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0日日本國會眾議院大選，民主黨壓倒性大勝，結束自民黨一黨獨大54年長期執政，使日本政局、政體、政治方向與意識形態都將發生巨變。然而，自民黨半個多世紀的「唯美」自閉，使這個地球上的第二大經濟體的國內變天，對國際的影響微乎其微。

觀察家們注意的是：激烈反「唯美」的民主黨，執政之後對美國的態度，以及如何調整美、日新關係──華府方面，尤其是軍方，已經為日本新政府劃出了「不可逾越」的紅線。

民主黨兩大龍頭：前黨魁小澤一郎與現任黨魁鳩山由紀夫，前者是真正的操盤者，必然要穩妥持重，對美立場只是略疏而親華；較年輕並且是超級政治世家出身的鳩山，競選時的「反美」言論，堪稱日本有史以來第一人，大要可分為三方面：日本本身的脫美獨立，美日軍事同盟國際化的止步（反對以海上後援支持伊拉克戰爭），全球金融與經濟上不看好美國。

這三點看似十分「反美」，其實不過是務實而已。自民黨垮台並且未來可能解體，有一部分會被小澤吸收，已然造成日本脫美獨立了。伊拉克戰爭已經結束、美軍撤離已成定局，日本的海上後援自然消失；今後歐巴馬的海外戰爭重點是內陸國阿富汗，輪不到海島國日本的海上後援。經濟與金融問題，美國尚深陷在對中國的龐大債務之中，法國、巴西都趁機落井下石，鳩山的言論其實比這兩國溫和得多。

但國際縱橫上，務實是一回事，姿態、立場與語言符號又是一回事；尤其美國對其友邦向來不輕易放鬆語言符號的「控制」，這本是美國「控制」全球的方式之一。鳩山由紀夫不愧為自民黨創黨黨魁之孫、前自民黨外相之子，勝選一週之後，就在9月7日的日本「地球環境論壇」的演講中，以高妙的立場宣示，表現了另類的「仍然親美」：這位準首相說，他上任之後將實施嚴格的溫室氣體排放標準，在2020年時達到比1990年減少25％的目標。

這不但是歐巴馬兩個多月前頒行的新嚴格減碳政策的日本版，而且美國工業界對歐巴馬的強力反彈，也同樣發生在鳩山演說次日的日本企業界──鳩山在這件相當「左」的重大事務上，表現了大力追隨美國總統新政策的立場；至於歐巴馬本身在這件事上，對於美國主體力量的嚴重磨擦，就盡在不言中了。

進一步分析，看美、中關係的現況與未來發展。經濟與金融方面，是近乎爾虞我詐的互不絕裂而各行其是，美國在拖時間以求走出衰勢，中國在搶時間力求優勢更上層樓。軍事與全球戰略上，也是表面交流、對話而實際互相周慮防範。只有在地球氣候惡化的減碳問題上，為免未來全球同歸於盡，美、中是務實而真誠的謀求合作。鳩山演講宣示的立場，從這一點切入，避開許多複雜糾結，高妙地取得了在美、中之間的平衡。

而全球減碳共識的《京都協議書》，本來就是20年前突破性的國際氣候會議在日本舉行的產物；鳩山在演講中，語帶驕傲的說「這是我們提出的政權公約」，表現了過去日本少見的獨立自主性。

體育活動向來是國族主義的重要標的，總是被施以舉國上下團結、跨越一切分歧的裝扮。然而，若是處於這種意識形態運作核心的運動員「不男不女」，即跨越或打破性別二分法的人，則這種溫情脈脈的氣氛很可能會立刻變得無比肅殺、險惡。

去年4月，前南非國家女足球隊隊長西梅拉內（Eudy Simelane）因為公開自己的女同志性向，在公園內遭受輪暴並殺害。此類企圖透過強暴等暴力行動來「矯正」女同志性向的暴行，在南非屢見不鮮，特別因為西梅拉內取得耀眼的運動成就，更被視為「挑釁」主流性別體制的罪狀。

上個月在柏林的世界錦標賽中獲得女子組8百公尺金牌的南非田徑選手瑟夢雅（Caster Semenye），則因其外表陽剛而被懷疑性別，被要求接受正式的性別檢查，非要驗明她究竟是男是女不可。這種只能接受兩種性別、絕不容忍其他可能的邏輯，正是潛伏在體育溫情背後的底流。儘管瑟夢雅後來在雜誌專訪中以一身豔麗的女裝亮相，稍稍解除了父權的壓力，但隨著國族主義在全球化下不斷極端化、沙文主義化，類似案例恐仍持續上演！

來自南非的年僅18歲的田徑選手瑟夢雅（Caster Semenye），8月19日於柏林的世界錦標賽中獲得女子組8百公尺金牌，南非舉國歡騰。但因為瑟夢雅過去的成績並不出色，近期卻出現不尋常的大幅進步，因此引來相關單位的懷疑，遂仔細檢視瑟夢雅的種種情況，包括要求她接受性別檢查，引來各方抨擊。

此事本是單純的體育規則問題，卻因為扯上性別、國族問題而引發軒然大波。事實上，要求體育選手接受性別檢查並非沒有前例，在奧運等國際賽事中都曾經出現過，因為選手的性別直接關係到其體能狀況，性別檢查的目的就希望是求得選手間立足點的公平。過度敏感的社會學家可能會以此大做文章，說這就是他們所謂「性別乃社會建構」的最佳例證，但從競賽公平的角度，這實在是無可厚非。

當然，這並不抹煞社會上確實存在對於同性戀或跨性別者的歧視與各種暴力犯罪，體育活動當然也不是在真空中進行，因此處理這類事件便應該格外小心謹慎，避免給外界錯誤印象，或對當事人造成傷害。

在經濟史上，這一定被列為最不公平的交易。過去12個月，西方政府採取史無前例的特殊行動，避免全球經濟不景氣。好消息是，這些措施已經奏效；壞消息是，造成這場危機的原因──新金融寡頭政治凌駕於公共政策──幾乎毫無動搖。這種情況不僅不公平，除非進行改革，第二波或更嚴重的潛在危機隨時可能發生。

20國集團（G20）財長日前在倫敦發表的聯合公報，確切地描繪了這種困境，從正面的角度來看，至少採取不同經濟理念、處在不同經濟發展階段，以及不同國家利益的國家，打算在某些重要領域達成共識。

例如，他們往穩步前進、推出龐大的振興經濟方案、希望穩定全球經濟、繼續打擊避稅天堂、增加國際貨幣基金（IMF）的放款能力、增加中國的影響力方面尋求共識。

這些都是好事。但對主要國家的金融體系所發放的巨額紅利和過度投資行為引發的信用緊縮，做了哪些事情？銀行業者利用這個空白開始重操舊業，很難相信12個月前他們過度膨脹的資產負債表，差點導致西方金融體系崩潰。

在西方經濟史上，這波金融危機足與1929年的經濟大蕭條相提並論，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美國華爾街股市的崩盤擴散到其他國家，去年秋天各國金融業逐漸瓦解，各國的信用緊縮導致國內生產毛額（GDP）減少7％至9％，由於這些現象是同時發生，可能引發全球不景氣。為了避免為惡化，西方政府增加公共支出5兆美元，大幅調降利率，挹注數兆美元的資金於金融體系。

如今隨著全球經濟穩定，國際貨幣基金調高明年全球經濟成長預估，保守派的聲音開始呼籲所謂的退場策略──凍結振興經濟方案，開始收回資金，讓民間部門恢復主要角色，避免通膨危機。不過，G20會議的東道主英國首相布朗對與會的各國財長和央行官員指出，全球經濟進入穩定才不過幾個月的時間，還有一段漫長的路要走，現在就要停止振興經濟計畫有點可笑。布朗說得很對。

布朗說得很對，是因為他為政府積極主義（government activism）找到理由。當民間經濟活動和借款萎縮，政府必須增加公共支出來填補。在爆發嚴重金經濟危機後，政府可以增加支出和負債，金融體系亦是如此，因此，政府必須徹底改革西方金融的整個結構──紅利、信評機構、資本適足率、銀行大到不能倒、海外避稅天堂、衍生性商品的角色。

就此而言，G20日前發布的聯合公報簡單到令人失望，歐洲和美國幾乎沒有共同點，英國則夾在中間，裡外不是人；G20基本上沒有做什麼，即便有做，也幾乎感覺不到。

例如，就發放主管巨額紅利而言，與會國家的共識在於，若銀行由獲利變成虧損，銀行就得要回這些紅利，公布領高薪者的名單。但對於主管薪資未訂出上限，也未將保障紅利視為違法，制定紅利的過程也不夠透明，

與會各國首長對此議題的辯論相當激烈。中間偏右的歐洲政治人物──法國總統沙柯吉和財長拉加德、瑞典總理芮恩費德特、德國的基民黨等──認為，西方政府必須挑戰行之有年的銀行紅利文化，金融體系透過政府干預來維繫生存的做法令人不滿，金融體系應透過營運基效來發放薪水和紅利，而非拿納稅人的錢。他們說得很對。法國就規定主管薪資上限，將保證紅利視為違法。

相反的，中間偏左的英國和美國自由派政治人物卻為這種紅利文化辯護。紅利文化是倫敦和紐約金融圈的重要支柱，金融業人士都覺得，無論經濟狀況如何或公司是否獲利，他們應該得到這些津貼。以美國為例，美林去年大虧270億美元，有7百名員工卻分別領到超過1百萬美元的紅利。美國國際集團（AIG）的金融產品部門去年虧損405億美元，部門員工卻合計領到2.2億美元紅利。英國銀行業也有保障紅利這種不合理的現象。

我們知道這是一場騙局。金融時報記者泰特觀察到，與1980年代美國的儲貸危機相比，在這場金融危機中，沒有多少金融業人士遭到逮捕。泰特的觀察是對的。美國和英國政府根本沒有採取行動，相反的，他們還聲稱對紅利文化採取行動是不切實際。

長期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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