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這應該是公部門少數具有產業思維的想法。可惜的是，所謂的產業思維，還是陳腔濫調，不敢把教育跟產業政策連結在一起，既然連結了，卻又遮遮掩掩、猶抱琵琶半遮面。

台灣高等教育的供需失衡狀況，由來已久。歷來的批評，總是見樹不見林的把矛頭指向大學校系設立的浮濫，似乎只要在人數供給有所控管，就可以降低博碩士滿街跑、素質低迷的現象。但是，只談供給面卻不談需求面，也就是忽略了產業因素：台灣的產業沒有升級，所以不需要博碩士等人才，以致於高學歷人士的「畢業即失業」現象俯拾皆是。

政府、名流不敢觸碰產業升級的敏感話題。並非對此議題全然缺乏認知，而是不敢得罪始作俑者。媒體、業界名人開口閉口就是「微笑曲線」、「價值鏈提升」等漂亮術語，彷彿台灣真的走向一個以知識、研發、專業為主的產業結構。這等風光，只要把博士失業跟業界現實加以對照，資本家的菁英光環就立刻黯淡。

因此，從這個脈絡來看，國科會所宣布的作法，其實是有那麼一點產業政策的思維。可惜的是，這種產業思維，還是停留在舊經驗。

台灣上一波有這樣的產業運作經驗，首推科學園區、半導體產業。當年，李國鼎等人在規劃台灣的半導體產業時，就是以國科會、交通部為主要的推動單位。國科會主管科研、學術，卻介入產業實務，其背景在於，台灣既有的經濟部、工業局等單位，在思維、經驗不足以承擔這樣的「新」作法。說白了，就是「新政策不想讓既有組織來推動」。

台灣的半導體產業、科學園區的政策推動，還算是成功，起碼是孫運璿、李國鼎等人在生技、國防、汽車等「新興產業」中，成績唯一拿得出來的產業領域。要說這是台灣科技官僚的經典之作，恐怕有些過譽；倒是，科學園區、半導體產業，直到近年才真正移交給相關業管單位的狀況，反映了台灣產業政策的困境。這樣的經驗，在教育議題上，是明顯的。

產業界喜好對教育發表意見，只要看財經雜誌年度性的慣性題材：「業界需要的人才類型」，就可以看到業界對於人才與業界需求脫節的議論。教育彷彿是傳統社會下的小媳婦，只有被動配合、被指責的份，卻沒有人去追究，根源其實在台灣產業界的升級速度不夠。

從這個角度來看，國科會雖然罕見的在公部門當中，具備了一點產業思維的樣子，可惜的是，他們所思所想，還停留在40年前，半導體產業、科學園區萌芽時的狀態。因為，即使要追究公部門的責任，關鍵不在學術、教育主管單位，而是在產業政策的主管單位。

這種狀態，反映了台灣公部門組織的混亂。1950年之後，台灣在接受美援過程，重大的政策規劃、執行，幾乎以美方為依歸。1949年之前，在中國初具的政府組織制度，到了台灣變成疊床架屋的雜湊，只要稍微回顧經建會等單位，從美援體制下的機構逐步「升級」、轉型的過程，就可以看到混亂的程度，歷經50餘年，仍未調整完畢。

因此，國科會針對教育議題，跳出來承擔某種的產業政策作為，從歷史脈絡來看，並不意外，卻讓人感到惋惜。

一般而言，自由貿易協定在兩個發展程度相近的國家之間能夠帶來較多利益，但對原本經濟發展情況較差的國家則會造成不小的傷害。以1994年進入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的墨西哥為例，儘管投資、出口數字皆有所增加，民眾的實際生活卻並未隨之提升，反而出現工資下降、貧困人口增加、跨國公司破壞環境等惡果。歐巴馬在上任之前也對上述現象批評有加，但如今的美韓、美哥與美巴FTA，在實質內容上卻仍與NAFTA皆相當接近。此種發展模式完全稱不上進步，充其量只是將更多地區更深地捲入以美國為中心的資本主義全球體系，重複著當年歐洲帝國對美洲以及全球的控制關係。

再者，美國為了緩解其危機而加強推動自由貿易，但現行模式的自由貿易所造成的貧富不均、產能過剩、消費不足等問題，其實正是當前資本主義的危機原因之一，說明新大陸早已陳舊，找不到新出路。
李亮／文字工作者

歷經長期的談判與波折，美國國會終於在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周年紀念日當天（10月12日），通過了與南韓、哥倫比亞與巴拿馬等三國的自由貿易協定。就美國來說，這確實是類似於哥倫布探險的重大決定。

美國過去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的對象，除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之外，多半都是一些在經貿上無足輕重的小國，原因有三：第一，美國國內市場廣大，但相對於此，其他任何單一國家的市場皆非美國企業不可或缺；第二，長期作為世界市場的美國，自由化程度本就很高，其他國家與美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的實益不大；第三，自由貿易協定具有高度政治性，在過去的地緣政治環境中，大部分情況下美國皆牢牢佔據霸主地位，遂無動機簽定此類協定。

物換星移，如今美國國勢已大不如前，這三項自由貿易協定，以及正在談判中的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TPP），標誌著美國的經貿政策已不得不轉向積極進取，一方面要促進出口，另一方面也要藉由自由貿易協定來重振政治影響力。

至於台灣，似乎並不在美國需要爭取的目標地圖上。
王放／政治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