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欣進

「60年前我搬到底特律時，你向空中扔塊石頭，石頭落下來會砸到一名汽車工人；（現在），你向空中扔塊石頭，石頭落下來會砸到廢棄的房屋或空地。」

──葛雷絲．李．波格斯（Grace Lee Boggs）

本文上篇論述了美國底特律市申請破產的前因後果，並指出：從全球資本角度來說，既然底特律市已是毫無投資價值的地點而已撤資、徹廠，那底特律市今日的68萬居民何去何從，根本是與資本不相干的問題！但從人的角度來說，資本破產而撤資，卻絕能不意味著人類本身的死亡。

那麼，這些無法隨著資本而移動的當地居民怎麼辦？怎麼繼續有尊嚴、有希望地生活下去？

針對這問題， 本文要討論一個帶有傳奇色彩美國左翼者，葛雷絲．李．波格斯，介紹她一生動人經歷中所摸索出來的可能實踐答案。

波格斯如今已高齡99歲。她出身於中國籍父親與美國白人母親的家庭，也是全家第一個讀大學，並完成博士學位的知識份子。她的專業知識領域是哲學，主要專研黑格爾哲學與美國哲學家米德之實用哲學。但以上世紀40年代的社會氛圍，據她自述，她弱勢中的弱勢身分（華裔與女性）不可能在正統學術界找到大學教育工作，於是她輾轉到了芝加哥大學圖書館當管理職員，並開始注意並很快地參與芝加哥市的黑人民權與勞工抗爭活動。

由於她非常犀利的批判意識，她一開始所選定的是革命左翼的政治立場，深深認同當時被放逐於墨西哥的托洛茨基之革命民主勞工階級的政治理念，不僅加入當時托派的美國勞工政黨 （Workers Party），並輔佐該黨之托派領導者，詹姆士（C.L.R. James），亦為非洲裔但非美國公民。在這段期間，她不僅首次翻譯了馬克思著名的《1844年經濟與哲學手稿》，也積極參與了該黨內部之政治路線、組織路線的辯論。

這革命左翼勞工政黨的路線辯論焦點是：在對美國資本主義抗爭的社會主義革命裡，是否除了藍領勞工的正統階級訴求外，其餘弱勢族群的利益訴求，尤其是非洲裔族群的民權，也應是左翼政黨的主要訴求之一？勞工階級訴求與非洲裔或其他非歐洲裔族群之多元訴求彼此關係是什麼？這爭議將決定革命左翼政治與組織路線的內涵與實際發展方向。

波格斯經過的一段反覆思考與實踐抗爭後（在芝加哥先後為窮困民眾的房租法令抗爭，後來為一般勞工低薪抗爭），她發覺階級勞工被剝削與多元權利被壓制，這兩方面都重疊、集中於非洲裔民眾身上：不僅是一般勞工被剝削而需要抗爭，而若身為非洲裔勞工就還要身受另一層的種族歧視而備受壓迫（如非洲裔勞工不能與白人勞工平等坐公車）。因此，無論從槓桿操作角度來看（即最有效益的組織動員能量），或從最全面的人道抗爭來說，一個真正革命的左翼政黨都不可能漠視非洲裔勞工、民眾被歧視事實，而這差別待遇不應以所謂更上位的階級勞工抗爭所掩蓋、取代，而應集中在非洲裔勞工、民眾來進行左翼運動抗爭。

換句話說，波格斯的政治實踐方向開始由基本的左翼階級政治轉向於以美國非洲裔群眾之民權抗爭為主軸。在個人生活方面，她在這期間結識了她一生的革命與生命伴侶，詹姆士．波格斯，一位本識字無多而靠自修來成長的當地汽車工廠勞工與運動活動者，並於1950年代移居底特律：在此地，波格斯開始扎根、進行她長達50餘年的新左翼運動。

在19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底特律市是美國典型藍領勞工群集之都（如本文上篇所述），也是相對於其他大城市，擁有非洲裔被集體僱用最多勞工的城市。這應是波格斯夫婦大力推動發展結合了勞工運動與非洲裔民權運動的良機，但事後的發展卻並非如此。

這可從兩大因素來分析。首先，波格斯夫婦雖積極參與當時非洲裔民權運動，深受民權運動領導者金恩牧師的影響（尤其是他所倡議重建社區的運動目標），但他們對於美國社會之根本矛盾的分析，卻始終牢牢把握著資本主義之經濟規律、階級關係來論述，斷言美國的種族矛盾根源，來自於美國資本主義的特殊歷史與社會背景。因此，他們的運動觀並非是劃地自限的「黑權運動」、「非洲裔群眾分離、自建國家」等運動，也因此波格斯曾力勸當時傾向於分離主義的非洲裔魅力領袖，麥爾坎．X參與美國參議員競選，在既定的美國聯邦體制下來進行抗爭。

其次，也正因為波格斯從未只狹隘地看到非洲裔民眾受壓迫，就無限上綱地認為這就是整個非洲裔民眾只要推翻掉白人種族歧視，非洲裔民眾就可自身解放。波格斯夫婦同時看到除了直接的種族壓迫與歧視外，更深一層的宰制卻是資本主義個人私利至上、商品化的社會關係與價值觀，無時無刻地荼毒、曲扭了被壓迫者的心靈，以至於他們從小就被馴化而毫無批判力，更無自信心來珍惜、發揮自己與生俱來的潛力。

他們從當時的工運經驗裡，痛苦地體會到原來許多工會幹部、眾多的工會勞工們，往往只顧自己一廠或自身產業內的利益而漠不關心其他產業的勞工權益，而越在工會上位者越容易被收編。另一方面，在非洲裔民權方面，雖然當時處於直接抗爭中而出現了許多令人欽佩的非洲裔民權鬥士，但更多的非洲裔青年卻毫不關切整體社會的不公義，所關心僅只是自己個人職場上升遷、買好汽車等狹隘的個人物質利益。

這些令人灰心的客觀現象，直接的癥結顯然是被壓迫者心靈已被曲扭、制約，則解決知道應是所謂的意識形態改造，即政治教育、社會教育等。但波格斯夫婦逐漸體認到，教育本身卻絕非孤立的行動。

簡要的說，被壓迫者的教育應與被壓迫者自身重建新的生活方式結合，以生活即教育（反之亦然），來全盤重新規劃運作。即，被壓迫者的教育絕非是填鴨式的抽象灌輸階級仇恨或左翼教條（教條式理解左翼理念），而是如何在實際生活中體認自己責無旁貸的自我解放、互助團結的責任，如何培力自己被壓迫者自身的實踐能力與批判思考。一旦這教育過程是與重建被壓迫者之新生活結合，那教育完成的一日，也就是新社會能開花茁壯的一日！

波格斯自述說，她以上的理念是來自於美國自由派的教育哲學家杜威（也是大師級的美國實用哲學家，其與托洛茨基有段惺惺相惜的互動過程）之「生活即教育」教育哲學，以及巴西籍的教育哲學家，佛雷勒（Paulo Freire）之被壓迫者教育學的批判意識發展的辯證過程。

在1960年代初期，正當美國民權運動開始高漲過程中，波格斯卻開始發展出她第三階段的路線：如何以被壓迫者的教育為切入點，以重建被壓迫者、被污辱者、被損害者的互助互愛社區為目標，結合教育（人心的改變與實踐能力的發展）與社區重建（新生活方式的落實）。波格斯（以其夫之名發表）於1962年，以其上一階段的工運實踐經驗總結，提出了上述理念的基本芻議，並冠之以「美國革命」；到了1974年，更完整提出這結合被壓迫者教育與重建社區為革命左翼政治路線的論述「20世紀的革命與演進」（Revolution and Evolu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論述至此，波格斯似乎僅表現為一個運動理論者，那她在底特律市實踐過程、內容與成果如何？她上述的政治路線能作為今後左翼運動的重要借鏡與依據嗎？我們應毫無保留地接受嗎？

針對前者的問題，波格斯夫婦本已成立的一個社區培力、教育與溝通協力的平台機制，即波格斯中心（Boggs Center），經過多年來耕耘努力，這中心已成為底特律市碩果僅存的最有活力與創意的社區多元自主發展力量的匯聚點。而此中心，更於去年底特律申告破產而驟然關閉23所公立學校，同時裁掉600多名教師，有7,500名兒童將因此失學時，卻在5名專業教師努力下成立了波格斯學校，招收從幼稚園至小學五年級學童（完全免學費），以實際行動來一步步落實其教育理念與社區重建的願景。

針對後者的質疑，筆者將另文再論述討論（並與台灣經驗作比較），並對波格斯學校現在進行式的發展，提供更深入的介紹。

（圖說）鴿群停在底特律一幅塗鴉前，圖攝於2013年12月3日。（圖文／路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