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應該不是一時的，而是，台灣正在成為國際社會中，在文化、政治上跟中國的對照組。這是個具有戰略意義的位置。

台灣並不是第一次擔當這樣的角色。冷戰時期，台灣就是作為資本主義民主的展示櫥窗，在西方世界的眼中，地位跟以色列、南韓並列，都是備受呵護的樣版。台灣的「出錘」，其實是丟資本主義的臉。也就是在這個背景下，美國在結束美援之前就做一系列的安排，目的是讓台灣在沒有美援的狀況下獨立自主，包括提早告知美援的終止日程，以及建議台灣朝向加工出口的模式發展，當年影響深遠的「十九點財經建議」，背後就有美方的意見存在，政治上的考量則是希望台灣在美援終止後能自立自強，不要再從東亞產生一個「美援無效」的案例。

台灣的經濟成長、民主制度，都是在向社會主義，甚至東方社會進行展示西方制度、文化的優越性。這是國家層級的戰略佈局。政界高層有國際政治運作的考量，商業界也並非完全無感。二次大戰結束後，西方的企業無暇耕耘日本市場，沒有積極地將西方式的商業制度、消費文化帶進日本市場，最後讓日本形成一個強固、跟西方消費品味形成一定區隔的內需市場，這堪稱是西方商界的痛腳。1980年代，學界大談「日本第一」、「日本崛起」時，那種急著理解日本消費文化、思維方式、管理制度的焦慮，背景其實是對於當年佈局失誤的懊悔。

所以，1979年中國的改革開放後，西方國家基於之前的經驗，就透過開放中國留學生名額、企業合作，甚至讓大學到中國設分校辦學等方式，透過各種管道，急著讓中國接受西方式的制度、思維方式。台灣在這股風潮下，曾經被晾在一旁長達十餘年以上。直到近年，中國大談「和平崛起」、「大國意識」時，西方才意識到，過去三十餘年的努力，其實並不足以讓中國與西方世界融合在一起。西方不能大幅改變中國，相對應的，中國能接受的西方理念仍然有限，甚至，中國人在這當中逐漸形成自己的一套作法。

近年中國與西方國家在國際場域的衝突，包括蘇丹的人道危機、匯率升值、智慧財產權等議題就反映了這種差距。對於西方人而言，中國越來越難以理解，他們有東方人的外觀、大量採用西方的商業、經濟制度，卻又不時的在重大議題上展現出截然不同的思考邏輯。對於西方的商界、政界而言，中國儘管自稱是社會主義國家，其實採行的是資本主義制度，只不過，中國的資本主義制度，與歐盟、日本、美國相比，卻自成一格，既難以理解，也很難找到施力點。中國就像一團霧，看得到卻摸不到，就像1970年代的日本一樣。

在這樣的脈絡下，台灣的策略位置逐漸浮現出來，「文化」會是接下來的一個主軸。台灣是作為一個講著中文、採行西式民主制度、容易與西方接軌，卻又有著文化素養、甚至創意不斷的形象而出線。這也是所謂的台灣自主性、自主意識，在現階段想要跟「中國意象」所進行的區隔。

台灣文化的特殊性，一直都存在，嚴格說來，並沒有太特殊，但是，小小的差異性要被提升到國際性的優越層次，就需要一點大環境氛圍的營造了。這次，將會有「國際友人」的加持，且讓我們拭目以讓自己都覺得害羞的待溢美之詞吧。

美國的鉅額貿易逆差代表所謂「全球失衡」，是美國官方解釋金融危機的遠因之一，並在此基礎上採取了出口倍增計畫、推動自由貿易協定、施壓中國提高人民幣匯率等政策。然而，隨著美國的經濟稍見復甦跡象，美國經濟又自動回到老路上，顯示美國的全球失衡導致危機論或者是胡說八道，或者早已積重難返。

另一方面，中國其實每年2月由於春節效應都會出現出口減少、進口增加的現象，本不足為奇，但今年幅度空前的大，反映出歐元區危機以及國際油價上漲對中國經濟的劇烈衝擊，可說金融危機的後座力正向中國襲來。更糟的是，提振內需口號喊了多年，儘管一些地區工資有所上漲，但中國整體工人工資占GDP比例依舊低迷。

由此反觀危機以來的種種調整政策，都似是隔靴搔癢。
李亮／文字工作者

由於美國經濟復甦漸上軌道，就業市場與民間消費的表現日趨良好，加上國際油價上漲等因素，美國的貿易逆差持續擴大，2011年逆差5,580億美元，2012年1月則比上月又成長了4.3%，達到525.7億美元，其中對中國的貿易逆差持續擴大，達到260.2億美元。貿易逆差的持續擴大，自然會再次加劇美中之間貿易摩擦，而更重要的是，此種中國出口、美國進口的全球失衡模式乃是促成金融危機的遠因之一，從美國目前的數據來看，美國人顯然甚麼教訓也沒有學到。

然而，如果對照中國的統計，則又是另一番情景。儘管中國對美國的出口仍在成長，但2012年2月中國卻出現了314億美元的巨額逆差，是1989年以來最大的單月逆差。與上述美國數據對照可知，逆差的原因不是來自美國市場出了甚麼問題，而是歐元市場以及全球油價上漲所致。另一方面，中國自2008年以來出現了工資上漲的強烈趨勢，國內的消費市場也迅速增長，中國政府也擴大對外開放、工業轉型升級等措施，相信內需的比重應能逐漸上升。

經濟模式轉型有了初步成果之後，緊接著便是政治體制的轉型。
王放／政治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