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勞動節開幕、為期半年的上海本屆世界博覽會，第一個重大的意義，是近似1851年首屆主辦城市倫敦，居於當下世界經貿與金融「龍頭」的地位。

而這個地位在10年前規劃此會時，並未預料到最近兩三年全球經貿金融跡近崩潰、反襯出中國獨力支撐的地位；也就是當初規劃世博的出發點，仍是如同奧運或最近若干年日本與德國的世博會一樣，是國家形象目的的國際公關手段。把經貿與國際公關聯繫在一起的模式，則是西方中產階級資本主義文明的特色；在19世紀末法國建艾菲爾鐵塔並大展印象派繪畫的巴黎世博會上，因為這兩者的科技突破與文藝表現，而達到巔峰。

假如說首屆倫敦世博會是在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保守封建氛圍之下；而巴黎世博會的印象派與羅丹塑雕，充分展現了近代西方中產階級在掌握經貿之後的文化創意驕傲；則在這兩次世博「龍頭」之後的今日中國上海世博會，可供世人咀嚼之處還算不少。

以維多利亞式保守與艾菲爾鐵塔式中產階級自豪恣意創新的二分法來看，今天中國在改革開放20年後的轉型社會，大致也處於這兩種社會形態與價值觀念的交替之中。在這個複雜而充滿變數的時代背景之下，上海世博會令人目不暇給群芳競豔的商品展覽與文化展示，中國究竟應該爭取什麼樣的國際形象──其定性效果可能超過北京奧運10倍以上──就是一個值得咀嚼深思的問題。前提上的難處是：在今天主要仍為學習模仿西方當代文明而進行現代化的中國，尚不具備當年維多利亞倫敦或艾菲爾巴黎、引領全球風騷的真實國力與當代文化內涵。

以上這些思維反芻之後，再來看上海世博會中國館的主題：中華傳統文化的回溯追尋，便可覺悟，這其實是一個無可奈何、不得不耳，卻又可以拍案稱奇的決定。自首屆倫敦世博會以來的歷屆，都完全標榜追求現代與未來，而本屆上海世博會，可說是破天荒第一回追尋在地主辦國的「過去」。

這不僅因為中國在現代與未來這兩個時代趨勢上，總體國力（尤其是文化創意的國際魅力）尚未達到如當年倫敦、巴黎的國際影響力地位；同時更因為中國本身當下、正處於傳統文化開始大規模重新整理的時刻；它同時具有自鴉片戰爭受西方近代文明挑戰的沉淪、「五四」與大革命以來的崩潰、「文革」的自我摧殘，三大歷史洪流後的更新與重建。這個復興大趨勢之中，三國熱、莊子熱、電影《孔子》的蹣跚、及全球大辦「孔子學院」的急功並不切利……都只能算是初步的試探。

「中華」之所以為「中」為「華」，第一個前提基礎要素，是要有環視宇內的胸懷、器度與眼界。從這些基礎因素去回溯世界史，倫敦與巴黎兩次世博會，其實不過是近代西方的急功切利而已。聯合國的世界遺產名錄中，可以輕易找到晚至17世紀初的印度，還有因為南方絲路貿易而繁榮超過當時倫敦、巴黎的城市，而今已成廢墟古跡。

在近代西方文明東侵劫掠的3、4百年之後，中國有幸尚保存大量未淪為廢墟的傳統文化遺產，在今天上海世博會中國館主題的提醒之下，供全球炎黃子孫共同回憶咀嚼創新，而真正切實地現代化。

左看

台灣之光照出台灣錯亂

台東菜販陳樹菊行善多年，數年前經媒體報導而爆紅，如今更紅到國外去，受到《富比士》、《時代》等雜誌評選頒獎，又再紅回國內，受到政商名流一致讚譽。然而，陳氏善行的本質乃是中下階級之間的互助，其善行的大背景，恰恰是這些與陳氏一同獲獎的政商名流們一手製造出來的階級不公。

細看陳氏所援助的對象，乃至於陳氏自己的成長經歷，皆點出了基層教育與社福資源長期不足，是以需要中下階級自力救濟。

這些問題，對陳氏讚譽有加的政府官員其實是負有責任的，如今卻只一個勁地表現對陳氏的禮遇，完全不見任何檢討與反省。

與陳氏一同獲獎的王振堂更是極端的對比。賣菜的陳氏，因為在美國多留一天就要多花政府一天的錢而過意不去，但賣電腦的王振堂所在的電子產業歷來享盡各式補貼，有論者計算宏碁企業的有效稅率可能低於3％，比一般工薪階級還低，如今雖已壯大為全球知名企業，但近年來不斷削減台灣雇用人數，日前產創條例修法時還叫嚷著要求租稅優惠，延續不公的稅制。將這兩者放在同一頂「台灣之光」大帽之下，真是錯亂至極。

李亮／文字工作者

──────────────────────────────────────────────────────────────────────

右看

道德教育之星光大道

厭倦了媒體上充斥的羶色腥、聳動暴力、政治口水，近日的陳樹菊形象令台灣民眾眼睛為之一亮，舉國上下奉為台灣之光。但此一現象，與其說是民眾長久以來的善念在媒體上終於得到抒發，不如說是星光大道的戲碼從文藝版搬到了社會版。

一個自小貧困的台東菜販，竟然因為多年堅持行善而受到美國《富比士》、《時代》雜誌評選為慈善英雄，與歐巴馬、賈伯斯、王振堂等名流一同獲獎，還受到總統鼓勵赴美領獎，此種平民出身、英雄表現的戲碼，正是許多美式電影激動人心的典型形象，如今竟在真實世界中上演，或者說是在充滿人倫悲劇、慘無人道命案的社會版版面（與頻道）上演，怎不令人感動？

類似陳樹菊的例子，在台灣應仍有許多，但一般政府的獎勵與表揚都太過制式化，根本沒有挖掘出其中「平民英雄」的故事性，是以表揚的效果極為有限，社會道德教育的效果遠遠不及媒體的短線操作。如今的時代，要進行道德教化也需要講究方法。如果內政部官員能夠仔細研究陳樹菊的案例，再結合新聞、文創單位的努力，或可開發出更有成效的模式，導正天下人心。

王放／政治評論員

節譯■葉興台

根據英國衛報的一篇評論，在有關希臘金融危機和歐元風險的談話中，經常一再重覆的就是，在歐洲形成政治聯盟之前，加入歐洲貨幣聯盟是錯誤之舉。一般說來，這是經濟學家的觀點，反應對歐盟的根本誤解：歐盟是個政治聯盟，這是德國發現自己與希臘、西班牙和葡萄牙切不開的原因。歐盟所缺乏的是日常的政治管理機制，甚至是代表多數會員國的少量政治意志。此外，歐盟目前的政治領導人可能是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弱的世代，歐盟也因此受苦。

希臘曾發生血腥的內戰，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還遭軸心國暴力占領，戰後又歷經漫長的不穩定，更在1967年遭軍事獨裁統治，7年後軍事獨裁政權垮台，並在1981年加入歐盟，成為第10個會員國，因此，希臘並無持續的政治穩定或經濟管理經驗。

然而，在冷戰最高峰時期，希臘所處的地理位置對權力平衡至關緊要，為了確保這點，一方面，不能讓該國受到誘惑而加入蘇聯陣營，另一方面，在1974年塞浦路斯戰爭後，該國也未與土耳其爆發衝突，外界認為，權宜之計似乎是儘快讓該國進入西方的懷抱。

為了達此目的，希臘的政治和經濟改革倉促完成，並被授予歐盟會員國的資格，其實希臘根本還沒有做好準備。換句話說，政治考量凌駕一切，就一個政治聯盟而言，這是適當的作法。

西班牙和葡萄牙與希臘的情況相當類似，兩國在經過多年的軍事獨裁後，基於政治目的必要於1986年同時加入歐盟，但也是在兩國完成經濟重整之前。毫無疑外的是，兩國也發現很難管理金融危機，作為歐元區會員國，也讓兩國沒有操作貨幣的空間。

儘管這3個國家有相同的背景，對所有歐盟會員國卻有政治的必要：歐盟6個原始會員國當初是基於政治理由結合，新會員國的加入多半也是基於政治考量。毫無疑問的是，這個逐漸擴大的聯盟也因為貿易和經濟利益而吸引更多國家加入，但要獲得貿易和經濟利益，前提是得接受歐盟的政治架構，這是歐盟成立文件「羅馬條約」前言的一段──在歐盟人民中形成史上最緊密聯盟──的真正意涵。

多年來，羅馬條約的優點在於，未具體說明如何達成最緊密聯盟，反而讓每個世代了解其必要性，然而為達此目標，歐盟的6個原始會員國代替其他會員國承擔了政治意志，並在必要時承擔政治領導責任，但過去幾年，這兩個承擔遭到徹底破壞，尤其是在當前的歐元危機中，兩個主角德國和希臘根本沒有展現政治意志。

希臘除了坦承過去幾年的國家帳務有問題，特別是加入歐元區之前，該國所持的立場一直是，期待歐盟團結條款可以解決該國當前的危機，但歐盟其他會員國則希望，在提供鉅額貸款前，希臘應承諾他們可以信賴的改革，這形同對希臘的侮辱。

另一方面，德國在希臘危機中龜縮了起來，宛似歐元區與它毫無關係，德國總理梅克爾似乎人間蒸發。要德國納稅人幫忙解決希臘納稅人的負債，德國納稅人的處境說實在的令人同情，然而德國對此事的討論只侷限在媒體，加上反對派搧風點火，德國政府，尤其是梅克爾只有在被逼急時，才會出來說一下話，沒有認真在動腦筋拯救希臘，歐盟僅透過談話來拉抬歐元，根本沒有採取行動，立即紓困負債國家。

歐元區國家這種起自今年1月起的相互毀滅行為令人感嘆，現在已經來到5月，目前拯救希臘幾乎沒有任何進展（譯按：歐盟和國際貨幣基金已在5月2日同意紓困希臘3年1,100億歐元），僅見到市場對歐元的信賴感持續崩跌，這是對所謂歐洲領導人的控訴：他們讓交到他們手中的大廈被摧毀，這棟曾經為歐洲帶來逾60年繁榮和和平的大廈，他們既有不該做而做的事，也有該做而不做的事。如果此一過程持續下去，經濟失序轉變為災難，政治餘波將非常恐怖。

歡迎對立報的任何批評指教。請由立報首頁點選「討論區」，或點選 討論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