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八月《人間》「無殼蝸牛自力救濟」的報導文學，激盪了一位剛放榜確定要負笈北上的青年，提筆寫一封信希望雜誌社轉交給運動組織，未料成為我第一篇被刊出的讀者投書。四年後進入當初提供運動理論的城鄉所，才輾轉得知當年從全國各地寄來的信件堆積如山無從回起。

　　「住宅是人權不是商品」的口號，使用價值重擊了交換價值，但成功動員媒體而欠缺組織的都市社會運動，注定早熟也早夭，夜宿忠孝東路週年慶的規模便大幅縮水。因外匯管制而起的房市與股市孿生泡沫，景氣循環高點本難長久，在全面實施容積率之前搶建潮製造超額供給終於出籠，政府廣建國宅作為廉價回應又加重賣壓，除了一波逃命大反彈，房價長年趨勢一路破底。直至SARS利空出盡，市場循環用時間消化餘屋，政府土增稅減半、利息補貼、全力抒困建商，搭配捷運初步路網實現通車，和兩岸三通的夢幻刺激，全球原物料高漲的通膨推波助瀾下，達到新泡沫最高點。

　　但這波房價飆漲卻未激發絲毫社會騷動的火苗。黨國威權體制土崩瓦解，三民主義住者有其屋、漲價歸公的理想也煙消雲散，取而代之的是主流經濟學教本「巴黎最後房東」的恐嚇，市場至上成為新的宗教。交換價值凌駕了使用價值。在仲介住宅週邊服務產業文化霸權洗腦下，「成家立業」使住宅自有率居高不下，社會控制枷鎖更加牢不可破，使用價值產生虛胖，「屋奴」成為交換價值下的受害者。

　　八零年代社會運動的浪頭也衝到都市，同年五月《人間》「都市住民運動大反撲」專輯報導，大安國宅居民群起反對吳伯雄市長興建大型體育館的計畫，人間、當代、大自然、天下、遠見、聯合文學等六家雜誌也共同發起「保留台北市的最後之肺-一座完整的七號公園」，市議會也順應民意決議封殺，至黃大洲市長卸任前終於闢建大安森林公園。

　　另一方面，無殼蝸牛運動轉型成崔媽媽租屋服務中心與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的雙核心，學者與運動者也積極倡議並著手協助，九零年代成為社區運動蓬勃發展的黃金年代，市民積極捍衛生活品質的使用價值，而非選擇以交換價值來換屋一走了之。隨後適逢國家建構國族主義的命運共同體，及選票驅力而大幅介入，在九二一震災後，大量組織者更轉入地方培力。

　　就在自主公民社會慢慢茁壯的同時，國家機器軟硬兼施，一手以資源馴化許多社區，對於發展計畫的「絆腳石」也不手軟。政府甚至以十四、十五號公園借刀殺人，一位弱勢居民自殺抗議後，拆遷之夜火攻康樂里，被迫遷四散居民的歸途，不幸如運動者所預言地急速凋零。

　　當前土地價值去神聖性，貪婪也取得正當性，綠地保護等捲土重來的都市社會運動，面臨民粹主義與拜金主義聯手的嚴厲挑戰，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陷入極複雜的纏鬥。

　　二十年前大安國宅居民就知道，大型體育館週邊交通惡化將導致房價下跌，但現在易地改包裝成大巨蛋，卻有少數民眾歡迎。一般人無法區分地價波動的系統風險（宏觀/總體市場）與個別風險（微觀/個案特性）的不同，甚至在官商與媒體惡意混淆下，錯將財團的商業不動產利益，誤以為是住宅市場的利益。這種資訊不對等的落差與區位利益的相異，使社區意識不易產生高度共識。

　　即便替代方案推動者舉證大面積公園綠地旁房價極高，也就是唯有好的使用價值才有高的交換價值，卻要對抗大型開發案帶動地價上漲的過時意識形態，甚至有些人會寄望支持政府儘速開發以便馬上換屋遠走他方，而不願支持需要長期抗戰的替代方案。

　　在發展主義、全體主義的威逼下，別在我家後院的鄰避幽靈也蠢蠢欲動。至於「開發帶動整體或週邊上漲、影響僅有接鄰地區」的惡毒心態，更是社會道德的集體退化。最不正義的是，新莊地方政客就以捷運會帶動地價（交換價值）來動員，鼓動多數踐踏樂生院的少數弱勢人權，民眾也喪失對自身長遠生活品質（使用價值）的想像；緊盯眼前小花的短期利益，卻無視天邊美麗的彩霞。

　　然而交換價值無止盡的逐利動機終將招致反撲，變賣國有地蓋豪宅群將植物園納為後花園輿論譁然，搶快通車的柵湖線「吃緊弄破碗」空歡喜一場，台北每公里花七、八十億元天價蓋捷運來拉抬房價，也將引爆區域不公的糾紛，而尋求就地合法的溫泉區躲得過大自然的制裁嗎。

　　另一方面，容積率移轉大放送的野蠻開發、繳納代金買容積的大門洞開、都市更新獎勵的零碎化、開放空間與停車位獎勵的浮濫，種種只顧私利不顧公益的個別行為，集合起來正是下一波房地產崩盤的起點，但生活環境的崩壞卻由全民共同承擔。十幾年沒再開過的「全國土地會議」，該是重新排上政治議程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