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幻象。因為，現實的經驗是，大型企業才是主流。美國的科技業是大型化的實踐者，製造業強調規模經濟、範疇經濟，金融業更是以規模作為政治影響力的後盾，所謂的「大到不能倒」，就是挾著政治影響力來違反市場規律。台灣業者頗為忌憚的三星，是南韓傾全國之力所培育的怪獸級企業集團；中國近幾年在西方大肆購併國外同行的業者，幾乎都有國家培植的背景。政策的主軸如此，企業的運作實務也幾乎是以大型為發展目標，矽谷等地的新創公司，幾乎都以上市籌資作為成長的動力，目的就是要快速取得規模的優勢，罕有業者自甘以中小型為發展目標。

所謂的「重視中小企業」只是政治語言，有其政治需求的背景。美國需要中小企業來紓解失業率，以及緩和貧富差距擴大、中產階級衰退的疑慮。中國則是需要中小型企業的創業潮，來沖淡前一波以國有、大型企業來帶動經濟成長的「國進民退」印象。儘管同一個「中小企業」的名詞，在不同的國家有不同定義，美國的中小企業放在東亞，大概會被歸類到中大型企業的範圍當中，但是，放在政治語言的脈絡來看，「中小企業」的基本指涉其實是要對照所謂的大型企業，至於細部的定義其實無關宏旨。

中小企業常常被冠上許多正面描述的辭令，例如靈活、彈性、有創造力。但是，從以往的台灣經驗來看，這些特性即使存在，也只是「果」，而不是「因」。台灣業主並非看上這些「優異特性」，而自甘採取中小型的經營模式。實際的情形是反過來的：台灣的企業發展有瓶頸、限制，在小規模經營的背景下，為了生存而發展出「靈活」等特性，它是不得已之下的求生之道。

台灣的企業其實一直都明白這一點。中小型業者在與國外大型業者合作、接單的經驗中，屢屢感受到中小企業其實是作為大型業者，在不景氣時轉嫁經營風險的對象，中小企業有生存上的難處。於是，1990年代，台灣的企業興起一波籌資潮，特別是電子、科技產業，就是因為從實際的運作經驗中感受到中小型企業的發展有侷限性：靈活有餘、持久力不足。那時，許多國外的研究、媒體報導都觀察到，台灣中小型業者的經營策略就是快速的切入一個半成熟的領域，然後在產品、技術研發取得快速的進展，一旦產業開始發展成熟，需要持久的投入時，台灣廠商卻因為人才、資金的深度不足，只能選擇淡出，去尋找另一個揮灑的領域。在這樣的環境下，中小企業就像是游擊隊，但是商業環境卻是一個需要耐力的戰場，游擊隊守不住陣地，只能選擇退出，或是想辦法讓自己蛻變成能打正規戰的部隊。

然後，台灣的科技業者花了將近20年的時間，來改變這一切，付出的代價頗多，從產業結構到組織、文化，幾乎是一個徹底的改造。直到今日，都還有許多地方仍未轉變過來，而這個轉型是不可逆的，台灣目前的企業組織早已不適合中小型企業的運作，處於轉型中途的業者也幾乎沒有重走中小型規模的意願，只有新創的企業才有可能將中小型視為一個發展的中間過程。

從政策的實際運作，到業界的現實，中小企業都只是作為產業發展的中間過程，它只有政策的象徵意義。

回到國內，經濟部調漲油、電價格的相關說詞也沒甚麼改變，天真依舊，其中之一就是以促進節約能源來護衛油、電漲價政策，就連部分環保團體也有類似說法。這在學理上雖不為錯，但實際上，由於油、電的直接消費在民眾的總支出中所佔比例不高，花大錢買了車、買了冷氣機的人士也不可能因為油電價格稍有調漲就不再使用；想靠油價刺激民眾節能，恐怕油價要漲上天才行。真要節能，應該直接從改進技術、提高節能標準、限縮耗能產業等著手，而這卻是政府做得最糟的部分。
李亮／文字工作者

由於伊朗局勢緊張，刺激國際油價上漲。由於台灣能源皆依賴進口，政府擬調漲油電價格以避免中油、台電虧損倒閉，引發社會爭議。政府的說法是，這並非漲價，只是回歸正常的市場機制。殊不知，台灣的油品市場根本就不是、也不可能是一般的市場，所謂回歸市場機制乃是推卸責任的說法。

首先，台灣油品市場是奇特的寡占市場，其中一家是國營的中油，一家是特許的台塑。因為沒有正常的市場機能，所以中油有高得嚇人的人事成本，經營效率無法提升導致大量虧損，而政府卻始終不加以解決，卻每每以中油虧損為由要漲價，此乃卸責之一。

其次，油價每次調漲，台塑便跟著得利，國內國外油價差距大，台塑還常年大量外銷賺取暴利。台塑之所以能取得此種寡占利益，完全是因為特許經營所致，既然是公權力特許，課徵特別的稅賦本就理所當然，但政府卻每每以於法無據為由拒絕對台塑課徵暴利稅，此乃卸責之二。

事實上，油價上漲本身並不足懼，因為油價開支在民眾的總開支中只佔一小部分。怕的是其他物價連帶上漲，造成通貨膨脹，使目前懸殊的所得分配繼續惡化。
王放／政治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