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這其實是假象。因為，整個話題的關鍵在於商業宣傳，觀眾只是被媒體操弄的對象。

整個事件，起於娛樂產業的脫困策略。台式偶像劇已經陷入騎虎難下的困境，觀眾不滿意的老套劇情，是冰山一角，它是製作環境惡化的結果，而不是原因。但是，要靠俊男美女、華麗布景來補足劇本的貧弱，對於娛樂產品經營者而言，實際的問題在於：高額製作成本要如何回收？要用廣告營收、周邊商品來打平支出，非要有高收視率不可；以台灣的人口數來計算，只有全民收視的節目，才能讓製作單位獲利。不過，現代人的娛樂品味早已多樣化，這是個誰也不理誰的時代，「全民風靡」是現代神話。

應變思維之一，是開發適合特定觀眾群的節目，專業術語叫客製化、利基性的產品，在國外，它是鎖定有消費潛力的客戶，例如中產菁英，這類觀眾甚至願意付費來觀賞優質節目，本地熟悉的西方紀錄片、戲劇節目，是其中的類型。但是，這個概念橫向移植到台灣時，卻沒有比較成功的範例，本地的偶像劇、鄉土劇，其實是商業操作失誤下的產物。

應變思維之二，則是走出台灣，向更廣大的華語文觀眾進軍，以龐大的收視人口作為後盾，它的基本思維是：即使是低收視率，放進一個華語世界，都會有可觀的收視人數。所謂的華語市場，當然是指對岸。

有這類潛力的議題並不好找，本地近年表現不差的類型，包括《海角七號》、眷村，歷來的操作經驗都不理想，有的是題材跨不出台灣，有的則是成品接受度不高；許多將早年台灣熱賣戲劇節目，移植到中國的嘗試，成果甚至不如預期。

本地媒體不斷吹捧台灣在文化經驗上的可貴、優越之處，但是，在文化創意、戲劇上的驗證，卻是相去甚遠。台灣至今沒有堪與韓劇、日劇相比的戲劇產品，電視頻道甚至到了「沒有韓劇就開天窗」的程度。

這也是此次「小三」話題的背景。戲劇產品，正在尋找一個能夠跨越不同地域、文化範圍的議題。台灣於是成了練兵場所。操練的項目不只是題材，還有網路加上報紙的整合式行銷。然而，從事後的角度來看，行銷的操作能力，遠比外遇出軌題材要來得成功。

「小三」之所以受到矚目，是網路加上平面媒體的操作結果，這是主流媒體為了因應網友自發性宣傳《海角七號》，把平面媒體晾在旁邊的經驗，而發展出的應對策略。主流媒體的焦慮，在後來的幾次戲劇節目宣傳中，都可以看到。兩者的差異在於，網友的真實感動，通常來自於劇情細節，而不是劇情概念；人為的操作，基於行銷技術的教誨，斧鑿痕跡較多，通常會聚焦在演員，甚至是概念性議題，例如，「台灣的情感出軌現象」，以便拉長話題的壽命。

嚴格說來，這次的「小三」，不是社會議題，也不是文化現象，而是商業、行銷議題。這是一次不算失敗的劇本創作類型，以及戲劇行銷的嘗試，只不過，實際的效應稍微溢出原先的設想。劇本概念在行銷操作下，被侷限在台灣特色，而不是原先想的跨地域特性，這並非原始概念欠缺潛力，而是主事者為了搶下台灣這個戲劇市場的灘頭堡，被迫走回傳統的台式戲劇概念類型。

這是戲劇、媒體產業的警訊。打贏一場戰役，輸了整場戰爭。僅僅只有平面媒體，證明了他們在網路時代，仍未被網路淘汰。

現行所稱「責任制」之法律依據為勞基法第84條之一，其中列出3類工作可以不受勞基法原本的工時限制，得由勞雇雙方另行約定。但該法條所列的3個類別相當寬泛，後又經勞委會不斷公告擴增至38個行業職類，大開勞基法的後門，同時，關於勞雇雙方另行約定之內容的標準與規範也相當寬泛且不確定，實際上形同放任資方予取予求。此一上位的大漏洞不除，僅修改枝節規定，資方勢必換湯不換藥。

更糟的是，在勞委會公告的38個工作職類之外，目前雇主逕自認定工作為「責任制」、要求員工加班而不給加班費的情況，已成為台灣各行各業的職場常態，上班族中能領到法定加班費者早已是稀有動物。如果連明文規定的8小時工時都無法確實執行，在任何法條上作再多文章，又有何用？
李亮／文字工作者

日前由於在保全業、電子業等行業裡爆發了多起疑似「過勞死」的案件，案件中的勞工處於責任制的工作型態中，使得行之有年的責任制突然成為爭議焦點。為此，台北市勞工局打算修改多個行業的最高工時規定，將保全、司機、資訊工程師等工作的工時由原本的312小時縮短為260小時。面對過勞死慘劇，勞政單位的反應確實立意良善，然而僅從法令的枝節下手，恐怕無濟於事。

一些社會學者認為勞工之所以過勞，無非是為了餬口而不得不接受雇主的無理要求。然而，歷來過勞案件中的勞工絕少屬於貧困至極者，並非「退此一步、即無去處」。另一方面，雇主與大眾往往將此一問題歸咎於勞工個人的心理或生理問題，則忽略了這些勞工之所以將自己的工作看得如此重要，其實是一種集體的工作文化使然，這種文化將工作或者經濟利益看得高於一切，進而扼殺了所有反思工作與生活意義的空間。

關於工作這件事，我們的教育從來只談增強能力、找到合適工作的問題，就連勞政單位也只會計較勞工權利的枝節規定，都無助於改變、甚至是強化了工作與經濟至上的文化。
王放／政治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