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鳴生

2008年，奧運在北京舉行。法國於2008年6月出刊的《哲學雜誌》，其封面圖案就是蘇格拉底戴著一頂紅星帽。奧林匹克運動會起源於希臘，西方的思想也發源於希臘。奧運聖火和西方思想傳到中國，都經過極其漫長、曲折的過程。

奧運讓我們看到西方跟中國某種形式的鍊接，西方世界也藉此機會對中國文化作了比較深刻的探討。自2008年以來，歐美書刊以中國、中國文化、中國思想作為專題的越來越多，剛剛提到的哲學期刊只是其中之一。

許多刊物喜歡將我們這個時代與歷史上的某個時期作比擬，並藉此來想像中國的演變。那麼，當今究竟比較像是什麼樣的歷史時期？有說像是全球性的戰國時代，有說是像前堯舜時代，也有說比較像是楚漢相爭的時代。法國毛派哲學家巴迪烏（Alain Badiou）的說法是：當今這個時代更像是19世紀，也就是工業革命之後資本開始大量積累的時代，資本家對於勞動者的剝削十分嚴酷，勞資關係很緊張，資本家把勞動者當成奴隸，奴隸制度以另外一種面貌重新出現，然後是西方的殖民擴張，大吃小，強凌弱。

回顧歷史，社會主義其實是在這樣一種大的情境之下產生的，如果不是有這樣的社會背景，馬克思的思想可能也只是一個流派的學說，不會影響那麼深遠。我們這個時代也看到某種「大野蠻」的出現，貧富差距無限制擴大，富人欺負窮人，也欺騙窮人。銀行家敗德，金融機構胡搞。也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出現擴及全球各大城市的「佔領華爾街」行動以及燒遍南歐的「憤怒者運動」。

19世紀的背景產生新的思潮，而且是非常有力量的思潮：馬克思主義。在我們這個極像是19世紀的新世紀，是不是也會產生一個新的巨大思潮，一個對抗性的思潮？那麼，中國的儒家文化是否可能成為這個思潮的來源？

剛剛提到的《哲學雜誌》裡面就有一篇文章，把中國思想視為人類文明巨大的蘊藏，而且，就像是人類使用自然資源，把各種資源挖光了之後，發現遙遠的東方還有龐大的蘊藏，在西方面臨危機的時候，只好到中國文化找到新的能源，新的能量。但是，文章的字裡行間又似乎隱藏著某種恐懼，擔心中國的思想會不會像made in China的產品一樣，最後把整個西方世界淹沒掉……

隨著經濟的崛起和規模的擴張，中國難免會希望能夠具有與經濟實力相匹配的文化影響力，儒學熱與經濟熱其實是一體之兩面。亦即，經濟熱當中有「追英趕美」的民族主義情結，儒學熱當中也有與西方文化較勁的商場競爭內涵。

也因此，儒學熱的背後不免隱藏著某種「洗門風」的動機：要啟動對19世紀以來中華民族歷史記憶的清理工作，在既往屈辱的歷史進程中，找到另外一條道路，一條以自我做為「主體」的道路，亦即以中華文化做為主體來詮釋世界，進一步改變世界。更具體的說法，就是要讓中國最具代表性的儒學變成「普世價值」的重要組成部分。不過，當我們說到「價值」，比較現實的一面是，要看它能否解決當代的問題。當今「普世」最關注的問題是什麼？一是生態環境危機，二是全球化經濟危機。中國文化要成為普世價值，首先要看它是否有能力對這兩大危機表現態度！

（圖說）中國大陸南京市一座孔廟內，身穿傳統服飾的孩童正參加儀式，圖攝於2009年8月31日。（圖文／路透）

台北市長熱門候選人柯文哲開始全台巡迴造勢，他在高雄的活動，主題是：「進步公民：脫儒救台灣」。這或許是「中國因素論」在台灣的進一步發酵，儒家、儒學被指定為「中國因素」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公民進步的障礙。中國在1919年的「五四運動」時期，也有過「打倒孔家店」的激切言論，那麼，如何看待台灣新近的「脫儒」論？本期《新國際》有兩篇短文，希望能夠啟動進一步的討論。

■俞力工

所謂後現代，典型的標誌是信息爆炸與消費氾濫。其他，多是在此基礎上的上層反映。

表面看，目不暇接的信息與推陳出新的商品，打碎了民眾的生活、思維與習慣，切割了傳統與歷史。這時代，受眾即便接觸了大量的信息，卻又因為支離破碎的報導，與缺乏來龍去脈的交代，而喪失獲得真正知識的權利與判斷是非的能力。與此同時，又毫不憐惜地更換消費物質，也連帶造成人際關係瞬間的離離合合。

然而，這個「無政府主義」的背後，實際卻有個無形之手掌控全局，以至於透過各種媒介渠道植入預期的價值觀與記憶標籤，使得消費者一方以為是做出了自主的選擇，而實際卻是受到無可抗拒的指令；一方面忙著堆積淘汰用品，一方面又無休止地企圖藉由取得新產品而擠入現代化與時尚之林。

台灣不是例外，在茫然無序的環境裡，對歷史，對文化，對友情，都可毫不憐惜地加以拋棄；而精神上的慰藉、滿足與寶貴精力，卻靠每天胡亂拼湊起來的小感情、小趣味來填補與消耗。

除了這個近30多年出現的全球普遍現象外，台灣還在急速高度工業化衝擊之下，造成情緒急躁與神經質；尤其是，自李登輝主政以來所延續的「悲情政治文化」，也醞釀了嗔與痴的島民個性。

「悲情文化」，最突出的表現就是把部分群體捧在手上，無節制地獎勵會哭的孩子。長此以往，使得部分優勢族群頤指氣使；弱勢者便必須謹言慎行，夾著尾巴做人。更有甚者，一旦無理取鬧、標新立異成習，所造就的下一代多缺男子氣慨，反倒是嘻皮笑臉、遊戲人間、陰陽怪氣、毫無社會責任感的新新人種成群成堆。

值得我們警惕的還不止於社會的沉淪，更加嚴重的是，隨著商品文化的氾濫，還按部就班地植入了某些不利於社會發展的政治價值觀。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對後冷戰時期的霸權主義擴張與資源掠奪加以歌頌；同時又不斷地以推崇日本殖民主義來刺激兩岸受害者的神經。該情景有如在猶太人面前宣揚法西斯的建樹，若不及時遏制，在這西太平洋鹿死誰手未決的當頭，遲早會引來殺身之禍。

自五四運動以來，儒家文化在口誅筆伐之下，早已飽受摧殘。如今，再加上後現代文化與去中國化的進一步踐踏，台灣年輕一代能夠說得出儒家文化大概為何的就鳳毛麟角。但是，儘管如此，目前少數的佼佼者的產生，所依憑的仍舊是家庭傳統文化的深厚底蘊。

所謂儒家，不過是2,500年前中國封建制度瓦解，步入自由經濟、商品經濟狀態之後，出於社會需要而允許各行各業的學子享受平等教育與晉升機會。並且，儒士作為一個新興的獨立社會階層，本著先天下憂而憂，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的信念，以打造和諧社會為目標，長期建構了中國的文化特色。

這樣一個獨特文化，毫無疑問屬於人類珍貴文化遺產，把它像眼睛一樣地加以保護還嫌不足，為何要置其於死地呢？說穿了，一是出於後現代的無知與無情；其次是信息爆炸時代的行銷手段作祟。這是指，行銷販子多趁大家處於懵懵懂懂、不知所措的時刻，採用極具渲染性的宣傳手段，勾引大家的注意力與選票。

不過，話說回來，儒家與道、釋兩家一樣，都早已經過兩千多年的教育與實踐，成為滲透國人骨髓的深層文化，絕不是一時一地的打倒儒家店、批林批孔與去中國化所能連根拔起。往後，當社會一旦意識到其真諦與功效時，又會像彼岸在全球設立孔子學院一樣，讓儒學恢復應有的一席之地。到那時候，恐怕此岸又落於人後了！（2014年1月21日，寄自維也納）

【新國際】脫儒救台灣？：奧運與儒學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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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欣進

「60年前我搬到底特律時，你向空中扔塊石頭，石頭落下來會砸到一名汽車工人；（現在），你向空中扔塊石頭，石頭落下來會砸到廢棄的房屋或空地。」

──葛雷絲．李．波格斯（Grace Lee Boggs）

本文上篇論述了美國底特律市申請破產的前因後果，並指出：從全球資本角度來說，既然底特律市已是毫無投資價值的地點而已撤資、徹廠，那底特律市今日的68萬居民何去何從，根本是與資本不相干的問題！但從人的角度來說，資本破產而撤資，卻絕能不意味著人類本身的死亡。

那麼，這些無法隨著資本而移動的當地居民怎麼辦？怎麼繼續有尊嚴、有希望地生活下去？

針對這問題， 本文要討論一個帶有傳奇色彩美國左翼者，葛雷絲．李．波格斯，介紹她一生動人經歷中所摸索出來的可能實踐答案。

波格斯如今已高齡99歲。她出身於中國籍父親與美國白人母親的家庭，也是全家第一個讀大學，並完成博士學位的知識份子。她的專業知識領域是哲學，主要專研黑格爾哲學與美國哲學家米德之實用哲學。但以上世紀40年代的社會氛圍，據她自述，她弱勢中的弱勢身分（華裔與女性）不可能在正統學術界找到大學教育工作，於是她輾轉到了芝加哥大學圖書館當管理職員，並開始注意並很快地參與芝加哥市的黑人民權與勞工抗爭活動。

由於她非常犀利的批判意識，她一開始所選定的是革命左翼的政治立場，深深認同當時被放逐於墨西哥的托洛茨基之革命民主勞工階級的政治理念，不僅加入當時托派的美國勞工政黨 （Workers Party），並輔佐該黨之托派領導者，詹姆士（C.L.R. James），亦為非洲裔但非美國公民。在這段期間，她不僅首次翻譯了馬克思著名的《1844年經濟與哲學手稿》，也積極參與了該黨內部之政治路線、組織路線的辯論。

這革命左翼勞工政黨的路線辯論焦點是：在對美國資本主義抗爭的社會主義革命裡，是否除了藍領勞工的正統階級訴求外，其餘弱勢族群的利益訴求，尤其是非洲裔族群的民權，也應是左翼政黨的主要訴求之一？勞工階級訴求與非洲裔或其他非歐洲裔族群之多元訴求彼此關係是什麼？這爭議將決定革命左翼政治與組織路線的內涵與實際發展方向。

波格斯經過的一段反覆思考與實踐抗爭後（在芝加哥先後為窮困民眾的房租法令抗爭，後來為一般勞工低薪抗爭），她發覺階級勞工被剝削與多元權利被壓制，這兩方面都重疊、集中於非洲裔民眾身上：不僅是一般勞工被剝削而需要抗爭，而若身為非洲裔勞工就還要身受另一層的種族歧視而備受壓迫（如非洲裔勞工不能與白人勞工平等坐公車）。因此，無論從槓桿操作角度來看（即最有效益的組織動員能量），或從最全面的人道抗爭來說，一個真正革命的左翼政黨都不可能漠視非洲裔勞工、民眾被歧視事實，而這差別待遇不應以所謂更上位的階級勞工抗爭所掩蓋、取代，而應集中在非洲裔勞工、民眾來進行左翼運動抗爭。

換句話說，波格斯的政治實踐方向開始由基本的左翼階級政治轉向於以美國非洲裔群眾之民權抗爭為主軸。在個人生活方面，她在這期間結識了她一生的革命與生命伴侶，詹姆士．波格斯，一位本識字無多而靠自修來成長的當地汽車工廠勞工與運動活動者，並於1950年代移居底特律：在此地，波格斯開始扎根、進行她長達50餘年的新左翼運動。

在19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底特律市是美國典型藍領勞工群集之都（如本文上篇所述），也是相對於其他大城市，擁有非洲裔被集體僱用最多勞工的城市。這應是波格斯夫婦大力推動發展結合了勞工運動與非洲裔民權運動的良機，但事後的發展卻並非如此。

這可從兩大因素來分析。首先，波格斯夫婦雖積極參與當時非洲裔民權運動，深受民權運動領導者金恩牧師的影響（尤其是他所倡議重建社區的運動目標），但他們對於美國社會之根本矛盾的分析，卻始終牢牢把握著資本主義之經濟規律、階級關係來論述，斷言美國的種族矛盾根源，來自於美國資本主義的特殊歷史與社會背景。因此，他們的運動觀並非是劃地自限的「黑權運動」、「非洲裔群眾分離、自建國家」等運動，也因此波格斯曾力勸當時傾向於分離主義的非洲裔魅力領袖，麥爾坎．X參與美國參議員競選，在既定的美國聯邦體制下來進行抗爭。

其次，也正因為波格斯從未只狹隘地看到非洲裔民眾受壓迫，就無限上綱地認為這就是整個非洲裔民眾只要推翻掉白人種族歧視，非洲裔民眾就可自身解放。波格斯夫婦同時看到除了直接的種族壓迫與歧視外，更深一層的宰制卻是資本主義個人私利至上、商品化的社會關係與價值觀，無時無刻地荼毒、曲扭了被壓迫者的心靈，以至於他們從小就被馴化而毫無批判力，更無自信心來珍惜、發揮自己與生俱來的潛力。

他們從當時的工運經驗裡，痛苦地體會到原來許多工會幹部、眾多的工會勞工們，往往只顧自己一廠或自身產業內的利益而漠不關心其他產業的勞工權益，而越在工會上位者越容易被收編。另一方面，在非洲裔民權方面，雖然當時處於直接抗爭中而出現了許多令人欽佩的非洲裔民權鬥士，但更多的非洲裔青年卻毫不關切整體社會的不公義，所關心僅只是自己個人職場上升遷、買好汽車等狹隘的個人物質利益。

這些令人灰心的客觀現象，直接的癥結顯然是被壓迫者心靈已被曲扭、制約，則解決知道應是所謂的意識形態改造，即政治教育、社會教育等。但波格斯夫婦逐漸體認到，教育本身卻絕非孤立的行動。

簡要的說，被壓迫者的教育應與被壓迫者自身重建新的生活方式結合，以生活即教育（反之亦然），來全盤重新規劃運作。即，被壓迫者的教育絕非是填鴨式的抽象灌輸階級仇恨或左翼教條（教條式理解左翼理念），而是如何在實際生活中體認自己責無旁貸的自我解放、互助團結的責任，如何培力自己被壓迫者自身的實踐能力與批判思考。一旦這教育過程是與重建被壓迫者之新生活結合，那教育完成的一日，也就是新社會能開花茁壯的一日！

波格斯自述說，她以上的理念是來自於美國自由派的教育哲學家杜威（也是大師級的美國實用哲學家，其與托洛茨基有段惺惺相惜的互動過程）之「生活即教育」教育哲學，以及巴西籍的教育哲學家，佛雷勒（Paulo Freire）之被壓迫者教育學的批判意識發展的辯證過程。

在1960年代初期，正當美國民權運動開始高漲過程中，波格斯卻開始發展出她第三階段的路線：如何以被壓迫者的教育為切入點，以重建被壓迫者、被污辱者、被損害者的互助互愛社區為目標，結合教育（人心的改變與實踐能力的發展）與社區重建（新生活方式的落實）。波格斯（以其夫之名發表）於1962年，以其上一階段的工運實踐經驗總結，提出了上述理念的基本芻議，並冠之以「美國革命」；到了1974年，更完整提出這結合被壓迫者教育與重建社區為革命左翼政治路線的論述「20世紀的革命與演進」（Revolution and Evolu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論述至此，波格斯似乎僅表現為一個運動理論者，那她在底特律市實踐過程、內容與成果如何？她上述的政治路線能作為今後左翼運動的重要借鏡與依據嗎？我們應毫無保留地接受嗎？

針對前者的問題，波格斯夫婦本已成立的一個社區培力、教育與溝通協力的平台機制，即波格斯中心（Boggs Center），經過多年來耕耘努力，這中心已成為底特律市碩果僅存的最有活力與創意的社區多元自主發展力量的匯聚點。而此中心，更於去年底特律申告破產而驟然關閉23所公立學校，同時裁掉600多名教師，有7,500名兒童將因此失學時，卻在5名專業教師努力下成立了波格斯學校，招收從幼稚園至小學五年級學童（完全免學費），以實際行動來一步步落實其教育理念與社區重建的願景。

針對後者的質疑，筆者將另文再論述討論（並與台灣經驗作比較），並對波格斯學校現在進行式的發展，提供更深入的介紹。

（圖說）鴿群停在底特律一幅塗鴉前，圖攝於2013年12月3日。（圖文／路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