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將財經界人士的這類休閒活動，或顯或隱的用「企業高層的文化涵養」方式來加以詮釋。似乎這是台灣企業的某種新文化現象，媒體以「發現新大陸」的態度，將這種現象處理得像是另一種造神運動。

這其實是大驚小怪，反映了媒體與企業界的心虛。他們對休閒領域的自我形象，還停留在刻板印象中，所以才會用另一種刻板的方式，來重新塑造這個領域的形象。

首先，本地企業界人士的休閒方式，大約在20餘年前就已經開始轉向。傳統印象中，企業界高層動輒在杯觥交錯的場合飲宴，或是假日揪伴打高爾夫球的狀態，早已不是業界的主流。取而代之的是知性、耗費體力的休閒活動，例如集體禪修、論道、開讀書會、登山野營，甚至是被視為阿宅象徵的電腦、音響DIY，在人數上開始多了起來。媒體描述的「氣質型」休閒現象，並非始於近年，而是早已有長遠歷史，只是從來都未被主流媒體貼上標籤而已。

其次，這種現象並不是僅限於企業高層、領導人，而是普遍的產業現象。登山、玩樂團等活動，並不是只有高層的專利。只要稍微注意一下，許多中階、基層員工，也有相同的嗜好，只不過，在財經媒體的刻板描述裡，員工在下班後似乎只能忙著培養第二專長、終身學習，以致於這類休閒活動，往往跟高階主管連在一起，變成菁英氣質的象徵。

媒體，甚至企業高層，對於休閒的描述方式，是要把它導向菁英文化的象徵意涵。但是，它其實不是菁英文化的象徵，而是經營文化的象徵。企業高層的休閒方式，反應兩個層面：整體企業經營的環境，以及大的文化環境。

台灣的整體經營環境，從1980年代就有劇烈的轉變，那種緊盯著日本、美國的特定客戶，然後靠著固定的代工訂單就能創造業績的時代，早已成為過去式。企業主不能只靠著杯觥交錯來拉訂單、鞏固客戶、獲取經營方向的資訊，他必須有更多在知識上的判斷，這是飲宴交際逐漸淡出休閒活動的背景。知性活動，開始從上班時間，滲透進企業高層的休閒活動中。這樣的轉變其實無關文化水準，而純粹是經營環境的改變。

從大環境來看，所謂的「文雅」休閒活動，其實是來自於近40年的社會運動薰陶。從1970年代的鄉土文學、保釣、民歌，一直到1990年代學生運動，都對同時代的青年人產生影響，即使是旁觀者，身上都會留下一個時代潮流的影響。這些影響，會一直持續到他們進入職場，成為中高階主管，甚至晉身為企業創辦人。台灣的社會對這種影響，往往視而不見，總以為政治運動只改變了政治、環保運動只改變了環境，也只有那些積極參與者，才能感受到大時代的脈動。反而忘了，那些參與度較有保留，甚至是旁觀者的狀態。許多科技業者的成長經歷，其實都與台灣在1970年代經歷有關。只要將企業高層的傳記當中，對於他們求學時代的描述，放回到當年的歷史氛圍中，就可以感受到其中的微妙之處。

所以，我們誤以為企業高層愛好大自然是某種個人特質，而忽略了社會運動、環保運動對於一個人的影響。菁英也是人，他以為自己在引領、實踐某種風潮，其實，他所想要領導的那個環境，才是影響他自己的來源。

法國富豪對於願意加稅的理由自己陳述得非常清楚：「公共財政赤字及公共債務增加，使法國、歐洲的前景不被看好……我們貢獻一些似乎是必要的。」信中更表明，加稅應是暫時性的，也不應太過嚴厲，否則富人就會選擇外移避稅。很清楚，法國富豪的目的是維護讓他們持續受益的（在此是以主權信評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金融秩序。

事實上，巴菲特呼籲加稅的著眼點，也與國債問題對金融經濟秩序的衝擊有關，他在紀錄片《巴菲特報告》中關於「節儉」、「揮霍」的說法，也是IMF在全球推行緊縮政策時慣用的道德修辭。至於他或比爾蓋茲等人開口閉口對於自由競爭、社會流動的美國夢，不正是新自由主義乃至資本主義最典型的意識形態嗎？
李亮／文字工作者

巴菲特繼2008年與比爾蓋茲等人公開表態支持對富人加稅之後，因應當前的國債問題，8月上旬又在報上撰文呼籲政府不要過度保護富人，應該對像他這樣的超級富人加稅。與此遙相呼應，法國16位富豪於8月下旬亦響應法國總統共體時艱的號召，聯署發表公開信，表示願意加稅，為當前的國債問題做出「特別貢獻」。若以此對照台灣富豪的所作所為，著實令人感嘆。

台灣目前的國債問題亦十分嚴重，債務比例已達GDP的39％，更別提嚴重的稅制不公，已經引起諸多民怨。但是台灣的富豪從來無動於衷，2008年甚至與巴菲特反其道而行，聯合匿名出資製作了減稅救經濟的廣告，彷彿多年來的政策優惠、補助還不夠似的，日後也成功地實現了調降遺產稅等目的。對於台灣的富豪而言，似乎經濟不平等所可能衍生的種種社會問題都與其無關，因為他們動不動就能搬出資本外移的伎倆來威脅政府與民眾。

過去黨外人士批評國民黨權貴與財團有「牙刷主義」，諷刺他們掏空台灣之後，有事帶上一把牙刷就可以離開。如今「牙刷主義」這名詞不再使用了，這現象卻愈演愈烈。
王放／政治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