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對於台灣的產業而言，不是終南捷徑，而是東施效顰。台灣急著向南韓採取的產業模式看齊，卻完全忘了，我們可能沒有那樣的體質。

台灣對於DRAM、LCD的「2D產業」，向來頗有興趣。因為，這兩個產業對於產官學界都是慘痛的回憶，對於業內人士而言，台灣太晚發展資本密集、大型的產業，才有今日的下場。

記憶體產業是台灣的痛腳。將近40年前，第一代的日本記憶體拓荒者曾說「記憶體是產業的稻米」，那時，記憶體是一個既需要技術、也需要資金的產業，它被當成日、美的國家型策略產業，而台灣的半導體晶圓代工模式，則還停留在產業大老的腦子裡、並不是主流。當年，台灣曾經非常想、也有機會發展記憶體產業，許多學人挾著實驗室剛申請的世界級專利，卻苦無資金進入生產階段，以至於發生多起韓國業者購買華裔科學家的記憶體技術，然後在市場上發揚光大的案例。只要翻看當年報紙對此事件的喧騰，就可以稍微體會，台灣對於記憶體產業的執念，以及後來會發展出晶圓代工模式的背景，其實全是因為相關人士的經驗教訓總結：台灣從沒有技不如人，而是在資金的取得上時不我與。

這也是1990年代，台灣半導體廠興起一波資本擴張的爆炸期，然後附帶讓所謂的「科技新貴」大量出現的背景之一。資金、產業規模，是產官界所極力關注的焦點，檯面上，大家異口同聲說台灣產業的發展模式強調中小型企業、靈活度，但是各種嘗試錯誤、壯志未酬的經驗卻又都顯示，台灣其實不斷的想要向南韓那種用旗艦型業者、明星產業來帶動相關產業發展的模式靠攏。

從50年前的石化業開始，歷經汽車、電子、設計，直到最近文創產業的「夢想家案」、生技產業「宇昌案」，都可看到，官方越來越傾向於將有限的政策資源集中在少數的業者、特定的產業項目，然後期望用這種模式拱起一個產業，然後藉由母雞帶小雞（專業術語叫「產業關連效應」）的方式，來帶動產業發展。直到1990年代中期，這樣的作法還有點隱諱，但是近幾年則是斧鑿痕跡越來越明顯。

官方很顯然的理解到，台灣並沒有支撐出少數幾個明星級企業的環境，在此情形下魯莽移植日本、南韓經驗注定是要碰壁，所以一直在摸索台灣版的操作模式，不同的產業有不同的操作模式。具體來看，目前官方對於記憶體與液晶顯示面板的操作就有不同之處，要說是因地制宜、不拘泥於傳統教條，似乎也言之成理。

而且，對於台灣的「2D產業」而言，眼前的機會是，歷經了去年311日本海嘯、「中國壟斷稀土資源」的全球性恐慌，以及泰國大洪水之後，業界的熱門話題將會是分散供應鍊。這也是外界覺得相關人士走在鋼索上，台灣業者、官方部門卻顯得胸有成竹的後盾。儘管，所有的科技業界在檯面上都強調技術的重要性，現實經驗所顯示的卻是，在決策的思維中，策略、業界的合縱連橫，扮演的角色更勝於技術。

但是，值得檢討的，不是政府、業界在這個過程中繳了多少學費、學了多少經驗，而是，我們想像中的南韓政府政策，是不是真的值得學習？台灣似乎只看到南韓的成果，而忽略了，南韓所付出的代價，比台灣更高。而這一點，將會是台灣產業界即將面臨的夢魘。

首先，菲律賓的外債數額依然龐大，傳統的債主除了國際貨幣基金，還有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美國與日本政府等等。根據菲律賓央行統計，2011年第三季仍有外債624億美元，比上一期增加約10億美元。自1986年至今，菲律賓的年度政府開支中，光償還外債利息者平均就達25％，若再計入償還本金則經常超過40％，遇償債高峰時每每引發財政危機。

再者，借貸情況是一回事，實際的權力關係則又是另一回事。在「金融交易計畫」中的出資並無法提高其發言權，形同將資金貢獻給由西方掌控的國際貨幣基金去操作。而更重要的另一種權力關係，則存在於階級之間；對於遭受國際貨幣基金緊縮政策威脅的民眾，或是長年飽受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壓迫的菲律賓人民來說，菲律賓的對外貸款都很難說是好事。
李亮／文字工作者

菲律賓央行於2月22日表示，菲律賓已經不再是國際貨幣基金（IMF）的債務國，反而搖身一變成為債權國，於去年參與國際貨幣基金的「金融交易計畫（FTP）」，透過貨幣互換的方式，向發生主權債務危機的歐元國家提供了2.515億美元的特別提款權（SDR）用於紓困，未來還可能擴大對國際貨幣基金的參與。

菲律賓的情況好轉固然值得高興，然而，像菲律賓這樣的發展中窮國，居然出資供歐洲的已開發國家紓困，形同國家之間的「劫貧濟富」，好不荒謬。

此外，更令人質疑的是，國際貨幣基金2009年為了援助歐元區，將其新借款安排（NAB）規模擴大為5,680億美元，雖然美國及其他G7國家仍是最大的出資者，但按區域劃分有31％的資金是來自東亞及東南亞國家，可是按規定這些出資全都與出資國在國際貨幣基金中的發言權無關。如今的國際貨幣基金總裁是歐洲人，目前即將改選的世界銀行行長恐怕也仍是美國人。發展中國家對於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的出資愈來愈多，在人事任命及規則制定上的權力地位卻依然沒有相應的提高，這是另一重荒謬。
王放／政治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