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一旦誤判，就無法補救。支持死刑的朋友們問得好：死刑是極刑，法官與被告無冤無仇，一定特別慎重，怎麼可能會誤判？

蘇建和案，盧正案，徐自強案，邱和順案；這些可疑冤案相關論證已多。這裡我要講的不是這些熟悉的名字；我要提兩個新鮮的名字：林瓊嘉與薛爾毅。

林瓊嘉，現任律師，以前曾經是法官。他於三月十一日投書聯合報，那篇文章一開頭便說：「筆者當法官時，曾自認求其生而不可得，乃判處死刑；但多年後，卻發現錯失被告生機。」

他判錯了！一個罪不至死的人，被林瓊嘉判了死刑，死掉了。

五月五日的聯合報，薛爾毅，一位退休的法官，寫了一篇投書。他說：「我做了幾十年法官，辦刑事審判的時間長，很正常，一定會碰到判死刑的案件。當然，我也在中學時期讀過歐陽修的《瀧岡阡表》，其中『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做法官者，焉有不知之理？不過我要發驚人之語，我寫死刑判決書時，根本沒有求其生的念頭，用一句火星文：犯罪犯得實在太『超過』了，都是非死不可的，我沒有想到其他。」

壯哉斯言！《瀧岡阡表》讀過是讀過，但是臨到判死刑的時候，則丟在腦後。這正是我在拙文「殺戮的艱難」裡說的，「有時候正是因為案子很大，大家都希望看到有人為之付出代價，於是證據法則、無罪推定，反而鬆懈了。這時候，誰被帶進法庭，誰倒楣。」

有人認為「廢除死刑」是一個太過理想的主張。其實剛好相反，支持死刑，才是一個太過理想、罔顧現實的主張。刑事訴訟法第二條規定，「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就該管案件，應於被告有利及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意思是要求法官、檢察官要秉公處理，不是一心與被告為敵，而要公正地把對被告有利與不利的因素，都納入考量。但那只是「理想」。薛爾毅的坦白—「根本沒有求其生的念頭」、「我沒有想到其他」，才是「現實」。

林瓊嘉與薛爾毅的投書裡，透露出他們的熱血，他們的慈悲情懷，他們的理性思考。我不覺得他們是壞人或者壞法官。只是，支持死刑的朋友們相信法官是神，然而他們不是。他們也是凡人。他們是凡人裡頭，具備相當學識素養，品行端正之人；但是，他們也會犯錯。

最近讀到很喜歡的書，是《園長夫人》。黛安艾克曼擅長以詩意語言處理複雜的題材，《園長夫人》讀起來引人入勝，彷彿這個好故事早已渾然天成地，由歷史上的真實人物寫好了，只等著作家畫龍點睛，整個故事就可以騰空飛起。

波蘭的華沙動物園，在二次世界大戰時，一切都反過來了。納粹對於「品種」一向有高度興趣，除了要「淨化」雅利安人的血統以外，對於珍禽異獸的培育也是其中一部分，所以華沙動物園裡的珍貴動物，早已經被德國人掠奪了，獸欄裡空盪盪的。波蘭人祕密醞釀起義，總有一天要趕走納粹壞蛋；同時波蘭人也同情境內的猶太人，因為他們受到更殘酷恐怖的待遇。正直善良的園長參與了波蘭的地下軍，正直善良的園長夫人，則負起窩藏猶太人的重責大任。

情形空前混亂。園長夫人對動物有一種直觀式的親近，好像她可以用念力跟動物溝通似的，家裡原本就有各類動物進出走動，獸以人名。當猶太人悄悄地進駐空下來的獸欄，祕密就瀰漫在空氣中，有話不能直說，得用代號，人以獸名。於是住在大象欄舍裡的就是大象，住在老虎區的當然是老虎；吃飯時間到了，動物園長一家人便語氣平淡的分配工作：「你記得去餵獅子喔。」「還有要餵孔雀。」

園長的兒子叫作雷斯，意思是「山貓」。一日，雉雞園裡來了兩個地下反抗軍，雷斯去送飯，自我介紹：「我叫雷斯。」對方以為他以「山貓」為代號，便回答：「我是雉雞。」雷斯說：「我真的叫雷斯。」對方雖然只是青少年，但已是訓練有素的地下工作者，口風很緊，很認真的說：「我今天真的就只是雉雞！」

園長一家雖然是稍有資源的波蘭人，但在納粹統治下，仍然是伴君如伴虎，隨時有被嚴懲的可能。最讓我動容的是，在那個時候任誰都知道世道艱險，而惡劣的環境容易使得人心也變得粗礪堅硬，但是園長夫人卻洋溢著溫暖慈愛。那是真正的戰鬥，如何抵抗敵意浸潤到心裡，如何在飽受折磨之後，維持心的柔軟。

2010年只過了三分之一，肅殺之氣已經淹過了喉嚨，我們得踮起腳尖才能勉強讓頭高過水面，而嚴寒已經使我們周身冰涼。在2010年，「慈悲」是用來罵人的話，意思是你假慈悲；「清高」的意思是「沽名釣譽」，「有愛心」的意思是愛心用錯地方，「高尚」的意思是假道學；「寬容」引來詛咒，「理想」引來訕笑。所有以前被重視的美德，現在都伴隨著唇邊的一抹不屑。這時候讀《園長夫人》，不禁又想起我在《愛的自由式》裡引用過的一句話：「每個人的心裡都藏著祕密。最好的事情是和藹可親。」

◎本文轉載自2010-05-07 聯合報