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個錯覺。錯覺的關鍵，不在於「台灣有沒有文化特性」、「夠不夠優秀」，而是，我們自負於自己是最特殊、最優秀的候選人。

從歷史經驗來看，這類「文化優越性」的風潮，並非今日創始，它早有前例。1960年代的報紙，就有大量的「歸國華僑讚譽台灣硬體建設」、「盛讚台灣民情純樸」，甚至有西方人將本地視為「保存中華文化的最後聖地」。與今日各界塑造的「日人哈台風」、「台灣是中國大陸菁英的文化鄉愁歸屬地」相比較，儘管已經有50年的差距，在情緒反應的結構上，卻幾乎沒有差異，也沒有太新的東西。

這些來自於西方、台灣以外的訊息，有一定的真實性，並不是全然虛構、場面話。但是，當我們欣然享受這些來自於外人的讚譽時，似乎得了歷史失憶症，以為這是盤古開天闢地頭一遭，甚至誤以為這是值得繼續發揚的優點。我們沒有意識到，「驚豔」可能來自於高反差；意外驚喜，往往來自於眼見為憑所澄清的誤解。50年前的西方人帶著某種對於東方文化的想像、華僑懷著抱著不高的期待來到這片土地，卻有著全然不同的印象，是「讚譽」的源頭。

我們很少探究，為什麼經過50年後，在號稱全球化的現代，外人來到台灣時，還會呈現意外驚喜、高反差的認知，而把這種情緒反應視為理所當然。

更值得注意的是，被提及的本地文化特性，包括禮貌、自制等，放到全球的脈絡下，本身並沒有太特殊之處，新加坡、日本，甚至歐洲國家都有類似的例子，俯拾皆是。我們將這些特性放大，把它處理成為「世界獨有的文化特質」，其實是有意識的把眼界窄化，以致於我們只看到自己，甚至越來越有自戀的傾向。

更值得注意的是，我們在這個過程中，逐漸失去自省的能力。外人對於本地毫不保留的讚譽，對比於本地人吝於面對外人的長處，已經凸顯出本地文化的侷限性。我們沒有意識到，「主動讚賞他人的優點」、「承認自身所不足之處」，本身就需要有一定的文化素養。東方文化當中，向來有這類「謙虛自抑」的成分，不過，本地沾沾自喜於外人的肯定時，卻忽略了「肯定他人」，本身需要有一定的反省能力、寬容度。

如果我們將台灣地區詮釋外人目光的方式、解讀角度，視為一種個人活動模式，那麼，近50年內的台灣特色，其實有急於長大、急著獲得自信心的青少年，在追求外人肯定時的心理需求。那是一種自信心、自我形象尚待建立時，內心焦慮的投射。嚴格說來，近50年的進展，其實像是一段青少年成長故事，成長過程，難免有自負的時刻，但是，自負與自大、自信與自戀，往往只有一線之隔。

台灣本地的文化特色，正走在狹路上，當我們的眼光只看到本地，而無視於他人時，是文化危機的開端。

此一發展政策充滿中國經驗色彩。然而，眾多研究早已指出，中國經驗有賴於各種條件的配合，除了容易移植的官方政策之外，諸如：中國特有的中央地方關係；龐大的國有企業部門；完整的工業與農業基礎；充沛而優質的農村勞動力；高壓統治的貫徹等等，皆難以複製。空有基礎建設，實在難以帶動全面的發展。

另外，目前發展中國家一面破壞本國環境與勞工權利，流血出口賺取外匯，一面又將資金匯往歐美金融市場投資投機的模式已經遭遇重大挑戰，此一「全球失衡」的本質，正是全面性的生產過剩。但大興基礎建設的政策，卻將推動發展中國家的產能進一步擴大，進而可能惡化當前的失衡。

中國經濟是在政治高壓、勞工困苦與環境危機中取得的悲劇性成功，無視各種條件而企圖複製此一經驗，則恐怕難免於鬧劇式的失敗。
李亮／文字工作者

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兼副總裁林毅夫，日前於《世界政策期刊》春季號發表了一篇訪談錄，提出了「超越凱因斯」的政策方向，引人注目。林毅夫在文中正確地指出，凱因斯當時所使用的「挖洞創造有效需求」比喻，顯示凱因斯並未仔細分析甚麼樣的計畫內容才有助於發展。林毅夫則以中國經驗指出，基礎建設不失為帶動全面發展的主要引擎，尤其發展中國家仍有大量的基礎建設需求，應該引進先進國家資本，透過市場機制投資於此。

值得注意的是，從世界銀行的政策角度來說，此一構想可謂是種「復興」。自從1970年代，大量投資於基礎建設的發展政策遭遇瓶頸以來，林毅夫重新提倡基礎建設，除了反映其中國經驗背景之外，其實也是發展學界思潮另一次鐘擺變化的象徵。

然而，世界銀行過去的成績其實毀譽參半，諸如援助計畫工程由已開發國家廠商承包的綁標式援助、苛刻的貸款條件等等問題，並未被徹底檢討。林毅夫所提的新概念，會不會只是新瓶裝舊酒？或甚至只是替中國或其他新興大國介入此類工程商機做掩護？仍有待檢驗。
王放／政治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