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士瑩

我收到一個15年前我曾經在飛往東京的飛機上，寫一張明信片給她的老讀者來信，信裡說到這十多年來的蛻變，從做夢的少女，隨著生命階段的成長，變成投入母乳運動跟學校事務的志工，但這回事隔15年再次跟我聯繫，卻是因為目前投入的團體有一些問題，因此再次聯絡我，想聽聽我的看法。

她說這個組織有兩個帳本，一本是檯面上使用的，另一本則記錄「私房錢」。雖然一度有機會將私房錢列入正式的基金帳戶，但因故擱置沒有完成，這位志工屬於知情的核心成員之一，也一直希望能促成這筆款項攤在陽光下，但是組織的資深幹部則希望不要再提起此事，其他人也確實不再追究。

她的問題有四個層面，第一是擔心這是否合法。

第二，她擔心無論合不合法，如果與「財務應該公開透明」的個人理念原則違背，是否就該就此求去？

第三，這個團體的服務對象、還有共事的志工，都帶給她很大的滿足與快樂。如果因為這個原因求去，是否過於潔癖？

第四，因為財務並不歸她管，可以說「我不知道」，然後繼續享受在這個組織工作所帶來的滿足。如果選擇繼續待下來，這樣是錯的嗎？

她更想知道的是，換成是我的話，我會怎麼做。

我會走還是會留？

走的話如果下回到另外一個地方，很可能還會發生類似的問題，那又該怎麼辦？

如果選擇留下來的話，又是根據什麼原則？那條道德的底線在哪裡？

看了這封信，我不由得嘆了一口氣。錢的問題總是讓人很敏感，但有趣的是，經歷在多國經營的私人企業、股票上市公司跟大小型NGO組織後，我發現當人們在面對組織財務的疑慮時，對待NGO組織跟面對私人公司企業的標準，其實是很不一樣的。

如果這位讀者在私人機構遇到這樣的問題，我想我會建議她靜靜地辭職，另覓高就。我身邊就有一個身為律師事務所合夥人的律師朋友，在發現他的老闆進行的房地產勾當可能有問題時，選擇默默地退出，轉到州政府去擔任律師。

「到底是什麼問題，讓你做出那麼大的決定呢？」因為我知道這家律師事務所，幾乎是我這位朋友奉獻了他所有青春歲月的地方。

「因為我不想去坐牢。」他聳聳肩說。「如果可以的話，請你不要追問，那我也就不需要騙你，這樣我們就可以繼續當朋友。」

果然是律師啊！只要他不說謊，我也真的不知道，那麼我們兩人都不會有事。

但若當這樣的事情，發生在一個我們很喜歡的NGO組織時，又該怎麼辦？

老實說，我也曾經面臨過這個困境。

當時我非常困擾，但資深的印度同事，不愧是在一個貪污嚴重的複雜國家披荊斬棘、見過大風大浪的人，他勸我說：

「當然，一個NGO組織的財務清白非常重要。但我們也不可以為了完美的財務，讓我們的直屬老闆或是整個組織，像是被剪斷了翅膀的鳥，無法飛翔。」

「那該怎麼辦呢？」我問。

「我們不妨要求，各個部門的預算，有一個固定比例是劃給直屬老闆個人自由運用，我們要相信他會做出最好的判斷，這個部分我們就從此不過問，一旦用完了也無法再追加。其餘的大部分，則是由我們親手負責，這兩個部分完全獨立、不要有混雜，也不能互相調度。只要我們直接負責、運用的每一塊錢，都能夠掌握得非常清楚，確定每一塊錢都到了最有效的地方，當然就可以繼續問心無愧的努力，把我們喜歡的份內工作做好。」

這個方法，簡單得不可思議，也讓組織上下都可以輕易接受，後來，我們確實也是這麼做了。雖不能說從此一帆風順，但是確實在「沒有任何一個涉案者是壞人」的前提下，解決了一個棘手的問題。

因此，我對於這個志工讀者提出來的問題的四種可能性，會建議這麼看待：

一，組織的行為的確有可能不合法。但是法令一定是合理的嗎？以台灣來說，我確實知道法律規定有不甚合理的地方，比如支出不得低於當年度募款收入的60％（不久之前甚至是70％），這種「必須要把錢照收入比例每年趕快花掉」，而不是「錢應該按照對組織最有利的長期財務規劃，來進行最合理的運用」的法令，是違反常識的，絕對沒有任何一家盈利事業會接受政府這種規定，但在台灣卻沒有任何一個NGO組織，可以不接受這樣的規定。所以不合法，不一定代表做的就是「壞事」。現行法律難道是唯一判斷「對」與「錯」的標準嗎？

二，組織的行為有可能雖然合法，但是我們理念上並不同意。假設我所服務的組織贊助機構式的孤兒院，但我相信家庭式、在原生社區的收養方式，對於孤兒的成長來說遠勝於將孤兒連根把起、送到冰冷的外地收容機構，這就是理念上的分歧。當問題出在「個人理念」跟「組織理念」衝突時，如果在私人機構，大部分的人都會選擇辭職求去，可是在非營利組織，卻有很多人會相信應該要在組織內部進行抗爭，而且要抗爭到底，就算玉石俱焚也在所不惜。為什麼我們的想法會因為組織形態是NGO或是公司，而有所區別？

三，有可能我們堅持對於這件事情的處理，不但無法讓組織更好，萬一強迫組織在不恰當的時間點去處理，有時反而會帶來整體組織的困境。我們因為不在主事者的位置上，容易忽略站在自己的立場上堅持認為「對」的事情，對於組織整體來說，不一定就是好的。如果挑起社會對於非營利組織普遍的懷疑、不信任或惡感，更可能會因此連累那些無辜的NGO組織，立刻面臨募款的困難。如果我們堅持要「揭發真相」，結果因為媒體斷章取義，或是網民瞭解不清，反而造成社會大眾對於真相的普遍誤解，這樣真的值得嗎？

四，無論合法與否，這件事情以職務權責區分來說，並不在我們職掌能夠或是應該關心的範圍。今天如果在一家私人公司，企劃部門的人員，無論產品設計部門遇到什麼問題，應該都不會堅持要越徂代庖去「解決」設計上的問題吧？但是為什麼一個NGO組織的第一線志工，卻會堅持要去「解決」組織的財務部門呢？「因為我是志工、沒有拿錢」這個前提，難道就會自動賦予我們比董事會更大的權利？會不會這是志工本身的一種偏執跟傲慢？

NGO工作者，面臨的並不是非黑即白、大是大非的平面世界，世界只有一個，我們跟其他所有各行各業的人一樣，在一套完整而多彩的光譜上努力找到自己的色調，找到自己的位置，過著立體的生活，所以任何只要有光的地方，旁邊就會有陰影，但陰影並不一定代表黑暗，比較像是化妝時打在鼻梁上的陰影，為了更襯托光明面的魅力而存在。

有時候，陰影也是必要的。

圖片來源：路透

相關閱讀

【NGO忘了做的客戶服務】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134491

【給也想要進入國際NGO工作的人】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120569

【NGO教我的事】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117366

【關注更多新聞請加入立報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TaiwanLihpaoDaily

■曾翔

前一陣子最熱鬧的新聞莫過於遠通電收的相關話題，話說國道電子收費系統其實從2004年取得標案、通過實測，2005年年底就已經建置完成並經高公局查驗通過，至今早約莫十年有餘。但是在那麼長的時間，遠通不但完全沒有準備好，反倒頻頻出包，更因為徐旭東日前在媒體前的發言導致成為輿論的撻伐對象。但是這整件事情到目前為止，似乎就像之前的許多事件一樣，一日拖過一日，人們也就漸漸遺忘了，尤其是反e-tag遊行當天，砂石車撞入總統府的當下，有誰還記得徐旭東的嘴臉呢？

（上圖）公民團體組成反eTag復仇者聯盟，2014年1月25日到交通部及遠通電收抗議，呼籲將國道計程收歸國有。（圖文／中央社）

遠通電收一案有深入探討的必要，不只是從用路人權利的角度來看，筆者也不管遠通電收能不能做到好，即使今天遠通電收能作到當初合約上以及高公局給的要求，都是其次。真正該去看的是在背後的政商結構的運作模式，徐旭東做了哪些事情真的不是重點，儘管徐旭東本人以及他旗下從政府特許而來的企業，在台灣政商結構裡是不得不談的。

舉例來說，筆者曾從友人處得知有機關發了包要整修電腦機房的網路設備，機關編了數十萬的預算，結果估算下來不管怎麼花也頂多耗費預算7成。結果承包商找了其他廠商「協力」，不只整修了網路設備，連空調設備也一起處理，才完全的消化預算，而這消化預算的本事也是十分重要的，若是沒有完全執行，麻煩到編列預算的機關，就會對下次的「合作機會」產生負面影響。

在台灣，政府發包給民間是經濟運作中再真實不過的現實，從一些小規模的工程，小頭家要如何打點公家機關、地方與政界人脈？如何分包或和其他廠商一起圍標工程？又要如何配合機關的要求消耗預算等等，這不是陰謀論或是妄想，而是貨真價實上演的劇碼；而當預算金額越來越多、背後利益牽涉的層級越來越大，就形成一個控制的結構，我們日常生活所見，高鐵、高捷、101、台北轉運站、市府轉運站、遠通電收，以及未來估計不可能不出包的台北雙子星，哪一項不是這個結構的產物？而一直以來又有多少的黑箱、弊案，藏汙納垢於其中？然而在那些新自由派學者的詮釋，卻只空談理想上「私有化後」可能的經濟利益，但是卻忽略了私有化過程中政治的問題、利益的問題，以及更基本的人性的問題，而這些在過程中的因子都大大影響了私有化後的利益分配，少了這些所作的主張不過是在馭虛，而且即便略去這些變數，效率、效用最大化分配到的是資本家，對一般勞動階級又有何幫助？

在這一次的私有化事件中傷害最深的莫過於那947位國道收費員吧，儘管生存權面對直接的嚴酷挑戰，但是他們所得到大眾的關懷反而少之又少。數十年年資瞬間付之流水，當初高公局在規劃電子收費時，告知收費員是以「加發」7個月優離費用處理資遣事宜，但是現在卻只「提供」7個月約23到24萬元的月支報酬優惠退離慰助金及資遣費，另未接受遠通轉置的收費員則另外可獲得補償金，而且並未計入年資的差異，因此許多年資、年紀較長的收費員在轉職有許多困難，卻在金錢上無法獲得充分補償。

在轉職上，在與高公局的約定中，遠通本就有義務協助收費員轉職，但是在遠通未大量出包被關注前，遠通不斷擺爛且刁難欲轉職者，因此成功轉職者不過寥寥可數，直到被媒體瘋狂追打下，高公局現在要求遠通須協助400多位有意願轉職者，在3月1日前媒合至少150人，6月30日前須全數媒合完畢，若半年後未完成則每日罰遠通50萬元。但可笑的是，先前與遠通關於2011年4月15日起計算到2012年6月30日利用率未達65％的2億元罰單，高公局至今從未開出，我們怎麼能相信高公局真有魄力處理這個問題？若遠通將以一招拖字訣拖到期限前，使得收費員自行放棄轉介，高公局這種要求又有何用處呢？

筆者不禁想起某「學者」曾寫下的分析，台灣的集體協商體制是納入卻又排除了（include but exclude）勞工的利益，此時看來，竟是如此真切。（政大勞工所碩士）

▲失業的國道收費員頭綁布條、臉上貼滿標語，表達心聲。（圖文／中央社）

相關閱讀

【基本工資與勞資鬥爭】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122342

【懸崖邊的薪資與僱傭制度】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134078

【動彈不得的基本工資】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131946

【關注更多新聞請加入立報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TaiwanLihpaoDai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