色期待，唯有創造條件，從源頭解除教師在升學主義桎梏下的壓力，中學教師的正常教學才有真正實踐的可能。

多數家長對一個中學教師的期待是什麼？一言以蔽之，有能力讓學生上理想學校的老師才是好老師，一個不常考試的老師，或是一個願意嘗試多元教學方式的老師，都可能需要花費更多功夫向家長證明自身的能耐。

單就技術層面來說，教師的教學或有高下優劣之分，但即便是教學技能有待提升的老師，恐怕也極少會有那種抱殘守缺、照本宣科到底，不願自我提升的想法。真正的問題是，僅憑教師單方面的熱忱與調整，不僅無法根本改變教學受外在大環境左右的現實，恐怕還會窄化問題、模糊焦點，讓人誤以為只要解決教師教學，12年國教相關問題就能迎刃而解。

試問，如果社會還是以有多少學生升上明星高中做為衡量國中「辦學績效」的指標，國中端可能真正改變考試領導教學的氛圍嗎？如果教育行政充斥台中市教育局長吳榕峰這樣公開宣傳「一綱多本增加學生壓力」的冗員，社會迷思可能改變嗎？學校可能回歸正常教學嗎？

《天下雜誌》的調查已然充分反映家長焦慮，然而，家長壓力古已有之，也難以脫離社會主客觀條件的制約而自行消失。應該看到，升學技術、社會觀念、家長壓力、教師教學其實是個環環相扣的輪迴，主政者不能只是呼籲家長別緊張，不能只是要求教師改變教學方式，只有真正端出足以讓社會信服的措施，才能提供教師調整教學方式的社會基礎，並從根本上化解家長疑慮。

再清楚不過，師生家長之所以對12年國教有所疑慮，之所以對未來感到徬徨不安，之所以不信任技職教育，低成就學生之所以放棄學習，多數學生之所以不是為自己讀書，說到底，正是「高中職均優質化」、「國中小補救教學」、「國中適性輔導」等措施未達預期成效的必然結果。教育部必須正視問題、對症下藥、全力以赴，須知，這是獲得社會認同的必由之途，也是12年國教能否達成政策目標的關鍵。（全國教師工會文宣部主任）

（圖說）《天下雜誌》針對全國各縣市7至9年級國中生進行的「12年國教國中現場大調查」於2013年11月26日發表，由〈右起〉《天下雜誌》教育特刊總主筆許芳菊、12年國教民間辦公室執行長謝國清、淡江大學教育政策與領導研究所教授潘慧玲與中華民國中小學校長協會理事長薛春光共同解讀調查報告中在教學效能、學生壓力來源與學習工具等面向所彰顯的意義。（圖文／楊子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